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明铧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的1913年初夏，芜湖海关来了一位年轻的监督潘赞化。芜湖商界为了欢迎新来的监督，特地为他设宴接风，并从怡春院招来知名歌姬张玉良佐觞。
从此，张玉良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从风月场所走向了艺术殿堂。这一年张玉良十八岁，潘赞化二十八岁。这个歌姬就是从扬州广储门走向巴黎凯旋门的扬州女儿，亦称潘玉良，或者潘张玉良。
在那百年之后，我们重新沿着张玉良在国内的踪迹，去追寻这位被誉为“画魂”的旅法女艺术家的风鬟雾鬓，为她立传，也为她招魂。
合肥·安庆：张玉良遗物的归宿之地
2013年之夏，以炎炎烈日和漫漫酷暑留存在扬州人的记忆中。
7月16日一早起来，便浑身汗湿，但我们一行还是按照事先约定，冒着热浪与骄阳，驱车前往合肥，因为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着最丰富的张玉良画作。
到了合肥才知道，安徽省博物馆有新旧两处馆址，张玉良藏画在金寨路的旧馆。怀着期待的心情登楼，第一次看到一尊张玉良的塑像和那么多张玉良的原作。藏画有油画、彩墨、素描与雕塑分三个厅展出，内容最多的自然是女人体，这也是张玉良最喜爱的题材。她所画的女人体，据说有一部分是以自己为模特的，其实这类画并不多。她的笔下有中国女子，也有外国女子，画面特别突出女性的臀部与腿部，别有一种健硕之美。张玉良旅法四十载，作画六千幅，获奖数十次，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她的女人体作品。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对女人体为何具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是不是意味着对道学传统的彻底叛逆？
一直耳闻却无缘目睹的张玉良为张大千先生精心雕塑的全身像，也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的玻璃罩里。张玉良比张大千大四岁，因为两人都姓张，所以张大千称张玉良大姐。张大千名爰，别号大千居士，四川内江人，与张玉良相交三十余年。抗战前夕，张玉良所绘男人体油画在南京展出时遭侮，张大千特作《墨荷图》相赠，寓有“出淤泥而不染”之意。张玉良迁居巴黎后，张大千于1956年赴巴黎举办画展，姐弟重逢，把酒甚欢。张大千对张玉良的国画《豢猫图》评价极高，欣然题词：“宋人最重写生，体会物情物理，传神写照，栩栩如生。元明以来，但从纸上讨生活，是以每况愈下，有清三百年更无进者。今观玉良大家写其所豢猫，温婉如生，用笔用墨为国画正脉，尤可佩也。丙申五月既望，大千弟张爰题。”随即作《白莲图》，赠张玉良。此后，两人又同在伦敦、台北举办画展，并合作《梅竹图》，传为佳话。张玉良两次为张大千塑像。第一次雕塑张大千铜质头像，张大千十分满意，但法国规定艺术品不得出国。后来张玉良重塑张大千全身像，死后与遗物一起运回国内，就是陈列于安徽省博物馆的这尊塑像。
张玉良能够成为艺术家，离不开她的知遇恩人潘赞化。潘赞化晚年生活在安庆，于是我们离开合肥前往安庆。在美丽的菱湖岸边小住一宿，夜里梦见张玉良在向我挥手。托她的福，次日一早如愿拜访了《画魂》作者石楠和潘赞化嫡孙潘忠玉。石家住在宏兴花园某幢七楼，家中虽然拥挤，文人气息颇浓。石楠已是一位温婉的老太，忆起当年游历扬州的印象，护城河与广储门均历历在目。在石家，我第一次看到《画魂》的版本有十几种之多。“画魂”称号流布之广，不能不归功于石楠。潘忠玉现在是安庆颇有成就的企业家，很忙，不时要接电话，但还是向我们介绍了他爷爷潘赞化及潘家后人的情况。我这才知道，张玉良的绝大部分遗物都在安徽省博物馆，潘家只有很少一点东西，分别藏在潘家第三代人手中。
桐城·芜湖：张玉良命运的转折关头
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没有潘赞化，便没有张玉良。因为潘赞化的提携，才有张玉良的成名。潘忠玉告诉我们，潘赞化的青年时代是在桐城度过的，潘家故里就在桐城乡下潘家楼。虽然张玉良没有来过桐城，但是桐城仍是关系张玉良一生命运的重要地方。两百年前，这里曾出现过方苞、姚鼐、刘大櫆等名闻遐迩的桐城派，对扬州文坛影响甚巨。潘赞化也正是受了桐城派的熏陶，才有超出常人的儒雅之气，敢与风尘女子结为秦晋之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桐城的文气隐隐决定了张玉良游丝般的薄命。
