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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常德人物群的成因

2013-10-28  文山书院
□俞鸿钧 周波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整整一百周年了。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意识现代化的闸门。

  一百年前,在这一结束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历史的革命斗争中,常德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武昌起义和保卫首义成果,以及各省的光复斗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常德志士的身影,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群体形成。他们或是政治人物,或是军事人物,或为核心,或为中坚,出色地担当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群体,常德辛亥革命人物在数量上凸显出比较明显的优势,其事迹足以影响那场革命的多达23人,按照籍贯划分:武陵区4人,鼎城区4人,桃源4人,临澧2人,石门4人,澧县5人。上述23人,有2人(宋教仁、蒋翊武)被列入“辛亥百杰公示”名单,约占1%。有10人被列入215个“辛亥革命有影响人物”名单,约占5%。有2人葬于岳麓山辛亥风云人物墓葬群。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发行过两套辛亥革命纪念邮票,每套3枚,宋教仁是其中“辛亥革命著名人物”之一。

  按照在革命中各自所担当的任务划分,辛亥革命常德人物群中:政治类12人,军事类11人;按照武昌起义爆发时所处的地域划分,则处于中心有10人,处于外围者有13人。

  为什么这一时期常德能够产生如此众多的高素质人才呢?原因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为常德人才的兴起提供了精神上的渊源。

  常德位于湘西北,南通长沙,北连荆襄,受到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双重影响,造就了常德人英勇、果敢、智慧、经世致用的爱国情操。

  常德东临八百里洞庭,古属云梦泽,又有屈原沧浪行吟,宋玉贬谪九澧,荆楚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在沅澧大地上代代相传。常德赛龙舟祭奠屈原的习俗在唐朝即已非常隆重。对于贬谪至封地的宋玉,常德人也充满同情和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在乡土意识的集结下酝酿,演化为近代仁人志士追求理想,舍生取义的实践,“救亡爱国”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在王朝版图上,湖南湖北同属湖广行省,两湖自古为一体,交通不便的古代,有不少士子会选择经宜昌入荆襄,到武昌学习、应试。“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常德的有识之士不乏爱国热情,在国家危亡的时刻,自然奋起自救,掀起革命浪潮。

  不同于荆楚地区偏重于精神上的忧国忧民,常德人勇于任事,用斗争赢得革命成功;有别于湘南志士“霸蛮”硬拼的血气,常德人懂得适时变通,以智谋减少流血牺牲。有一个小故事,1908年前,同盟会在国内领导的几次起义,屡遭失败。恰此时,江苏藩台瑞澂丧偶,托人选美续弦。宋教仁得知此消息,通过在瑞澂身边作账房的同盟会员,将一位江南美女嫁给瑞澂作如夫人。这位姓廖名克玉的夫人,其实是同盟会安插在藩台大人身边通风报信的人。说来也巧,自此瑞澂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湖广总督,坐镇武昌,直辖湖南湖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瑞澂惊慌失措,召亲信紧急磋商。有人主张“坚守待援”,有人提出外出避险。瑞澂正拿不定主意,廖夫人劝其离开,才决定往兵舰上躲避。总督出逃,群龙无首,驻军撤离,才使得武昌起义能够如此顺利取得成功。

  经济的繁荣、教育的昌盛为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湖广熟,天下足”,这是南方富庶的美称。常德襟江带湖,位于洞庭湖平原,素有“天下粮仓”、“鱼米之乡”的美誉。早在6000多年前,澧水流域的先民就会种植水稻,并以此为主食。在这片清水洹洹,沃野千里的湘北大地上,稻、茶、油、豆、棉、木、鱼类出产较多,物产丰富。特别是康熙年间,清政府减轻赋税,提倡筑垸围垦,常德水稻生产有较大发展,成为著名产米区之一,汉寿沧港是全省三大米市之一。至迟在唐代,就相当发达,交易繁荣,是湘西巨镇。明代常德城更有“富强甲湖南”之称。

  “仓廪实而知礼节”,丰衣足食的常德人重视教育,致力培养人才。民众自发自办私塾。清道光二十年(1840),常德城市每坊衢约一所私塾,农村每乡或村一所私塾。当时,安乡县有私塾1130余所,在校学子2000余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龙阳县(今汉寿县)在推行“新式教育”后,仍有私塾250所,学子7000余人。还有不少义学,供贫苦家庭的孩子接受教育。而官办的书院也为数不少。清末,常德境内共有书院13所,如漳江、龙池、德山、朗江、道水等,名师汇集,人才辈出。桃源漳江书院瞿方梅任山长时,阐发黄宗羲《原君》之民主大义,以开民智,成就甚众。宋教仁、覃振、胡瑛等皆其高徒,誉称“桃源三杰”。

  常德南与益阳交界,水路经沅水入湘江可抵省会长沙。在近代湖南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湖湘文化经世、爱国的内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特定的导向作用。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是清王朝改革的重要省份,巡抚陈宝箴大力支持变法改革,新式学堂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洋务运动的舆论宣传阵地,同时也为中国近代革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一时期,湖湘文化不仅给常德志士带来了经世致用的人生哲学,更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带来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启蒙。

