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这位大唐名相，千古第一谋臣，尽管在历史长河中享有“千秋万岁名”，但却生逢乱世，备经丧乱，仕途坎坷，在46岁以前受尽了命运之神的无情捉弄。为了实现自己济世安民的凌云壮志，他被一双看不见的巨手推来搡去，曾经身不由己地六易其主。

由于父亲去世较早，自己又不善于经营生业，所以魏征一直过着孤贫的生活。但他胸怀大志，勤奋读书，学得满腹经纶，希望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但不管他如何努力，一直时乖运蹇。38岁时魏征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在第一个主人元宝藏军中掌管文书；不久，被河南瓦岗军首领李密召为参军掌记室，主管军中文书。此间曾向李密捉过不少建议，但都未被采纳，参加义军仅一年时间，魏征就随因军事失败而降唐的李密来到长安；对第三个主人唐高祖李渊，魏征审时度势，认为他很有前途，于是积极求取仕进，自请前往山东地区招降瓦岗军旧部归唐，就在他圆满完成任务，准备回长安时，不料风云突变，他成了河北起义军窦建德的俘虏，并担任中书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当秦王李世民打败窦建德，魏征又当了大唐的俘虏，历经艰险，作了东宫李建成的太子冼马；玄武门兵变后，才跟上第六个主人李世民。综观魏征的跳槽过程，大起大落，险象环生，古今罕见，如果让现代人去选择的话，也会视为畏途不寒而栗。如此频繁地“跳槽”，不少人认为魏征随波逐流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缺乏文人应有的操守。果真如此吗?

还是让魏征自已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当魏征被李世民作为俘虏押回长安后，李渊在朝堂上当着众文武的面审问魏征，因为他太没有气节了。魏征没有丝毫怯懦害怕，而是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气得李渊质问他:“忠义之士，宁死不降，朕不怪你兵败被俘，但你为窦建德做事，即是背叛大唐。你还敢狡辩?”你猜魏征怎么说，“征虽为战俘，却没为窦建德做任何背叛大唐之事，臣也是在窦建德答应此要求后，才肯在他那里委身至今。”李世民马上反驳，说魏征曾献屯田恳植之策，使窦建德如虎添翼。魏征正色道:“臣不敢苟同将军之见，民为国家之本，大唐天下波及四海，臣提出屯田垦植之策，受益的是百姓，富庶的是国家，两军对阵，百姓无辜，岂能因兵戈之争而置百姓于水火?圣上向以爱惜民生而受万民敬仰，即便夏王军队因此受益，但直正受益的是黎民苍生。所以，臣以为，不是臣为窦建德做事，而是臣通过窦建德为百姓做事。”其实，当李世民与窦建德在军事上相持不下时，魏征有一围魏救赵之汁(让窦建德派一奇兵，昼夜兼程，奇袭兵力空虚的长安，李世民势必回兵相救，唐夏相争胜负就难以预料)，因怕妨碍国家统一，让百姓重受战乱之苦而没有献出。当他把此计一说，连李世民郁倒抽一口冷气，因为此计一出，天下鹿死谁手，确未可知。魏征以其赤胆忠心和聪明才智终于逢凶化吉，重新赢得了唐王朝的信任。

为社稷着想，为百姓做事，正是魏征济世安民理想的最高准则，因乎此，他才能六易其主而不怨天尤人，始终保持为民做事的朴素心态，看似无气节，实乃天地间最高尚的气节，看似不忠不义，实乃人世间最纯朴的大忠大义。而主宰着中国历史的官方信条是“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此话听起来天经地义，似乎为它“守节”的文人代不乏人。君不见，战国未期屈原高吟着“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而自投汨罗江，忠的是那腐烂发霉的楚王国；君不见，南宋末年文天祥兵败被俘，用绝笔自赞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而志在必死，忠的是昏聩腐败的南宋小朝廷。我无意贬低两位贤哲的民族气节，更非鼓励人们对侵略卑恭屈膝，只是为他们看不清历史发展趋势一味愚忠而惋借。正是这种简单狭隘的道德思维定式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发展进程相冲突才导致了他们穷途末路的悲剧命运，这怎不让我壮怀激烈扼腕长叹呢？当然，魏证的做法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一般士人嘴边常挂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它不是见异思迁，更不是骨质松软，而是在随缘自适中达到安常处顺，不忠于一家一姓，而忠于社稷苍生。正是由于魏征突破了古代士人实现理想的两种传统模式， 才使其行为难以为一般人所别解。但唯其如此，才奠定了他千古第一谏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