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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弗伦山庄的记忆:乔治华盛顿总统的良知与困惑|世界历史

 一马平川建国 2013-11-02
(一)
作为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早已成为美国自由和独立的象征。

然而围绕着他蓄奴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却如挥之不去的恶魔,缠绕在他的身边。尤其是最近几年费城总统府秘密奴隶通道的发现,更在全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公众极大关注。作为弗吉尼亚弗伦山庄的主人,华盛顿的确和奴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但事情远非我们想象的那般简单。

在华盛顿生活的时代,奴隶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现实生活中须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华盛顿生活的弗吉尼亚州,人们通过继承、赠送、购买、出售、拍卖甚至抽奖的方式来获得奴隶,仿佛这些奴隶都是些牲畜,或者没有生命的物件。然而,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独立战争期间为争取自由而浴血奋战的经历使得华盛顿对于奴隶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作为弗伦山庄的奴隶主,他必须依靠奴隶的劳动来维持富足的生活,更何况在当时,蓄奴是合理合法的;另一方面,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必须秉持正义和理性,这是民众的重托和上帝的召唤。这进退维谷的尴尬,拷问着华盛顿的良知,也考验着华盛顿的智慧。

(二)
是一个黑人奴隶的双手,把他捧到这个世界。他的父母和邻居都占有奴隶,围绕在华盛顿周围的一切,无不强化着这样的观念:就连上帝也认为奴隶制是天经地义的。那个时期年轻学生的教科书主要是来自古希腊、罗马的圣经和古典著作,这其中就有关于奴隶、奴隶制、以及管理奴隶实践等方面的详尽资料。

父亲1754年撒手人寰时,留给年仅11岁的华盛顿的遗产是: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的280亩农场、整个家庭、十个奴隶。就这样,年幼的华盛顿成为了庄园主和奴隶主。当时,农场所在地的费尔法克斯县总人口约为6500人,而其中1800人,大约28%是非洲血统的奴隶。其实,奴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整个十八世纪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费尔法克斯县超过40%的人口是奴隶。
耳濡目染,使得华盛顿继承了父亲的管理才能。成为弗伦山庄主人的第二年,他至少就购买了8个奴隶:以39.5英镑购得一名叫做凯特的木匠,还有其他四名男子、两名妇女和一个孩子。这时,华盛顿共有36名奴隶。

1759年1月华盛顿和玛莎·丹卓奇·柯斯蒂斯的结合,使得弗伦山庄奴隶的数量急剧上升。作为富有的种植园主丹尼尔·帕克·柯斯蒂斯的遗孀,玛莎以她享有的柯斯蒂斯家产的份额购买了84个奴隶,带到了弗伦山庄。

利用夫人带来的资产,他又购置了比弗伦山庄还要大两倍的土地。这些土地大都由玛莎的陪嫁奴隶耕种。但他自己也购买了不少奴隶。据记载,1760年,他为49名非洲奴隶付税;1770年,这个数字达到87个;1774年,更上升到135个。这些数字都是华盛顿自己名下的奴隶,并不包括玛莎的陪嫁奴隶。后来弗伦山庄奴隶数量的增加,很大一部分是大量出生的陪嫁奴的孩子。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陪嫁奴母亲生的孩子身份还是奴隶。他最后一次的奴隶交易记录发生在1772年,是别人还债的。

1799年华盛顿去世时,弗伦山庄共有153名陪嫁奴。而华盛顿名下的奴隶共124人。

(三)
弗伦山庄的奴隶被要求从事手艺、磨坊、铜匠、铁匠、木匠和鞋匠等几乎所有活计,也有一些人从事家务、船夫、马夫和田间劳作。女奴则被要求纺线、织布和缝补,其她则洗衣店、牛奶房或者厨房。也有大量的女奴在田间劳动。有一次统计显示,184名奴隶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从事田间劳动,这其中60%是女奴。

解读保存在弗伦山庄的文件里可以看出乔治·华盛顿的一些性格特征。一方面,他对奴隶们的劳动严格到近乎苛刻的程度。他仿佛时时都在监视着那些侍候他的人,只要他们做事情是达不到他的标准,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奴仆,他都会发脾气。而更加要命的是,他总能指出做事情的更好方法,使得这些仆人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不时流露出的幽默又显示出其温情的一面:他会仔细倾听、认真考虑,并且花费心思去调查那些引起他注意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克服个人困难,努力工作的人,他还不忘予以鼓励,以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和热情。他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不管身份和地位如何,大家都要平等相待。

