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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月雪花飞）十五年前我家门前曾经有棵树，那时这棵树的树皮已一块块地脱落了许多，树叶就是在多雨的夏季也不再碧绿。树干、树枝都是在努力地向上、展开。谁也没有用心伺候过它。家人只是偶尔在它的根部倒一些脏水。谁也没有对它花过多少心思。看得出来它渐渐老了，可在赤日炎炎的夏季在它的周围依然会有一大块荫凉，家人有时会坐在荫凉下边的石块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地说会儿话，抑或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些听来的想来的有趣的人或事，然后哈哈大笑一会儿。在冬季下雪的日子，我总是在到家的时候把车子放在树底下开门，因为只有那块地方没有被白雪覆盖。没有去过我家的朋友在村子里问路，有人会对他说，“进村儿了，看见门前有棵大树就到他家了。”有大树的地方就是我家，心里存在的这个念头一直延续了许多年。 有一天，它被一个串村买树的木匠买走了。刨树的时候家人谁也没有说出什么不舍的话。木匠把车子装得满满的，嘟嘟着开走了。 那棵树在门前的日子谁也没觉得它怎么好，只是心安理得应分该当地接受着它的满地荫凉。 “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把那棵树卖喽，多好的一棵树啊。”有一天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突然说。一下子别人都沉默。没有人接他的话。谁都知道他忽然想起了大树的种种好。他说了一句谁心里都有谁也没有说出来的话。 母亲走那年，是在四月份，在那个叶子刚刚长满树的时节。她走的时候和别家的老人走的时候一样，路上有哭声有嘀嘀哒哒的唢呐喇叭声，有花花绿绿的看上去惹人眼的花圈，当然还有一大片白走在灵车前面。 一个有雨淅沥的日子，女儿上学去了，和妻在屋里看电视。电视剧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当时看着看着有泪水就从眼里流出来。“又想你娘了？”妻看着我笑。我也笑了一下，擦一下眼泪。我没有回答妻子的话。我知道我确实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她头上的三个疙瘩。我不知道那三个疙瘩是什么时候在母亲头上长出来的，也不知道在母亲头上长了多少年。只是知道母亲走的时候头上长着三个疙瘩。“娘，你脑袋上怎么长个这个？”有一次，娘坐在炕上做针线活的时候我摸着她前额顶上一个光溜溜的疙瘩说。“没事。不要紧。”娘说。“剌了它去吧，磕碜劲儿。像个犄角。”我说。“我这么老了怕什么。还得花钱儿。”娘说。说的时候带着笑。“这是病？”我说。“你姥姥那会儿就有，可能以后还得出，不要紧。就是梳脑袋的时候有点儿绊栊梳。”娘说。她说的时候很平静，手里的针线活并没有停一下。我没有再说别的，像往常一样头枕着母亲的腿躺在炕上。后来母亲去世前的一个日子，姐姐在给她梳头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头顶部还有两个并不算小的疙瘩。 母亲去世后我和一位医生说起这件事，他告诉我，长在母亲头上的三个疙瘩，是粉瘤。在当时只需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剌掉。 我计算过，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在三十四岁，我记事的时候她才刚刚四十出头。可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年轻过，上下牙齿只有几个，也没有过许多黑发。吃饭的时候，大多是喝稀粥，如果放一点儿干粮在嘴里，她会嚼很长时间才能咽下。过早苍老的母亲很瘦，我小时候曾捏住她手腕部的肌肉往上拽过，那时连同肘部肉皮都被拽起。用皮包骨这样的词汇说当时的她是很贴切的，可她当时才四十几岁。 生下我的时候，母亲没有奶。当时刚刚收了麦子。生下我的第二天，母亲便用簸簯端了麦子到碾子上去碾。听人说，那时母亲推了一个月碾子。那时经济条件比现在差很多，可一般人家的妇女生产了，第一个月也不走出家门，不做体力劳动，就是怕以后身体落下病，谁都知道这时候得的疾病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所以刚刚生下孩子的女人这个月应该坐月子。像母亲这样的在村子里也只是仅有的几个之一。她还要在有限的粮食面前花心思做一家子愿意往下咽的饭和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我想这应该是后来母亲体弱多病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时，家里饥馑，男人们忙于生计。不像现在的妇女，婴儿一落地，一下子成了“老佛爷”。