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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就是凶恶的集团犯罪场所》--当年日本随军记者小俉行男 “这太残酷了”——到上海的第一天就遇上“砍头” “这太残酷了……” 我第一次见到一座死城。它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战争的激烈和可怖。但这仅仅是战争的一斑，到上海一看，使我受到几倍乃至几十倍于此的震惊。 我到达上海是南京陷落不久的1938年1月13日。当时我尚未结婚，25岁。 从陆军省一得到“随军执照”，第二天晨报第一版就刊登了我和摄影师船越的照片及一则增派两名记者的通告。其中这样报道：华北方面军南下，华中派遣军开始北上，到处都翻滚着同中国军队决战的风云，因此决定派遣两名特派员。上面决定派船越去北京，我去上海。出发时，正力松太郎社长到东京车站送行。 船越去釜山，我从长崎乘联络船长崎丸去上海，临别约定“南北两军会师时再见”。 长崎丸从长江驶进黄浦江，到达日本邮船在上海停泊的淮山码头。战火已经熄灭，但从杨树浦往闸北去时，所见都是整街整街的瓦砾，没有一个人的影子。这是日本陆战队同中国的精锐部队经过战史上罕见的数月殊死拼杀所留下的痕迹。双方的炮火把砖瓦建筑物炸得粉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其上弹痕累累。 连结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陆战队本部和黄浦江岸码头的一条道路——北四川路上竖着密密麻麻的墓碑。 光是死守这条道路就丧失了千百条生命！《读卖新闻》分社位于一片废墟的角落——点着少数几盏点灯的虹口侧面（上海公共租界日军警备地段）。我在挂着英国国旗的派司公寓卸下了行装。 一到分社，我头脑中所描绘的理想战场就成了泡影。分社一共有四个房间，除了办公室，食堂，还有特派员的寝室。说是寝室，连一张床都没有。就地铺上一条毯子就算是床了。我刚和衣躺下，一个联络员脸色吓人地跑了进来。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悄悄地对我说起刚才看见砍头的事。日本宪兵在这座公寓附近的小公园里绑了5个中国人，砍了他们的头。“日本刀真快呀！把手绑在后面，让他们跪下，刀蘸了水往下一落，咔嚓一声，脑袋就离开身体飞到空中，在三尺多元的地方掉了下来。脖腔里喷水似地涌出三股鲜血，然后渐渐变弱，没有头的身体咕咚栽了下去。现在大概还在杀呢” 真令人毛骨悚然！ “那些人随身带着什么武器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仅仅怀疑他们是间谍。” 在这里，被认为可疑的中国人，一点儿也不经过认真的调查，当然也没有什么裁决，只凭现场的宪兵军官一个命令就被砍头了。以后，这种暴行不断有所见闻。日军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就把许多的无辜的中国人简单地那样“处理”了。 “这太残酷了……” 我喃喃自语。我感到以前所想象的战场情形彻底崩溃了。 我们在报社，应该说对战争情况要比一般人知道的详细，然而这么残酷的事却从来没有传到东京。只要处在东京，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被“圣战”这种词藻所欺骗。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人类互相残杀的战场当然不会是神圣的，但人们每天听到的就是什么“化作护国神鬼而牺牲”，什么“活在永恒的大义中”，什么“为了东洋和平之圣战”……战场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神圣”的。“为国捐躯”，“为民族献身”——当时的日本人都会认为战场就是如此庄重的地方。 然而到现场一看，所谓的战场实际就是日军“理所当然”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恐怖场所。 一个日本人，日军的随军记者，能够说出事实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足见其良心未泯！ 一林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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