7月17日到桐城时已是下午，先寻找潘赞化曾经生活过的老西门。老西门并不难找，但到那里一看，才知道是一条被现代化遗忘了的老街。破败的砖墙，杂生的野草，偶或有一座门楣高大的老屋，当年应门庭若市，如今却门可罗雀。乱石铺街，行人稀少，何处是潘赞化先生曾经居住的地方？幸而有热心人，每当我们问起潘赞化，他便反问：“是娶了画魂张玉良的潘先生吗？”在路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老西门南头的一处老宅，现在的主人姓梅，是一位桐城耆宿。他家正是潘赞化当年住过的地方。主人非常热情，谈了很多潘张传奇，并指着小院里的高墙说：“这是潘赞化住在这里时就有的老墙，还是老样子。”
潘张结缘的地方是在芜湖。为了寻找潘张传奇的起点，我们得赶到芜湖。
1908年，张玉良十四岁，舅舅带她到外地谋生，说是去干刺绣的活儿。张玉良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学过刺绣，便随舅舅从瓜洲坐船来到芜湖。没有料到，到了芜湖，舅舅竟以两百大洋的价钱，把她卖给了怡春院的李妈妈，张玉良从此沦落风尘。她打算逃跑，但很快发现怡春院竟是插翅难逃的地狱，李妈妈就是地狱里的阎罗。怡春院里有一帮年龄相仿的姐妹，张玉良被迫整天和她们一起习唱词曲，学弹琵琶。这种皮肉生涯一直捱到1913年初夏，芜湖海关来了一个年轻的潘监督为止。
一路高速，风驰电掣，车到芜湖时依然骄阳似火。芜湖本是长江边上的码头，舟车繁忙，物流麇集，现在已是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市。我们本想寻找张玉良当年堕入火坑的青楼旧址，但在这新楼林立的江城寻觅这样的过时地方已是毫无希望。经过百般周折，终于找到潘赞化曾任监督的芜湖老海关。在夕阳和树木的掩映之下，这座位于大江东岸历经沧桑的民国建筑显得庄重而神秘。
就在这座老海关的一角，伫立着两尊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塑，一坐一立，一男一女，一是潘赞化，一是张玉良。这是我在安徽见到的第二尊张玉良塑像。
上海·渔阳里：
张玉良求艺的启航港湾
2013年7月24日，我们再次冒着高温，寻找张玉良开始求学的地方——上海滩。1920年，上海美专举办师生联合画展，师生都拿出自己最得意的画作参展。张玉良拿出的是一幅名叫《裸女》的作品，一时轰动全校。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瞩目张玉良挑战的性格和独立的精神。
先寻找乍浦路八号，这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原址，也是张玉良最初学画的地方。上海美专在近代史上曾因校长刘海粟是“艺术叛徒”而激起波澜，因教学用女模托儿引起“风化事件”而震惊社会，也因女学生张玉良的一幅惊世骇俗的《裸女》速写而轰动全校。可惜到乍浦路时才发现，八号老房子刚刚被拆除，只留下空空一片工地，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校址旁边优美的乍浦路拱形桥，依旧横跨在黄浦江上，当年张玉良和她的老师同学都从这座近代名桥上走过。
潘赞化与张玉良新婚不久，就双双离开芜湖，乘船前往上海。张玉良本来以为在沪上小住，不料潘赞化已在渔阳里安置住宅，让张玉良常住，而他自己又返回芜湖。原来，潘赞化是想让玉良脱离芜湖那个环境。张玉良在上海寓所结识了两位重要的邻居，一是美术教育家洪野先生，一是政治活动家陈独秀先生。张玉良看洪野作画看得如痴如醉，洪野见她酷爱绘画，便收她为徒，从而成为她学画的启蒙老师。1918年，张玉良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她的专业成绩很好，却因为曾是妓女而名落孙山。此事为校长刘海粟所知，刘校长挥笔在榜上题写了“张玉良”三个字，张玉良得以跨入艺术殿堂。
既然上海美专已经夷为平地，我们就去寻找张玉良住过的渔阳里。
