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政治主张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掌权之后怎么办？只有无政府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旨在消解这个问题。在中文语境里，无政府主义和其他非正统而又以“主义”为名的事物一样，天然散发着某种边缘和模糊的危险气息。这种气息显然不是来自现实的威胁，而是思想上的不安。后者又是一连串误读的产物。中国人对无政府的恐惧根深蒂固，正如有人把随地吐痰也称为无政府主义：这类误读一方面出自传统，另一方面，显然是恐吓的结果。
实际上，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光谱如此宽泛，以至于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与之有部分重合。这让人在总结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本特色时，不免颇费踌躇。几年前我曾和吴强兄谈及这个话题，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价值在于使人对权力的替代性幻想免疫。这真是当头棒喝。当时我正困惑于身边五年一次、类似周期性癔症的社会气氛。尽管民间俗语对这种气氛也不无刻画——比如“皇帝不急太监急”，但大抵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毕竟不能像社会科学那样，给出如此有穿透力的断语。
无政府主义虽然不是当今政治的主流，但其实践形式，经演化成各种社会运动的形态，潜伏在制度化政治的表皮底下，偶尔还会浮出水面，如1960年代末席卷欧美的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在文化上的影响不用多说，西方艺术的所有方面几乎都因此改头换面，即便是政治、商业和科技领域，也普遍渗入——反过来可以说是收买——了学生运动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在此可举三个人为例，其中两个人是混血:
白人和阿拉伯人的混血儿，后来成了商品拜物教的新教主，而非洲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乔布斯和奥巴马的出生时间在学生运动发生之前，乔布斯的母亲是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生，奥巴马的母亲是夏威夷大学的本科生。跨种族恋情和未婚先孕使她们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她们坚持生下了孩子。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念中演化出嬉皮士文化，持续了两代人，甚至更久。乔布斯和奥巴马上大学的时候，学生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但他们的行为举止仍然带有嬉皮士的风味，只是叛逆的成分较少，时髦的成分居多。这种轻度的无政府主义品位很容易与主流社会达成默契。相比之下，约瑟夫·博伊斯的经历和观念更复杂，其无政府主义活动看上去也“有害”得多。
（资料图：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5.12-1986.1.23）。图片来源于网络。）
约瑟夫·博伊斯生于1921年，年龄上应算是乔布斯和奥巴马的父辈。他曾加入纳粹青年团，二战中参加德军空军，任领航员，后来在克里米亚地区遭苏军击落。伤愈后，他并没有退役，而是加入了更加危险的空降兵部队。战前的博伊斯，仅是个业余的博物学家和带有浪漫情调的人类学爱好者，他后来那些晦涩但相当激进的观念，显然更多是来自战争中的经历。
他在战后过着旋风般的生活，无论是艺术还是政治主张，都表现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取向：民主、自治、反对现行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
1946年，博伊斯进入杜尔塞多夫艺术学院学习雕塑，1953年毕业后，职业和感情都不顺利，一度有自杀倾向。在赞助人凡·格林腾兄弟的保护下度过这段艰难时期之后，博伊斯日渐发展出含混、抽象和象征主义的个人风格。1961年，他进入母校任教，并于1967年成立了德国学生党，这成为他1971年被大学开除的导火索。1970年代，博伊斯以知名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创办了德国绿党并出任发言人。绿党——这个色彩鲜明的名称正是博伊斯命名的，但他后来因政见不合被该党解除职务，排除在联邦议员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之外。朋友和党内同志们纷纷说他的政治理念不切实际。这个不合时宜的人1986年死于荷兰时，我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全民公决实现直接民主组织”，卡塞尔文献展上与观众的对话，博伊斯，1972年）
能够用文字陈述的是博伊斯的政治活动，用语言翻译博伊斯的艺术实践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他的作品带有随机性。博伊斯的部分作品据说已经被中国藏家收藏，藏品正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展品中包括大量现成品（详细信息可见编年体的展览图录《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博伊斯在照片、酒瓶、海报和商标上写字、签名，援引《资本论》，在巴塞尔栽7000棵橡树，就像马塞尔·杜尚在小便器上签名——如果不把它们和当时的社会观念和博伊斯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如果不把它们和博伊斯创作时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这些作品就毫无价值。
（“没有玫瑰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博伊斯作品，1972年）
（“在卡塞尔栽7000棵树”，博伊斯作品，1982-1987年）
去中央美院美术馆参观的路上，我经过一处门脸不大的单位，门口挂着派出所的白色牌子。因为有朋友住在这个派出所的辖区内，这个门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心中都横亘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异样感。所谓如鲠在喉，大概正是如此。中央美院的展厅宽敞明亮，展品丰富，布展也很专业，展厅门口还有一个高级食品的推广台，一个漂亮的姑娘穿着蓝色低胸长裙，歪着头在那里玩手机——如果不是派出所那块小小的、白底黑字、毫无个性的单位门牌，博伊斯这个人、他的作品、政治观念连同这个展览，在我的经验中也许会更妥帖——尽管不无讽刺，如今却显得颇为古怪，甚至有点滑稽。
展览名为“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但没有如鲠在喉的经验，就难以理解“博伊斯在中国”的社会性何在——充其量只能说博伊斯来到了北京。因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品来到中国办展。在北京或上海某个明亮宽敞的展厅里，策展人或多或少地致力于把作品从它们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为展品贴上艺术史的标签，以凸显其学术性。但艺术史怎样才能消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胃疼的问题。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