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疾恶如仇，他要扫除一切通往他的理想国道路上的障碍。他的严刑峻法不仅施用于一般官员，即使是他的亲属犯法，他同样不会饶过。没有亲疏之别，没有等级之分。在他眼里，法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的至亲、驸马欧阳伦因为动用公家车辆走私茶叶，破坏了茶马之法，被他断然处死。朱元璋认为，他所赏赐的官职、爵位，不是用来作威作福的，他们应该为大明朝的长治久安接受法律的约束。
驸马欧阳伦案发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驸马，他凭着自己的势力派手下的人出去走私。他走私的是茶叶。当时，只有中原地区才产茶叶，而像西番、青海、西藏这些地区的人，他们吃牛羊肉需要内陆的茶叶。明朝为了控制西番，就规定严格禁止茶叶走私。茶叶作为战略物资，由官府控制，用来交换西番地区的马匹。你给我马，我给你茶叶，既实施了控制，又得到了马匹、加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朱元璋规定：任何人不得走私茶叶。但欧阳伦怂恿家人走私茶叶，他们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征用地方车辆，非法闯关。如果地方官员伺候得不好，还对地方官连打带骂。地方官不堪忍受，告到朱元璋那儿，朱元璋大怒，说：“我才行一法，你欧阳伦就要带头破坏吗？”朱元璋不管什么皇亲国戚，把欧阳伦抓来杀了。他为了什么？为了朱家的江山长治久安。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她是高皇后马氏生的女儿，是朱元璋最亲的人，欧阳伦则是朱元璋的亲女婿。马皇后只生了两个女儿，安庆公主是其中之一。朱元璋要杀欧阳伦，公主也不能救。他为了治理国家，为了建立一个有纪律、有效率、廉洁的政府和官员队伍，以法夺情，不惜大义灭亲。
朱元璋重典治国，一时间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因而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然而，面对吏治败坏的顽疾，也只有施用猛药才能收到些许功效。这足以令后人深思了。
由于朱元璋以重典治国，当时的官员都惴惴不安。早晨去上朝前就要跟家里告别，说今天走了还不一定回得来。晚上回到家里来，就对老婆说一句，哎哟，又过了一天，明天还不知能不能活着回来。可以说，当时百官是人人自危。
朱元璋重典治国也引来了不少批评。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上书，批评朱元璋 “用刑太繁”。他说：“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已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他又说：“窃见数年以来，诛杀亦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劝不明，善恶无别，议贤、议能之法既废，人不自励，而为善者怠也。”他希望能够区别善恶，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官员上进。也就是说，要求道德规范与刑罚并举。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学士解缙上了封万言书，说道：“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除根翦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他对朱元璋的批评，与平遥县学训导叶伯巨并无二致。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在当时的局面下，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朱元璋对百官的基本要求是洁己爱民，在他的整治之下，明初官僚队伍的整体面貌大大改观。朱元璋并不希望他的子孙还使用重典，而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百姓也不使用重典。两百年之后，当明朝官僚队伍的腐败失去控制时，人们又开始怀念这位以重典治国的皇帝，希望借重朱元璋的雷霆万钧之力，再次开辟出一个清明世界来。
朱元璋惩贪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惩贪毕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朱元璋的雷霆手段使当时的吏治得到了澄清。《明史》这样评价那个时候的吏治：“一时守令畏法，洁已爱民，以当上旨。吏治焕然丕变矣。”《明史·循吏传》里记载，在有明一代的清官中，仅洪武一朝的清官数量就占整个明王朝清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不仅缓和了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而且成为明初完成国家统一、安定社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力保障。
朱元璋一再申明：“吾当乱世刑不得不重，子孙们治平世，刑自当轻。”但轻到什么程度算合适？实在难以把握。
洪武三十年（1397年），他公布了《大明律》，规定以后一律不许使用酷刑，一切刑狱按照《大明律》办事。所以，朱元璋并不是一味地主张使用重刑的暴君。《大明律》是经过长期编写、改订而成的法律，它“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洪武二十二年……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朱元璋要求，以后“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一般认为，《大明律》是中国古代一部极有代表意义的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