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美国大学听讲座的老太太□石毓智 在2011年2月9日，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举办的一场讲座，演讲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教授。在这场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是，演讲将要开始之前，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了，因年事已高，头都无法直起来，但还是坚持听完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我们所见的追星族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而且都是歌星、影星，然而一个90多岁的追星族追的是学术明星，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多见。 上面讲的这位美国老人，并不是个别现象，斯坦福的很多学术会议都能见到类似的场景。 2010年的秋季这一学期，斯坦福大学的统计学系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纪念科普作家马丁·加德纳。参加的有大学生、研究生和教授，还有从附近社区来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十几岁的中学生。大家都从各自的成长过程来怀念这位作家对自己的影响。 这种纪念活动没有人组织观众，参加者完全是自愿自发的。很难想象国内某个高校举办任何一个种类的学术活动，会有这样的不同背景和年龄相差这么大的人自觉自愿去参加。 再补充一个Donald Knuth教授讲座中的一个花絮。Donald Knuth教授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元老，他的工作对计算机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算法分析之父”，得过几乎所有计算机行业的大奖。 听这个讲座时，我坐在第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的牙都掉光了。老太太似乎有点儿老年糊涂，在讲座中间，她大声地吆喝：“声音大一点儿！声音大一点儿！”我想，讲者有扩音器，整个大厅堂的人都没提意见，老太太坐在第一排还听不清楚，很可能是自己的耳朵已经背了。这种小细节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常老百姓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些高尖人才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在斯坦福旁听的课中，有五门课的老师年龄都在70岁以上。其中信息论课的老师，手都打颤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了，满头银丝，可能有80岁了。讲到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是真正的“终身”，你只要自己不说退休，没有人逼你，可以一直干下去。 有不少教授选择70岁上下退休，主要是为了把自己从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特别是可以自由出国搞科研。 前边说到的“算法分析之父”Donald Knuth教授，他今年已经73岁了，刚刚出版两本大部头著作，一本是《编程技巧》，另一本是《趣味与游戏编程》。工程学院授予他“斯坦福工程科学家英雄”，并于2011年5月12日请他回来作一次讲座，在这次讲座中他讲了两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写作完这两本书，如同完成了一次心灵与时代的对话”。如对学术执着不够，对人生的感悟不深，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要说Knuth教授早就功成名就，有花不完的钱，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他还孜孜不倦地在自己的学术领域耕耘着。 这些人一辈子把生命都放在学术活动中去，他们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好之”、“乐之”的境界，这样的国家，能不出大师吗？ Knuth教授还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严肃的研究之余，可以做些有趣轻松的东西。所说的“寓教于乐”，这是针对学生的，“寓研于乐”，这是针对学者的。 西方学者不仅善于从严肃到轻松的转换，而且也能把轻松的上升为严肃的。概率论就是从赌博开始发展起来的。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开设了两门课，一是“围棋中的数学”，二是“打结的数学”。像下围棋、打毛衣这类活动，咱们远远比美国普及，而且水平也高，然而没有听说谁在研究这里面的数学问题，更不知谁会把这搬到大学的数学课堂上来。 把学术看得过于严肃，带来两个负面的效果：一是体验不到做科学的乐趣，二是不容易从游乐活动中悟出科学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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