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泽雷克所出地毯
巴泽雷克冻土墓葬群，发掘于1949年，属公元前5-4世纪。其中5号墓所出武士、黄斑鹿纹毯。毯用红、黄、绿等颜色织制，图案由中心到外缘呈环状布列，毯心为二十四个方格，其外再饰黄斑鹿，再隔一道后再饰骑马武士。
巴泽雷克所出栽绒毯
墓室中壁毯张挂情况
5号墓中与此并出还有壁挂，在面积约30平方米的大幅白毡上缝以彩色的织物补花——条饰和二排同样的女神像，女神坐于神座上，手持圣树，前为骑士。壁挂的基架为圆木做成的框子，圆木上刻有凹槽，以便装上长竿，作为支撑。饰有女神和骑士的一块得以保存，而饰有凤凰和拟人怪兽的一块，只存部分残片。壁挂上方伫立着四只以毡缝制的天鹅。
诺音乌拉所出毡毯
诺音乌拉古墓群所出的毡毯。纹样为格里芬与驯鹿和牦牛之间的格斗，造型古朴，毛毯边缘饰以杯纹绫绮。毡毯之上有十字、战斧和圣树等亚述-古波斯特色的图案。十字纹来自哈拉夫等文化，而战斧是西亚和希腊各民族的崇拜物，圣树纹则是苏美尔-巴比伦和波斯等古老文化的重要纹样。毡毯缘饰绫绮，此与东汉马融在《樗蒲赋》中所说：“素毡紫罽，出于西邻，缘以缋绣，紩以绮纹”差相仿佛。
毛织物为我国古代先民的重要衣着原料，早在原始社会即已出现。在文献中，毛织品被称为褐、斜褐、绒褐、罽（jì）、绒锦、氍毹（qú shū）。哈密的五堡和焉布拉克、鄯善的苏贝希、吐鲁番的艾丁湖、和静的察吾乎沟、且末的扎衮鲁克、若羌的楼兰和米兰、民丰的尼雅、于田的克里雅和屋于来克、洛浦的山普拉、巴楚的托库孜萨来、尉犁营盘等墓葬和遗址中都发现过大量的毛织物。
尼雅遗址所出织毯用的打纬工具
尼雅东汉夫妻合葬墓棺内发现了栽绒组织的地毯，其经线由驼、白本色毛加捻后两股合并而成，捻度大，直径约0.8-1.2毫米。绒纬俗称绒头，是用稍微加捻的两股彩色毛合并而成，直径约3毫米。组织法是经线和地纬相交称平纹基础组织，绒线缠绕在相邻的两根经线上（俗称拴扣），再将绒头拉紧、剪断，形成一种垂挂在织物前面的缨穗，然后交织六根地纬，再载绒，如此循环。尼雅遗址中，发现了织毯用的打纬工具——木手（俗称耙子）。据此可知当时的织毯法是将经线绷直在架子上，使用绞轴，把单双经分开，形成“开口”，以便于拴扣、穿纬和打纬。
英人格立卡路易斯谈到栽绒毯时指出：“看起来首创这种地毯法的是中国人。”在以织制地毯闻名于世的新疆和田地区，至今仍流传着洛浦县人那克西万试验织制地毯和羊毛染色的传说。像嫘祖被尊为养蚕缫丝的创始人一样，那克西万被尊为地毯之神。
——贾应逸：《略谈尼雅遗址出土的毛织物》
人马武士像壁挂，原为墓主裤腿
人马，右为梁老师所摄庞贝古城壁画
贾应逸等人曾对扎滚鲁克、山普拉所出毛织品做过样品检验分析，其结果为：有同质毛，也有异质毛；既有新疆当地产的绵羊毛，也有少量的安哥拉山羊毛。但羊毛品种并不完全等同于羊毛织品的产地，如山普拉墓地所出的彩色条纹栽绒毯，使用被国际学术界认为创于波斯的“8”字扣法，但其羊毛则是新疆当地产地巴楚羊毛。
山普拉马人武士像壁挂所用的毛具有安哥拉山羊的特征。从其缂织技法：多戗织、织物表面的裂纹多呈锯齿状，不勾缂边饰等技艺；图案内容为希腊神话传说；人物肌肉快快凸起；头裹圈带，手持长矛等具有古代中亚风格，其当产自中亚地区。羊毛样品检验结论与之一致。
——贾应逸等：《新疆扎滚鲁克、山普拉墓群出土(西周至东汉)毛织品的鉴定》
营盘墓地所出狮纹栽绒毯