弗伦山庄奴隶们的日常生活与这个时期弗吉尼亚其它大种植园的奴隶们并无二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周工作六天,周日休息。他们的食物也是相当丰富的:牛排、火腿、鱼、野味等经常出现在他们的饭桌上。此外,华盛顿夫妇努力营造出轻松的氛围,使他们获得更多精神上的愉悦。而这,是其它地方的奴隶所没有的。

在所有关于华盛顿作为奴隶主的记载中,对于他的指责并不多。在这屈指可数的记载中,当时一位居住在弗伦山庄附近的英国人理查德·帕金森的描写值得关注。他写道:“(华盛顿)所有邻居都有个感觉,他对待(他的奴隶)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加严厉”,而这里所谓的“严厉”更多地表现在华盛顿对农场日益现代化和科学化的严格管理上。几年的历练,华盛顿不断成熟。与当时的其他农场主不同的是,他变得越来越像一位现代化的管理者,而不是一个传统的绅士农场主。他密切观察花费在每一项工作上的时耗、由于疾病造成的时间损失、每个农场的玉米消耗量等等一系列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统计分析,华盛顿教会了奴隶们新的技术和方法,努力促使他们从传统劳动力转化为工厂化的农场工人。

一位在美国旅行的外国游客也在他的游记中留下了对华盛顿的誉美:弗吉尼亚人对待他们的奴隶异常地严苛,只提供“面包、水和拳头”,而乔治·华盛顿对待他的奴隶“远比他的弗吉尼亚同胞更仁慈”。华盛顿自己曾经批评其他的大种植园主“对待他们(奴隶)的需求和习俗,不总是像应该做到的那样仁慈和周到。”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矣”。在生命行将走到尽头之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华盛顿感慨系之:“那些人的不幸境况——而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是为我服务的——已经成为我唯一无法回避的遗憾。就让他们之中的成年人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下吧,如果他们暂时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就从年轻的一代开始,让他们做好过上好日子的准备。只有这样,我的心灵才能得到一点慰籍,造物主是公平的。”

与同时代的弗吉尼亚人相比,华盛顿之所以出类拔萃还在于他对于奴隶制观点的转变。在晚年,他逐渐从一位把奴隶制当作想当然来接受的年轻人,转变成一个决心不再买卖任何奴隶,并对最终废除这一制度充满信心的人。促使他这些观点发生转变,最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置生命、家庭、巨大的财富、富足的未来于不顾,舍生忘死,不就是为了从英国人的蹂躏下获得独立,为了那些关于人之权利的理想主义信念?战争结束之后,他写道:“自由从一生根开始,就迅速成长为一株参天大树。”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年,当时46岁的华盛顿已经是一位有着35年奴隶主经历的将军。他不无感慨地对家乡弗吉尼亚的一位堂兄透露说:“每天我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我的奴隶主身份”。

(四)
华盛顿曾游历美国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农业生产并不使用奴隶;而且,在他领导的大陆军中,黑人士兵与白人士兵一样勇猛顽强,并肩战斗。所见所闻,使华盛顿深有感触,他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

事实上,在开始担任军队总司令的七个月内,华盛顿就力排众议,批准征募自由黑人士兵。1775年底,当他计划重新招募那些从前曾在军中服役,后来却被遣散的自由黑人时,遭到了国会的否决。五年后,他又提出改组罗得岛两支军团的动议:把一支军团的黑人士兵均分至两个军团,然后用新兵补足差额,以便“取消黑人军团的名称,使之不再出现”。这样,本质上使得整个军队成为一个整体,同时也能很好地应付反对的声音。

也正是在战争期间,华盛顿第一次接触到理想主义青年的观点。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劳伦斯提议在该州组建一支非洲裔美国人军团;强烈反对奴隶制的拉法叶特侯爵也在战争末期给这位老司令写信,提议搞一个试验,两人购买一些土地,让华盛顿的奴隶作为佃农在那里劳动。拉法叶特相信华盛顿参与这一计划,将有助于“使之成为普遍接受的做法”。如果他的实验在美国获得成功,那样就可以推广到西印度群岛。他情绪激昂地表示:“如果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我宁愿以这种方式疯狂,而不是在其它方面被认为是个精明人。”

(五)
华盛顿热切地回应了他的想法 “那个计划……您提议尝试一个先例,以促进将这个国家的黑人,从他们目前所处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这足以昭明您仁慈的心灵,给予我深刻印象。我很高兴和您一起,加入这一值得称颂的事业;但是希望推迟讨论该计划的细节,直到我有幸与您面晤。”

