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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之初的1913年，是媒体多灾多难的一年。西安国民新闻社被二十一团团长王英砸馆，江西参议员郭同、李国珍起诉北京《民主报》“损害名誉”，广东《新醒报》也被当地警方勒令停刊。 这里单说说《新醒报》被停刊的事。《新醒报》是因应民国创建而开张的一家新媒体，1912年秋出刊。按照《申报》的报道，广东报界动辄受政界干涉，自辛亥革命以来，已经有多家报纸被警厅勒令停版，所以一般言论家多有戒心，只有《新醒报》最为敢言，“其中多能文之士与不得志之徒，且无甚资本，故敢直言而不忌。”该报有一栏目，名叫“车大炮”，专门对官员进行冷嘲热讽，因此最为政界所咬牙切齿。 1913年2月28日，针对此前广东发生警兵由女侦探引导，到海通轮船查烟，后来被英国人干涉这桩事，《新醒报》发表一篇《外交家传谐文》，以虚构文体进行挖苦。该文称，“自称外交未尝失败之某厅长”（指警察厅长陈景华），好用女侦探，结果被外交家借用，最终被外国人厌恶，几至闹出重大外交案，被媒体报道后，当事人才急忙宣布没有所谓的女侦探。 “车大炮”栏目配合着发表了一篇评论，内称警察厅长陈景华最喜欢向外宣布警察侦破案件的成绩，但对于外交各案，却少有登报。陈景华说，对于外交无一事失败，这句话可信么？非常可信，最不失败的是“汕头日人围殴巡警”一案——这当然是讽刺，以当时列强在华的强硬姿态，日本人围殴巡警后，中国大抵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这个报道出街后，警察厅即致函新醒报，表示这篇文章掉弄谱文，只图嘲笑，对维持警政的人并不公平，以后如果还有这等言论发表，勿怪本厅予以停版处分。这算是警告了。但《新醒报》并不信邪，第二天（3月1日），他们径直发表《警厅来函之不当论说》一文，对警厅进行批驳。当日，警察厅又来函说：今后本厅事宜，果有办理不当之处，可正言庄论，警厅也可借此纠正，如果再以编造谐文的方式进行嘲笑，那么本厅宁居野蛮之名，也不能任由贵报如此侮弄。 这之后，碰巧香港《华字报》刊登报道称，陈景华因海通轮船被侦探搜查一事，致函英领事说：本厅女侦探擅登贵轮查烟，殊不合例，已将她监禁，监禁期满即革退。一同查烟的三名巡士，也一律监禁。希见谅。 《新醒报》于是再接再厉，转载了此函，并加了一个标题——《陈景华外交之一斑》。编者按中说，陈景华此前请报界更正的函中，多次说“无女侦探名目”，本报已确信其无，可为什么给英领事的公函中，又发现此名目，本报记者非常不解，请还问之警厅。 “车大炮”栏目也开始品评道：侦探缉烟，时常发生在座友人无辜被逮，妄受监禁的事件，今天侦探反因缉烟被禁，真是自作自受，我知道被连累者听到此事一定连声称愿说：你也有今日！以前侦探查烟得到赏金，风流至极，现在何不照吸烟之例罚重款，使他们此前所得赏金尽数呕出？！ 这还不算完。第二天，“车大炮”又发声，为该报何以不用“正言庄论”进行批评做辩护，并不点名批评陈景华“小人欺世”，“自己露出马肘”，却不肯认错。进一步，该文还将其与晚清“浮躁官”做类比，认为是最差官员。 这篇评论刊发后，3月13日，广东警察厅即发布处分状，勒令停刊——那时停刊的权力不在新闻局或宣传部。在勒令停刊的处分中，警察厅认为《新醒报》倒乱事实、混淆观听、有意诋毁。《新醒报》不服，认为警察厅隶属内务司，警厅未奉内务司命令，擅自下令报纸停刊，是滥用职权。而且，警察厅也没有遵循另一途径，正式起诉该报即宣布停刊，是侵夺了司法独立权。《新醒报》提起上诉。 广东省报界公会也开始出面维权，发函质问警察厅：共和政体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民国成立后，未曾颁布报律，最近中央农林总长起诉《亚细亚报》一案，认前清报律为有效。贵厅长禁止该报发行，究竟适用何种法律？如仍按照中央认前清报律为有效，贵厅长所依据者为前清报律之第几条？ 《新醒报》停刊事件2个月后，1913年5月20日晨，北京还发生一起军警执法处派百余人搜查国光新闻馆的事件。搜查虽一无所获，但位于永光寺西街的国光新闻馆却因此停版三天，遭遇损失。众议院议员马小进因此联合邹鲁等人，领衔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认为共和政治时代竟有此不法行为，殊深骇异。他们引用临时约法的规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向政府发难，自是理直气壮。 民国初年报界的一个特点是，针砭时弊，不留情面，有时也暴露出不守新闻规范的短板，因此与公权力的摩擦时常发生。那个时代，每个进步分子的话语间都离不开“自由”二字，但在枪杆子面前，“自由”的抗辩，常常显得那么苍白。停刊也好，抄馆也好，最终揭示的道理其实只有一个：笔杆子的实力，终究比不上枪杆子。 @南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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