  1902年,常德知府朱其懿和被罢官在家的维新人士熊希龄,在常德城内北门玛瑙巷创办湖南公立西路师范讲习所,第二年改为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开创沅江、澧水流域师范教育,也是湘西北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堂,在全省三路师范学校中(其余有长沙的中路师范学堂、衡阳的南路师范学堂),它也是发起最早的。第二年,知府朱其懿又创办府立官办常德中学堂,为西路师范的附中。新式学堂取消各种象征君权、礼教的牌位,废止祭祀,忠君的观念逐步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代替,同时出国留学也成为热潮。由于广大学生有机会广泛接触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所以办学以兴实业,读书以救危亡,成为常德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新学风的熏陶,仅常德城的新式学堂就走出了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武昌起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培育了数位像宋教仁、覃振、林伯渠这样的民主革命家。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陆交通为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传播与革命斗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沅水给常德带来了天然的便利,历史上,整个湘西北、湘西南学子去京城、武昌读书,都要经过常德,当年凤凰的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无不从这里出入。新学堂兴办,湘西二十八州县共建一所师范学堂——西路师范学堂,设在常德,湘西子弟绝大多数要来常德读书。

  依托在沅水独特的区位优势,进可深入湖南内陆,外可通江达海,交通便利,易于接收外界信息,常德成为近代湘西社会文化变革的思想阵地。以西路师范为中心的新式学堂是常德辛亥人才革命思想形成的大本营,宋教仁、覃振等是民主革命思想的先驱。1903年底,身为常德中学堂学生的覃振即在常德朗江图书馆开幕大会上慷慨陈词,发表革命救国演说,驳斥官绅忠君护清思想。当局以其鼓励造反为由将其开除学籍,覃散发传单,宣传革命,轰动全城。

  由于交通条件较好,1906年,常德被辟为“寄地港”,允许西方列强的轮船开展运输业务。交通的发展不但带来了帝国主义更直接的侵略,也带来了东京、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开始在常德更加直接、广泛地传播。当时,西路师范附近有一家启智书局,专门贩卖香港、上海等地出版的新书。西路师范的学生经常课余群集于书局门口,阅读书籍、交流感悟,并在僻静之所集会、讨论时事。为做好进步青年的思想工作,刘复基、蒋翊武又在校外祗园寺设立湘西革命机关,存放各种排满革命之书报,如《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浙江潮》等,秘密进行民主革命思想宣传。

  沅江南下长沙,北通武昌,桃源、常德、益阳都在一线上,常德革命志士早期活动都是通过沅江往返。1900年,自立军起事,常德为左路军,由桃源人陈犹龙统领(陈同时负责汉口总会机关军务),以发行“富有票”为掩护发展会员。在此前,杨吉陔在武陵县河袱主盟发展接纳宋教仁、胡瑛、覃振等为富有山堂会员。常德的水陆交通便利,易于进出,对会党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起事时便于及时响应。而这些“会党”成员,在革命时期,大多数成为革命党人,参加了湖北、湖南,以及常德本地的革命活动。(其实湖南革命党人大都是一批“会党通”,不少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谭人凤、刘复基等人都参加过会党,因而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会党,一般采取设外围组织的方式进行。华兴会刚成立,便在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所谓“同仇会”实指共同仇恨清廷之意,“同仇会”基本上把湖南20多万会众联合起来了。)

  1904年,华兴会成立,准备趁慈禧过寿之时举事。宋教仁负责筹措资金,频繁往返于常、长两地。并在沅江上联络刘复基等,嘱刘负责常德事宜。

  沅澧水利水患的长期斗争塑造了常德人团结、顽强、认真的意志品质。

  常德与水相伴,趋舟楫之利,同时也深受江湖之患。与洪水作斗争,成为常德人与生俱来的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每逢夏季,大雨不止,洪水暴涨,堤垸溃决。此时,四里八乡,家家户户精壮劳力都会被征调或自觉走上堤垸参加抗洪抢险。无论乡绅贵族还是贫民百姓,年富力壮还是老弱妇孺,皆以抗洪保卫家园为最大惟一目标,摒弃纷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洪水退后又自强不息,团结奋斗,重建家园。这种千百年来由共抗水患而形成的精神,使得常德人在革命的潮流中积极改造自然和社会,具有勇于争当先锋,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先精神。

  在这种精神熏陶之下,常德人无论在家奋斗还是出门在外,都讲团结、识大局,往往会形成一个个以某个著名人物为核心,其他同志戮力协助的集团力量。以宋教仁为例,他在漳江书院读书时,周围就已团结了一批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有识之士,比如他在漳江书院的同学胡瑛、覃振等,并且三人还于1899年同时入会党参加自立军起事。刘复基亦是闻其大名,有意结交。1904年,华兴会准备发动全省反清起义,宋教仁来常德筹备,发展刘复基、蒋翊武、胡瑛、梅景鸿等人加入华兴会,刘、蒋等随即积极协助筹措起义事项。起义失败后,刘、梅不顾被清廷抓捕、学校开除的危险,设法筹集盘费,密租小船一只,送宋教仁逃离常德,转赴日本。在日本,宋教仁忙于同盟会事宜,也没怠于发展会员之事,林伯渠、刘复基即在此时被介绍加入同盟会。桃源同乡李星次、李和卿兄弟更是大力相助。可以说,在宋教仁的引领下,刘复基、蒋翊武走上了革命道路,而蒋、刘二人又聚集和带动了黄贞元、梅景鸿、杨载雄、龚霞初等人。在核心人物的指导之下,从自立军起事到武昌首义,常德辛亥人才群呈现出层层递进、不断拓展的趋势。

  辛亥革命是19世纪的世界、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常德由沅江边的一个小城镇,到如今人口600多万,城区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公路、铁路、航空运输齐全,工、农、商、贸并进,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居于全省前列。这是常德儿女共同努力的成果。那些为了今天的成就而牺牲、奋斗过的英雄们,常德人民从来不曾忘却。常德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城市。屈原公园、渔父阁、渔父中学、抗战纪念牌坊、抗洪纪念碑……这一处处场馆,是常德人民为了纪念英雄而特地建造的,每逢重大节日,都会组织群众、学生集体前往参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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