当然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女性地位的提高。这是好事。女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比男人辛苦的。 母亲生下过七个儿女，有一个没能活下来。这件事我是在母亲走后的日子听家人说的。我想这是母亲的伤痛，她是不会和谁说起的。 现在想起来，母亲没有穿过一件对襟褂子，穿在她身上的不管春不管夏还是秋冬。永远都是两件大襟褂子。其中一件深蓝色的穿得最多，其实也说不上有多蓝来，那蓝色褪得早已有了一层浅浅的白。夏天的时候，白天干活褂子上会留下许多汗渍。晚上她便脱下来洗一洗在屋里凉一凉，明天早晨便又穿在身上。后来她住院的时候，我曾经给她洗过那件衣服，我记得上边有几块补丁，究竟几块我当时忘了数一数。 一直到她去世，我也没有给她买过一件衣服，事实上我也就没有想起来过。她也从不对她的儿子张这样的嘴。一直到自己的女儿上了高中以后我才明白我这个儿子当得不合格。 “你的韭菜该浇了，我给你浇浇去吧。你这几天不结实就歇歇儿吧。”一天，我大嫂来到母亲面前放下肩上的铁锨说。“浇的时候在攘上点儿化肥，说话就卖得了。” 母亲感到大嫂的突然来到有点儿异常，她说的话母亲也感到诧异。可也没觉得什么。“那我给你拿化肥去。”母亲扶住门吃力地站起来。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她就有哮喘病。 “不用了，你坐着，你坐着。”大嫂说。她一反常态，显得格外殷勤。“我去吧，在哪儿？” “棚子里哩，我耶咧个儿买来的。”母亲说。 “我知道，我耶咧个儿在街里看见你来着。”大嫂说。她脸上带着笑，是讨好的那种。 大嫂拎着化肥走了，走的时候看上去挺高兴，只是有些匆忙。 又过了两天，傍晚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你大嫂前天给咱们把韭菜浇了，我买了点儿化肥她也给抓上了。这会儿我觉着卖得了。你先到园子里割去吧，我有点儿事一会儿再去。” “等你好点了再说吧。”我说。 “好了，没事了。”母亲说话的时候身体往下沉，看上去有点儿吃力。 我把刀子草绳放在小推车上，去了。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回来了。“娘，咱们的韭菜就没有浇。我大哥哥他们的浇了，畦边上还有没有化的化肥。你上当了。”我气坏了。 母亲低着头没说话。 “我找她去。”我的气更大了，声音也更大了。 “去什么去，屋里呆着去。”母亲说话的声音很小，伴随着不断的咳嗽。可很坚决。 我一屁股坐在小推车儿上。 “她是你嫂。咱们是一家子。”母亲看着我说。她的呼吸更加粗重。 随后我看见母亲转过头去好像在擦眼泪。 后来，没有听谁说起过这件事。 我的高中上的是寄宿制学校。在一个周六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和几个同学觉得实在是没得玩了，于是便蹬上自行车回家了。夏季的公路有满满的绿荫，这样的路途就像按装着一个长长的空调给人的是清爽舒适和畅快。一路上几个同学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海阔天空。半个小时的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到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的光景了。母亲没在家，打听老乡有人说在村边我家的棉花地里看见她唻。我去了那块地，远远地我看见地里的棉花长得非常好。叶子肥而厚，桃儿个大并稠密。“娘。”我站在地边叫道。“哎，在这儿哩。”我看见母亲用双手分开棉枝答应着。“娘，咱这棉花长得真好。”我说着走到她跟前。“刚到家吧，在学校吃饭唻呗？”母亲低下头收拾着棉花。“吃了，玩了一道儿，这会儿还饱饱的哩。”因为晌午饭几个同学在一起改善了改善。我说话的时候兴高采烈。“你几点来的？晌午歇了会儿呗？”我问母亲。“我早青儿来的。”娘说。我一时愕然。“那你还没有吃饭哩吧？”我问道。“吃饭找什么急。”母亲说。“那你也得吃饭哪？走咱回家吧？”我劝着母亲。“你看这股子活怎么回家，回家再回来得少干多少活。”母亲说。 我现在已想不起后来和母亲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母亲和我说话得时候总是低着头掰去棉枝上面多余的嫩芽和疯杈。 现在我想当时我站在那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棉花地里，看着眼前体弱多病瘦小枯干汗水把头发粘在额头粘在脸颊的母亲，我是不是想起了自己一路上的欢声笑语和中午时分咽下的美味，如果想起了，是不是感到羞愧感到自责有眼泪要落下来？ 门前有大树的日子，地上总有一块荫凉。而我却是在失去母亲后的日子里才想起心里面那些曾经的荫凉。 拓展阅读： 左手记忆，右手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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