渔阳里是淮海中路上的一处弄堂，民国洋楼，前后数进，全是红砖砌成。这里曾是共青团的早期驻地，设有展览馆。展览馆最里面一间，是陈独秀寓所。当年张玉良就是在这里结识洪野和陈独秀的。陈独秀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与潘赞化是同乡。陈独秀得知潘赞化与张玉良的事情之后，以新青年的新观念，公开支持两人的婚姻。陈独秀帮助潘赞化租下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自己隔壁的房子，亲自布置新婚宴席，担当潘张的主婚人。又积极建议潘赞化送张玉良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使她从此走上艺术道路。陈独秀两次为张玉良作品题字，其中一次写道：“余识玉良女士二十余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奖掖之情，溢于言表。
渔阳里保存得很好，依然是张玉良住在这里时的风貌。可以说，渔阳里是张玉良艺术之舟启航的港湾，也是张玉良幸遇洪野、刘海粟、陈独秀等伯乐的福地。
南京·梅庵：张玉良去国的最后驿站
2013年8月5日，我们又一次顶着烈日到古城金陵，寻访张玉良曾经任教的原国立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也是民国大学中系科最全、规模最大的大学。1930年夏，三十五岁的张玉良应旅法同学徐悲鸿先生之邀，到中大教育学院艺术科任教，同时兼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西画导师。其间她与徐悲鸿一起率学生赴北平、天津参观。她的油画《我之家庭》也作于这一时期，描绘了她所向往的家庭生活。她还率领学生到扬州瘦西湖写生，以满腔深情创作了《瘦西湖之晨》，家乡在她的心中永远是美丽的。张玉良在南京先后举办四次个人画展，直至1937年再度赴欧，再也没有重返国门。
东南大学是张玉良在国内生活的最后一站，也是我们寻找张玉良国内踪迹的最后一程。张玉良任教过的中央大学旧址很快就找到了，没想到的是，张玉良当年从事教学的梅庵还在，举办画展的图书馆还在，漫步其下的六朝松还在。来到梅庵，安谧沉静依旧，可惜张玉良教学的课堂物是人非，她的声音再也不会在这里重新响起。步入图书馆大楼，石阶白璧犹存，只是张玉良的画作已经不见，到处显得空旷而使人怅然。走近六朝松，老干虬枝如昨，但是张玉良的身影已邈，她在埃菲尔铁塔下的思乡梦永远成空。
东南大学的朋友说，寻找张玉良，还有三个地方非去不可。一是距离梅庵不远的石婆婆巷。石婆婆巷是中央大学的教工宿舍所在，张玉良任教中大时暂寓在此。于是步行十分钟，来到一个老巷口，墙上赫然写着“石婆婆巷”。巷道比扬州小巷要阔，左边重建了新楼，右边还是老房子。我们当然不可能找到张玉良在石婆婆巷的寓所，只想重走张玉良走过的路而已。
再一个地方是徐悲鸿故居。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与张玉良是江苏同乡，又是留法同学。在远离故乡的塞纳河畔，两人互相关照，结下同窗友谊。徐悲鸿与张玉良画风不同，但对艺术一样虔诚。他们在上海时曾与画家陈抱一组织默社，并在江湾陈家开设绘画研究所，指导人体写生。徐悲鸿任教中央大学时，邀请张玉良前来任教，这也是张玉良在国内任教过的最高学府。上世纪三十年代，徐悲鸿在傅厚岗买下两亩荒地，建成一栋西式二层小楼，客厅、餐厅、卧室、画室、书房、浴房，一应俱全，还有个小小的庭园。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徐悲鸿拟将新居取名“危巢”，但夫人反对，只好作罢。我们去时，故居不开放，只能远远望见蓊郁树木中的楼房一角，当年张玉良应该来过。
还有一处是南京艺术学院内的上海美专永锡堂门楼复原物。一进南艺，果然看到我们在上海没能见到的上海美专门楼，系为纪念刘海粟而复建，因为刘海粟后来担任了南京艺术学院院长。门楼旁边是上海美专前辈的雕塑群像，他们多是张玉良的恩师。
在近代美术史上，刘海粟和徐悲鸿有着几十年难分难解的恩怨，但他们对于张玉良都非常友善。张玉良在去国的最后一段时期，一边是刘海粟校长的盛情，一边是徐悲鸿同学的美意，只得每周往返于沪宁之间教学。
张玉良的故居在扬州广储门街32号，这里后来成为扬州文化研究所。我在此工作三十年之久，常常想呐喊的一句话是：玉良，魂兮归来！现在广储门头终于要建立张玉良纪念馆了，“画魂”终于可以归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