战争结束后不久,拉法叶特终于来到弗伦山庄,和华盛顿继续他们关于该试验的讨论。而同一时期住在这里的另一位客人,也相当程度地参与了这些谈话,后来他在给这位主人的信中写道:“您希望摆脱掉您所有的黑奴,而侯爵先生希望可以结束他们所有人的奴隶身份。我将无比欣喜地看到,您二位的建议和影响力可能产生的结果,并由此给你们的政治声名增添最后一抹亮丽的光泽。”他接着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可以这样设计:他们之中那些勤快的人可以经过法律登记,享有他们现在主人的土地。而这正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使主人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利润,因而他们有权利拥有特别的红利。同时,这样也可以刺激那些懒惰散漫者。”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现代管理思想。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他颇有策略性地提议:“我不会公开地将他们全部解放;但是我赞成逐渐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除去镣铐,并且使他们融入社会,这样在我们的国度,他们就会成为任何非凡事业的捍卫者,而不是威胁了。”

1785年,拉法叶特准备开始这项试验了。这年六月,他委托代理人在法属几内亚购买了一个种植园,附带条件是园内的所有奴隶不得被出售或交换。1786年2月,他告知华盛顿,他已经秘密地拥有了一片土地,“我要使我的黑奴获得自由,以完成这项试验,而你知道,这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的事情。”获知这一进展,华盛顿十分欣喜:“我尊敬的侯爵先生,您仁慈的心灵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地卓著,每次看到对此最新的证明,我从不感到惊讶;可是您最近购置了卡延殖民地的土地,以使得奴隶们在那里获得自由,这是您的仁慈心慷慨而高贵的证明。您的精神可媲美上帝,将它广泛地散播至我国人民的心中。”

华盛顿自己在弗伦山庄也开始了类似的试验。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他试图将他的种植园的四处偏僻的农场租借出去,一旦他找到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好的农场主”,愿意实施这一计划。这个方案将使华盛顿摆脱管理土地的重负,同时还能确保稳定的收入。他还设想“许多黑奴,无论男女,可以在该年被雇作劳工,”如果租借人决定使用他们,而不是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工人。遗憾的是,尽管他联络了不少有意的租借人,所有的谈判都无果而终。

(六)
也是在战争结束后到他任期开始的这段时间,华盛顿有机会接触了废奴主义者,他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正义事业。但他又提出:要实现消灭奴隶制,最好的途径是通过立法机构,他希望立法机构建立一套渐进的废奴计划,对此他将欣然投票同意。1786年,他向朋友罗伯特·莫里斯保证说,他希望没有人会将他对于某些废奴主义者采取的方法的反对,解读为对于废奴主义这一观念的反对。“我希望从这些观察中,将不会有人以为,我的愿望是把这些不幸的人们——他们正是我这封信要讨论的对象——监禁在奴隶制中。我只能说,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真诚地期望,看到废奴主义的计划被采纳;可是,只有一个恰当而有效的方式才能实现它,那就是通过立法机构的职权;而对此,只要我还拥有投票权,我就会不断地投上这一票。”

考虑到年轻的合众国的统一,他也不免对席卷全国的废奴主义者情绪感到担忧。1786年,他向拉法叶特倾诉道:“上次会议期间,有些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被呈送到议会,可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去读一读它们。如果立即让奴隶们放任自流,我确实相信,将会产生许多的不便和危害;可是如果循序渐进地实行,则当然可能、并且无疑应该达成目的,而此种实现自然也要通过立法机构的职权。”随着独立战争所激发的热情不断高涨,新英格兰地区的三个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以及马萨诸塞州)似乎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彻底废除了奴隶制,而毗邻北方的南方一些州(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以及特拉华州)的立法机构,则立法规定让奴隶主可以很容易地释放奴隶,而这在1723至1782年间的弗吉尼亚,是很难设想的。

1780年宾夕法尼亚州甚至还通过《渐进废奴法》,华盛顿对此深表赞同。法律规定:未来出生在该州的所有奴隶,年满28岁即获自由。此举一出,其余北方各州纷纷效仿。例如,在华盛顿去世的那一年,纽约立法机构同意,赋予未来出生的、年满28岁的男奴以及年满25岁的女奴以自由。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以及罗得岛州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法案。由于这些法律的实施,到了1810年,北方各州大约75%的非洲裔美国人获得了自由。

由于害怕新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华盛顿不可能公开表达其废除奴隶制的决心,然而他却通过行动为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1799年12月华盛顿去世,此前几个月他就立下遗嘱。在遗嘱中,华盛顿特别提出,在玛莎·华盛顿离世之后,解放属于他名下的所有黑奴。华盛顿并非这一时期唯一这么做的弗吉尼亚人。

在独立战争末的1782年,弗吉尼亚立法机构已承认主人解放其奴隶的合法性,而无需州长和州议会采取任何特别举动,而此前这却是必不可少的。许多人从这一新法规受益。种植园主罗伯特·卡特就解放了他总数超过500个之巨的奴隶。

