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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当随时代。寻找古典精神、时代风尚及个人审美趣味的破裂契合点，时代风尚是特定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传统的古典意味的。传统的标志是古，时风的标志是新。晋有晋韵，唐有唐法，而民国至今的中国书坛，崇尚意趣则成为艺术追求的主流。只有顺应时风，才能借古开今，立足当代。当下不少人写文章抨击时风，在我看来毫无意义。没有流行哪有发展？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要有主见。既能清楚认识并弘扬时代风尚，又不随波逐流，不为时风所掩。
就从艺而言，不同个性、气质的人其审美趣味也大相径庭。王右军风流儒雅则有《兰亭序》之清逸；颜清臣一世忠烈则有《祭侄稿》之浑穆。所以，对于从艺者来说，有必要静下心来对自己的气质、禀赋进行全面剖析，看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而哪些成分又是骨子里的自然流露。就我而言，经过多年实践，觉得自己更适合表现峻逸一路，所以“古雅、清峻、萧散、简远”则成为今后我的艺术追求总的基调。
对于风格的追求是我一生所必修的
我一直认为，没有风格的艺术家他的艺术人生是遗憾的。艺术追求犹如探险者之跋涉，成功总属于那些不满足于现状，勇于进取的人。即便没有成功，但他的实践过程也能给后人足够的启迪，令人永怀敬意。风格即是人。正如作品的气息如同人的气质一样。它总是那么卓而不群，令人神往。宋代书法史上有这么两个人：一是米芾，一是吴琚。每每看老米书作，无不服膺其八面出锋，沉着痛快之风神姿致。然再读吴琚，除叹其学米已达到形神俱臻、几能乱真的高度之余，同时也不免产生几许遗憾：米芾依然，吴琚何在？白石老人云：“作画贵在似与不似之间。”我想，作书继承古法固然重要，标新立异更为可钦。但我不赞成那种全新的艺术面貌，因为太陌生；也不赞成古人的翻版，因为没个性；而似曾相识、亦旧亦新的感觉，才会使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因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和因距离而产生的新奇感，才是我的字中永远想要表现的内容。
初步确定自己的风格基调后，还要具备较强的变通能力。面目不能固守，而宜常新。高二适先生曾说过：“作字如只恃一幅本领，而无随时、随地、随人变换、转换之功，终非大家数也。”所以书路要宽，涉猎要广，无论古今之优秀作品，不宜取排斥态度，应最大限度地吸收，从而化在自己的笔下。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变”是在确立大基调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范围的变化，而不能失去基本的个性特点。
几点心得
1、取法乎上
王铎曾云：“书不宗晋，必入野道。”又云：“譬之登山，所跻愈进，愈峻以旷；已经崇峰，顿俯其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大量的时间花在对汉、魏、晋唐碑帖及竹木简牍、民间手书的研习上。久而久之，笔下自然生出些许古雅之气。与之同时，与二王笔法系统有关的如汉人草简、宋代的米芾、五代的杨凝式、清人王铎等均作了大量的研习。慢慢地也认识到二王在中国书法史上无法逾越的道理。我认为写行草书不理解二王是不懂行草书的。写帖的同时，我兼习汉隶、北碑，缘此也对清人及民国诸如赵伪叔、金冬心、于右任等大师的书作心摹手追，无碑帖之分，更无门户之见。如今所表现出来的面貌，时而重法，时而重意，帖之流动，碑之朴厚，均能在腕下化出，并能把长期积累的古碑字形变通运用，随意遣使。因为我基本上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用笔、结体规律。
2．“度”的把握
我素来主张技巧训练，并侧重于帖学之传世经典。因为帖学在中国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占主导地位，碑派的用笔也只是在明清以后逐渐成熟，相对简单些。但训练技巧日久，则易出现强调小动作、追求完美的弊病，这是作书大忌。原来是“度”的把握失衡。时人不解颜柳楷书之高妙，大凡习颜柳者多留于表现，强调技巧，忽略了颜筋、柳骨之精神实质，更不知融篆隶于楷之变通之理，故而成俗书。王铎乃习柳之高手，所作行草书骨力全自柳书，可谓善学者。所以，习帖则减几分妍媚，习碑则减几分刚猛，这种有意识的自我调整贯穿着我的整个学习历程。
3．心境的营造
生性使然，我素多情。于秋风古道，落花飞雪，青灯暮雨，晓风残月等文辞意境多有心悟。每每提笔之时我往往根据文意假设一场境，抛却心中闲杂，置身情境之中，从而以不同的笔调表现不同的内容，往往文书合意。但有时也甚是无奈：展事频繁，应酬日多，此时所为的书作，皆强调形式、感觉，心态与平日大异，然我乃书界小辈，不可能无一丝功利之心，一尘染谈何容易！这也许是同辈书道共有的感触。
4．工具的选择
“善书者不择笔”此言失之偏颇。我对笔纸的选择大多数情况是讲究的。如侧重表现晋唐意味的小字行草时，我用短锋硬毫、作旧熟纸，能得形式的近古及线条的爽利；侧重荒率多变者，我则道选旧之破笔，以求意外之趣；侧重碑版意味者，我则用生纸及羊颖大笔，以求朴厚。总之，不同的工具所表现的效果差别很大，倘用长锋羊毫在生纸上临写兰亭，恐怕一辈子也难以领略魏晋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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