狮纹栽绒毯，覆盖于彩棺外。长方形，四边残损，残长312、宽178厘米。地经为单根白、棕两色羊毛合股线，地纬由七根白、棕色混纺线组成一道并股的粗纬线。平织，单面栽绒，绒头绕一根经线旋转一周，两端垂挂于前，绒头残长1.5-2厘米，平均每10厘米纵向14排结扣，横向32个。毛毯以大红、深黄、中黄、橘黄、绿、草绿、藏青、湖蓝、浅蓝、粉红、深棕、白色等色栽绒显花。主体纹饰为一伏卧的雄狮。狮纹外长方形框内填织马蹄形图案，其外是残缺不全的缘边，残存几何形图案。
——《新疆尉犁营盘墓地15号墓发掘简报》
营盘墓地所出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
厄洛斯，右为梁老师所摄庞贝古城马赛克
营盘墓地所出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长约110厘米，营盘15号墓出土。袍以红地对人兽树纹罽为面，淡黄色绢为里。表里两面花纹相同，颜色各异。表面以红色为地黄色显花。纹样为古希腊罗马波斯两种文化交融的艺术特征。由红黄两色经纬同时织出平纹组织，经密14×2根/厘米，纬密44×2根/厘米
藏经洞所出绢画树下说法图中坐于毡毯上的信女
藏经洞所出文书降魔变相中坐于毡毯上的外道
敦煌壁画中立于花氈上的供养人
敦煌地区的毛织物主要为褐、氊等，其主要用途是供人御寒防潮和衣着穿戴。敦煌地区的褐，品种众多，见于《丙子年四月十七日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的就有白细褐、白昌褐、白斜褐、散花褐、红斜褐、碧褐、红褐、白褐、碧昌褐、昌褐、桃花斜褐、紫斜褐、白桃花昌褐、淡青斜褐、白红昌褐、斜淡青褐、紫昌褐等十八种之多；而见于《辛酉年十一月二十日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的则有白粗褐、紫斜褐、白细褐、紫褐、绯斜褐、白斜褐、紫粗褐、绯褐、白褐、淡粗碧褐、白昌褐、绯绫褐、碧褐、花褐、淡斜褐、碧粗褐、桃花斜褐、细紫褐、绯粗褐、紫斜褐、黑斜褐、桃花褐、绯细褐等二十三种。
敦煌地区的氈，其品种花色也较丰富，见于《大唐咸通四年癸未岁（863）敦煌所管十六寺和三所禅窟以及抄录毡氊数目》的就有绯治（织）氈、青花氈、五色花氈、新方氈、新夹氈、袟氈、黑氈、褥氈。见于《年代不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的则有五色新花氈、旧花氈、汉擀白方氈、旧白方氈、黑方氈、青圆黑氈、白绣氈、红绣氈、花氈、白氈、条氈、黑羖羊毛氈等。另外，还有大花氈、大黄花氈、于阗花氈等目。
正仓院藏的花氈
唐代氈毯实物，所幸正仓院所藏可窥其一二。北仓150花氈，长250、宽127厘米。氈为白色的山羊毛制成，再在白地氈上染以深浅不同的蓝、绿、褐等色。此物为大陆舶来品，即自唐朝携归。花氈中部作后世所谓的“喜相逢”纹样，两只衔枝鸟呈180度对称相向而飞，四周布以流云、山石、草木。布局疏朗、用色清雅。
北仓150大唐宝花氈局部，长275、宽139厘米。氈为白色的山羊毛制成，再在白地氈上染以深浅不同的蓝、绿、褐等色。此物为大陆舶来品，即自唐朝携回。
浙江兰溪北宋墓所出棉毯，此为现今所知最早之棉毯