(七)
在华盛顿去世后,124名属于华盛顿的奴隶获得自由。当华盛顿夫人的第一任丈夫,丹尼尔·帕克·柯斯蒂斯无遗嘱去世后,她接受了他三分之一的财产所有权,包括奴隶。按照法律,华盛顿夫妇不能解放这些奴隶。并且,她去世后,他们将重新属于柯斯蒂斯家族,并且在她的孙辈中分配。

1799年,弗伦山庄的153名奴隶即是这种陪嫁资产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笔柯斯蒂斯资产的缘故,乔治·华盛顿才等待了尽可能长的时间,解放他自己的奴隶。在乔治·华盛顿和玛莎·丹卓奇·柯斯蒂斯婚后的40年间,他们的奴隶彼此通婚。这样,一旦华盛顿的奴隶获得解放,就会导致许多家庭被拆散的令人心碎的情景。乔治·华盛顿试图尽可能长地推迟那个可怕结果的到来。一个叫做埃利什的男奴,是华盛顿夫人从华盛顿的亲戚那里购买的,他完全归属华盛顿夫人,本来是可以获得解放的,可是她将他遗赠给了她的孙子,乔治·华盛顿·帕克·柯斯蒂斯。40多个奴隶是从一位邻居那里租借的,而另一个男奴彼得·哈德曼,是从华盛顿夫人之子的遗孀那里租借的。所有这些人最后都要归还他们的主人。

为了与州法律保持一致,乔治·华盛顿在遗嘱中明确:年长的、或者那些因病无法劳动的奴隶,他们终其一生,将由他的资产赡养。没有双亲、家庭穷困或者父母不关心他们教育的孩子,将被送去有一技之长的师傅或者有专长的妇女那里,让他们学会读写,以及一门有用的营生,直到他们最终在25岁获得自由。

华盛顿相当认真地指出:他已非常严肃地将这些费用交托遗嘱执行人处理。“而且,我将最突出和最严肃地责成我的遗嘱执行人……以确保这些涉及奴隶的条款,以及其中的每一部分,在它所指令发生的时间‘点’——其时地里的庄稼或许已经收获了——以虔敬的态度得以履行,不得有逃避、疏忽或者拖延,特别是关系年长和体弱者的内容。”

(八)
1800年12月,玛莎·华盛顿为她已故丈夫的奴隶们签署了解放契约,此事被收录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法院档案中。他们将在1801年1月1日获得自由。

自从内战结束后,弗伦山庄的奴隶们经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样的想法:他们获得自由前的境况要更好一些,并且对过去的主人们表现出不寻常的依恋。这些叙述常常令他们的子孙感到困惑,并且为大多数的现代美国人所完全不能理解。至少一些在弗伦山庄为华盛顿干过活的奴隶们对他有着相似的忠诚,并且在他死后还延续着。

弗伦山庄从前的木匠桑巴·安德森,一位获得自由多年的老人,对上述情感表现出共鸣。他告诉一位白人老友:当他是一个奴隶时,比任何时候都快活得多,因为他那时“有一位仁慈的好主人照顾我所有的需求,可是现在没有人关心我了”。这位叙述者说他认识许多华盛顿从前的奴隶,“他们都用最高尚的字眼谈起他们的主人”。

这些情感绝非仅仅表现为语言。有一次,华盛顿从前的奴隶们回到种植园,为他们已故的主人效力。华盛顿去世30多年后,11个黑人自愿回到弗伦山庄修整华盛顿的墓地。“在这最后的令人悲伤的场合,他们自愿服务,这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唯一一次回到他的遗迹前,而他对于他们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一位父亲。”“只要有人指出任何事需要他们去做,他们会继续出力。”

然而,也并非弗伦山庄从前所有的奴隶,都像这些男人一样怀旧恋主。1796年,玛莎·华盛顿的贴身仕女昂妮·贾基的出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许多年后她依然不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另一位阿灵顿宫的年长女奴则更尖刻:华盛顿夫人有许多特殊品质,概括起来说就是“只不过是个男人”。

感激抑或仇恨,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奴隶制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摧残。尽管华盛顿以极其人性和道义对待他的奴隶们,但这又怎么能掩饰这一制度本身的罪恶呢?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华盛顿又是应该得到宽宥的,他为废除奴隶制度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嘉许和肯定的。

在悲悯的人性和惨烈的政治之间的踟蹰,折射出了他的善良,也流露出了他的无奈。我们宁愿相信,这喜忧参半的真实,远比那种虚幻的完美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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