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太素可怨否？历史自有定论，唯一让九泉之下的茹太素感到欣慰的是，朱元璋杀了他，不是最大的官，也不是最小的。在茹大人之上，尚有公侯列将，在其之下，小吏官丞，更是数不胜数。
朱元璋杀宰相胡惟庸时，牵连的公侯有十四位，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一人。杀大将军蓝田时，牵连的有十四个公侯、两个都督、户部尚书侍郎各一人。这些人都是和朱元璋当年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两案迸发，诛连一万五千多人，差不多就将军中勇武刚强之士杀了一个干净。接着，魏国公徐达（开国第一功臣，生背蛆，太祖送鹅慰病，医嘱此病吃鹅必死，魏国公无奈含泪吃鹅，后死）、韩国公李善长（曾今的宰相首辅死时七十有七，被朱元璋托以星变之故杀掉，诛连妻儿侄女七十余口）、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等开国大臣，均诛连。连帮他打下江山英勇无比的义子侄儿朱文正也被毒死。再杀德庆侯廖永忠等公侯等六人，凡开国功臣基本上都完蛋了。漏网之鱼尚也有，太祖元璋老乡汤和递交兵权，解甲归田，免死。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崇山侯李新建等见苗头不对，保命要紧，退还了封赐给他们的田庄，免死。
如果再联想到明太祖执政时严峻刑法，动之剥皮、腰斩、挖眼、廷杖、凌迟等闻所未闻之、让人不寒而栗的酷刑之下死的官员和连累的人员，以及动用特务监察机关锦衣卫逮捕的人员、文字狱诛杀的人员等等，可谓磬竹难书、斑斑血泪。不能否认朱元璋所杀的贪官污吏数量也不少，但中国历史河流当中，杀人游戏玩得淋漓尽致、毛骨悚然的朝代，非明朝莫属，这一切皆拜明太祖朱元璋所赐。在采用“以猛治国”的宗旨下，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僧侣凡人，只要在他圈定的范围之内，几乎难以幸免，前前后后，杀了十几万人。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了。
于是，在后人的印象里，我们似乎武断的根据这些片段，言之凿凿的判定，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了。总之，放眼古来帝王将相，将残酷血腥镇压玩到这种地步的，朱元璋就算不是第一，绝对也不会是倒数。可是，历史上的朱元璋真的是这样吗？
《朱元璋传》里说道这样一则故事：“太子仁慈，提倡以孔孟之道治国，对朱元璋杀诸多功臣，也非常反感。于是质问朱元璋，明太祖让人从门外折来一根荆棘，让太子手握，太子不敢。元璋说：现在有刺，你当然不敢握，等我把刺全部扒光了，你就敢握了。太子也倔强的很，回顶明太祖，有什么样的臣子就有什么样的帝王，气得朱元璋扔凳子。”，言外之意，不难揣摩。朱元璋怕他死后，那些和他一起造反的大将公侯很难驾驭，野性难以驯服，再加上外面虎视眈眈的另外几个儿子，譬如秦王、晋王、燕王等，所以要把这批人杀掉，拔掉这些所谓的刺，让太子顺顺当当的做一个太平皇帝。可惜，朱元璋的长子在他没有驾崩之前就死了，于是扶持了太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后来的建文帝，迫不得已又杀了一批人，拨了一批刺。这个故事到底有几分可信度，值得怀疑，不过朱元璋为儿子这样考虑，倒也不是不可能。
但不管如何，朱元璋杀功臣、杀贪官、杀僧侣、杀地主、杀文人，等等一切，无非是为了他新建的王国统治更加牢固而已。功臣都是和他一起造反起义的军人，手握兵权，尾大不掉之势，不杀不放心。况且，夺取天下之后，这批功臣要了大批的土地，和整个农民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农民无地可种，则国家没有赋税可言，所以，两权相害则其轻，天下已定，功臣无用，杀了算。元朝的腐败就是因为下面的官吏贪墨横行，不杀不足以稳固国家下层建筑的稳定。杀僧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和尚，元末的起义大多都是托付各种宗教名义，譬如白莲教、弥陀教、弥勒教、明教等，这些教会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不杀不稳定。杀地主，和杀功臣本质一样，地主拥有大片土地，农民无地可种，赋税锐减，于国家财政税收不利。杀文人，是因为文人还不能接受新的政权，怀念过去的朝代，为了降伏，只好采用了文字狱，杀一儆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开国皇帝明太祖杀这么多人，无非就是为了他政权的稳固考虑而已。
但《朱元璋传》里，从另外一个层面，或许能让我们窥伺到一个真实的明太祖，那就是建国之后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
众所周知，元朝的统治对于汉人是残忍凶暴的，天下人等分四等，蒙古人第一，色目人第二，投降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三，第四就是汉人。汉人是奴隶的奴隶，没有土地，没有自由，要杀要剐，随蒙古人处置。再加上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却不善于马下治天下，整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狼烟四起，天下群雄，逐鹿中原。朱元璋得天时地利人和，最终得到天下。他本就佃农出生，做过和尚要过饭，贫穷的出生让他很清醒，农民如果有地种、有衣穿、有屋住、有饭吃，就不会起来造反，就会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
于是，在朱元璋统治国家的三十年内，他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提倡种植棉花、开垦荒地、剥夺地主的土地给予农民，摇赋减税、丈量土地、解放元末的奴隶、让大批手工业的工匠回复自由之身、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策的赋税、严治贪墨、自己不信奉宗教、不搞长生不老的那一套、勤俭节约等等都是他的优点。
譬如，建国初期规定，凡是荒田，有人愿意耕种的，田地的产权就归谁，并且免除赋税三年。并不断的从人口密集的地方迁徙大批的劳力到因战乱导致人口荒芜、土地荒废的地区，以便于提高全国的产粮数量。
《明太祖实录》里记载，朱元璋曾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最累。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秧、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流浃背，劳碌不成样子。好容易等到秋收，完粮纳税之后，所剩无几。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却没有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都在农民身上，当差做工也是农民份内的事情，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能可能”，正是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贫苦农民出身，所以他倒是懂得农民的疾苦和诉求。
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他甚至要求当地的父母官要亲自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耕种。没牛的要给牛，没种子的要给种子，要兴修水利，利于田亩灌溉。要大量种植柿、枣、胡桃、桑树，已被灾荒之年。如《明太祖实录》记载，湖广布政司洪武二十八年报告，所属州县种植果木八千四百三十九万株，由此可见一斑，全国估计，约有十万株之多。同时规定，每个村里不许有好逸恶劳者，不然连坐处分。而且考核官员的政绩，主要看产粮、果木种植、水利兴修等数量。在他御宇三十年内，国家的农业发展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洪武元年，国家只有田地七百七十余顷，到了洪武十三年，就有了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一顷，增速不可谓不快。再譬如粮食收入，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产粮在三千二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石（念作：dan，古代计量单位。摘自《关于古代粮食钟亩、石的问题》 “古代常用容量单位由小到大有升、斗、斛（石）、钟，通常学者们认为斛和石相通，自秦汉开始它们之间都是十进制。...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也认定：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粟。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 宋代1市斤是640克。宋代1石合92.5宋斤（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三有，“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因此一石大米就有 59200克，即59.2公斤。）换算成公斤就是1941156160公斤，是元朝的两倍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