关于棉布，早期文献作白叠，又作帛叠、白氎、緤。《史记?货殖列传》：“榻布皮革千石。”集解曰：“榻布，白叠也。”索隐曰：“有九真郡布，名曰白叠。”正义云：“白叠，木绵所织，非中国有也。”《后汉书?西南夷传》：“知染采文绣，罽缀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 《梁书?高昌国》：“多草木，草实章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新唐书?高昌》：“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又，《周书》载波斯“又出…绫、锦、白疊、毼、氍毹…”《隋书?康国传》谓其王“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地出产有“氍毹、锦、叠”。
尼雅、楼兰先后出过大量佉卢文简牍，至今未见有与植棉或棉织物有关的内容和语词。这些文书的时代约当魏晋（3世纪中至4世纪中）之间，可作为棉织品非当地生产之佐证。能够确切证明新疆地区植棉的最早记载当推《梁书·高昌传》，而最早记录棉织物的记载见于《宋书·蛮夷传》“呵罗单国”条。在吐鲁番文书中，与棉布有关的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是柔然永康十七年（482）所写的《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帐》，残存账目17项，有棉布有关的8项，最多一项达40匹，文书中作“緤” 。
关于棉花，法国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提及棉花有两种不同种类，一种是草本的（草棉），从西域引种，在中亚地区极为古老，至少从1、2世纪的东汉起就很有名；另一种是乔木类的（木棉），宋时从南海传入。从8世纪起，后者在中国得到广泛种植。
西方学者大都从其母语中的棉花如英语之cotton、法语之coton、意大利语之cotone、西班牙语之algodon等均来自阿拉伯语katan、kutum、kutu、qutu或alqutun，因而将棉花之原产地拟为阿拉伯，实则上述所举阿拉伯语之katan，原指纤维织物，而alqutun就含棉、毛。不过这也表明将棉织物传入欧洲的应是阿拉伯人。
棉及棉织物在我国南方古代大都称“吉贝”，而在北方则名“白叠”，都是梵语的音译。吉贝是梵语Karpasi(或karpasa)的音译，白叠是梵语bhardvdji的音译。中国古代棉种及其织物最初都从古印度传入。关于棉布早期的称呼“白氎”，夏德（Hirth）认为即突厥语pakhta，意为棉花；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说来自波斯语dib，意为棉缎；藤田丰八则认为此词乃是巴利语patāka的音译，意为棉布。
日本藏蒙元时代毯子
蒙元时代的用毯情况，《大元毡罽工物记》中有详载。如泰定元年十二月一日议英宗皇帝影堂所用物依仁宗皇帝影堂之数造赴青塔寺输纳成造“剪绒花毯五扇，总计折方尺二千六百三十六尺七寸。正殿地毯一，长三十三尺五寸，阔十八尺二寸，折方尺六百九十六尺。前殿地毯四，折方尺二千二十七尺”。其后开列用物“净羊毛一千五百八十二斤……”；又，至治三年十二月五日北平王影堂诸物依世祖皇帝影堂制从新为之，计料绘图成造，收成造“毯十五扇，总积方尺三千四百五十九尺。前殿三扇：正身一扇，长三十八尺，阔二十四尺。西耳房二扇，各长二十三尺，阔一十三尺。后殿一扇，长五十尺，阔二十二尺五寸。柱廊一扇，长二十八尺，阔一十八尺。杂用铺陈毯一十扇，各长八尺，各阔四尺。白毯帘一扇，长一十尺，阔七尺。”用物“青白羊毛三千五百一十一斤……”；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