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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2、城厢文化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寺庙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交通枢纽。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漕兴起，称妈祖为天妃、天后、灵惠夫人、娘娘和海神，并于公元１２９０年和１３２６年先后在大、小直沽修建妈祖庙。小直沽妈祖庙（又称天后宫或西庙）为世界三大妈祖庙之一。天津妈祖文化是漕运文化和俗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明清两代，天后宫及其周边地区是天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东门外与北门外沿河地区，已成为老城厢之外另一个人口稠密的聚落区。当时宫南、宫北大街形成热闹非凡的商街，由此延长到东北角、估衣街、北大关附近，是漕运派生的商业区，如肉市、鱼市、茶市、布市、洋货市场、牲口市等，皆聚于此。北起三叉河口，南至水阁大街的区域，则是最繁忙的漕运码头区，这里百船聚会、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寸土寸金。 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漕运不仅沟通了南北的粮盐，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天津地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在兼容和吸纳了京都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江浙文化和闽粤文化。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都对天津民俗的人文性格形成，产生了主要的影响。 七、商埠文化 进入20世纪，商业中心从传统的城厢北部地区，逐渐南移至日、法两租界，即移至旭街（今和平路）、梨栈（今劝业场）一带。租界成为天津消费的主要区域，逐渐取代了老城的位置。天津城市标志物先后是渤海大楼、百货大楼等商业建筑。外地人来津，如果没逛劝业场，就被视为白来一趟。足见天津商业文化在人们心目中地位。 明清以来，安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南方省区商贾纷纷向天津汇集，经商定居，“数世之后，子孙孳息，而户口始繁如。”居住在津的外省籍商人为维护自身利益，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民间组织——会馆，如山西会馆、闽粤会馆、山东会馆、云贵会馆、安徽会馆、广东会馆等。在天津工商界广帮、潮州帮、山西帮、宁波帮、河北冀州帮等都很有实力和影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外省文化，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对天津都市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商埠文化创造了社会的繁荣，对于天津地域民俗文化和风气习俗、道德观、价值观都有直接影响。经商讲求“和气生财”“买卖不成仁义在”，这对于造就天津民俗热情好客、乐善好施、乐观幽默的风习，不无影响。 八、码头文化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面前无非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这种缺乏独创雄心与开拓魄力的思想，表现在民俗文化上，就是思想上的因循与苟安，以及文化上的模仿和因袭。 九、租界文化 租界内的教堂、洋行、商家、现代的城市管理、西方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近代天津的文化走向。西方文化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 十、慈善文化 明清两代天津的一些盐商豪富，笃信佛教，积德行善。盐商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租金了天津城市慈善事业的发展。为了求得社会安定，在大批灾民涌入津门之际，商贾士绅不惜捐出部分资财，以赈救灾民。他们热心于地方慈善救济事业的实质，还是天津俗语所言的“破财免灾”和树立威望。天津民间自发形成的救火会、慈善所、育婴堂等数量众多，这些慈善机构，都是地方士绅自发捐款并筹集经费创办的。从天津建城至1911年，在城市140多次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天津盐商参与捐资的达60多次。天津街巷名称中的广仁堂、育黎堂、育婴堂、掩骨会、抬埋会，以及栖流所、济生社、牛痘局等，都是旧时的慈善机构或慈善组织。 天津是“五方杂处”的都市，又处在京畿门户的位置。有清一代，天津城市慈善事业很为发达，主要内容包括施粥、施水、施药、救火、救生、育婴、义塾、施棺掩骨等。官方承办的为慈善机构，以地方士绅为主在民间成立的为慈善组织。救济对象涉及鳏寡孤独伤残等弱势群体。移民文化、军旅文化、码头文化，造就了天津人具有正义感，讲义气，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乐善好施的豪爽性格。正如《续天津县志》所言，天津人“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能够解囊相助。 结束语 天津城市文化具有多元化和兼容性的特点。原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河海之滨小渔村，在建城600年后，竟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到了近代，天津由一座半封闭的封建城市，变成对外开放的城市；究其原因，多元化和兼容性的城市文化起着主导作用。直至进入21世纪，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口岸城市的最大开发区所在地。天津居民历来具有民俗多元、文化兼容的优势，因所处环境和历史传承的影响，天津居民既有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底蕴，又有南北交融的文化动因，加之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因而形成了特殊的地域文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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