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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陆续收到各种基金项目的评审，项目的规模越来越大，目标越来越高，让人看了又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中国的学者终于敢于尝试一些领先指标的课题，担心的是如此领先我们是否有能力达到。早上在路上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在世界学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大牛，“上帝的锄头”，日本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他的故事在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说的“ 藤村新一, 震惊全日本（应该是全世界）的考古造假事件主角， 作为一个从未提交过任何考古学术论文的业务考古爱好者， 30年里以极高的效率频繁创造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惊人发现， 2000年被日本记者无意间拍到将石器埋进考古现场， 事情败露后引发日本全社会的连锁反应， 影响极为恶劣。 据英国《苏格兰人报》报道，过去30年来，藤村新一是日本史学界最神奇的名字，这位担任日本东北旧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长的考古专家总是能拿出让日本人激动不已的惊人发现。因为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他被誉为日本“石器之神”（他手里的锄头就成了“上帝的锄头”）。 藤村最重要的发现是地处日本东北宫城县筑馆町的上高森遗址，那里因出土了号称70万年前的旧石器而闻名于世，它的出现被作为重要史料收进1998年以后出版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 日本考古学会前天（2000年11月某日）公布的历时两年多完成的调查结果却得出了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论：在藤村参与开挖的178处考古遗址中，至少有159处涉嫌造假，（其中最重要的42处全部造假）。上高森考古遗址已被确认为毫无学术价值，日本历史学会最近正式将其从历史遗址名录中剔除。” 藤村的造假手段很简单，自己先制造好想要的石头，然后提前埋入地下，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由他亲自去挖掘，最终结果都一致证明了一个结论：日本人是土著人，不是移民。 这个现象本身让人觉得很惊讶的是，藤村开始仅仅是个小角色，日本有很多大权威，包括他的老师，大多数都对他的考古结果信之不疑，少量的怀疑之声被淹没在庆祝的声浪中。藤村造假可以前推到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是日本如日中天之时，经济发展在全球独占鳌头。由于缺少成为军事和政治大国的条件，成为文化大国成了几乎所有日本人的心中梦想。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意识绑架了原本是神圣的科学。类似的例子在其他国家也不是没有，但是如日本般过分的确实不好找。那么为什么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呢？ 一、集体意识绑架了所有个体。人生活在社会中，我们一般认为理智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设。无数人的思考已经明确指出，人的思想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当下所绑架，我们的思想中几乎都是当下集体意识的个体化的结果，真正属于自己的可以说寥寥无几。笛卡尔的思考结果得到了这个结论，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从法国大革命中人的疯狂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说，在集体意识面前，科学家变得弱智，聪明人和普通人一样思考。尤其是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往往在人文方面不大在意，我们除了专业之外的东西并不是很丰富，以至于我们抵抗集体意识的能力尤其很弱，这就导致我们思考客观自然的问题时，如果我们需要借助一些人文的底蕴，无意识中都会借用到当下的集体意识而不觉得有什么危险。 二、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研究的需求。科学研究如果没有一个买主，那今天的科学研究是没有能力独立生存的。我们可以说科学研究是我们自己的爱好，但是我们还必须或多或少依靠科学进行生活，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既然雇主想要什么，那我们就必须按照雇主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很多制药厂资助药理毒理研究的课题，其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药有好效果同时没有副作用。这种赤裸裸的科学行贿在当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如果说企业这种贿赂可以通过什么手段进行规避，大多数面向社会需求和政府需求的课题就不那么容易避免陷入被绑架的地步。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普及的早，对于无线传输的电视研究就不那么起劲，资助自然就少，比不上欧洲的发展。欧美航空业发达，所以铁路交通始终不是研究的中心课题。这些都是典型的政府主导（本质也是企业主导，但是通过政府形式表现）的科学被绑架的案例。可是在这些情况出现时，普通公民既没有前瞻意识，也没有能力去发现问题并影响政府的决策，民主这时候得到的结论就成了大家共同错误的借口。直到现在，美国对于新能源的热情也没有其他很多国家高，因为他们还在掌控最多的化石能源。 三、集体意识可以绑架科学研究的评价。理论上说，科学研究应该是尊重客观规律，但是这个客观规律是由人来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科学家在过去300多年中一直有一个集体的意识，那就是新的成果必须是有意义的，有用的。这种科研有用论引导了科研结果的评价都往成果的好处上去思考，而非真正从全方位进行考察。这种集体的不谨慎或者好大喜功并不是普通民众给予的，早期的科学研究一样充满着类似的迎合。这是科学本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先天不足，科学没有确立一种正反结合的评价机制，这也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的一种不良的集体意识。在这种评价体系中，就很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假信息。藤村既迎合了民众的要求，也利用了科学共同体的集体意识。 四、集体意识可以决定科学研究的群体构成。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每个公民都适合的职业，它需要人这个群体中富于创造力的人参与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但是整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可以让人不以科学的发展需要为目标转移，而是以人的生活舒适性为转移。在美国，从事金融、管理、法律和医学的人远远高于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在中国某一个阶段，数理化就是生存的重要手段，这些生活上的导向导致了人群的特殊分布。有潜力的人在自主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并非对人类自身更有利，至少不是对于科学的发展最有利。中国也非常明显，90年代，数学是没人问津的专业，现在就非常时髦。80年代的会计专业是时髦的，现在则不那么受人欢迎。这种完全以个人发展前景预测为基础的人才分流模式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还是无序的，慌乱的。当然这本身对于科学研究就有重大的影响。中医学科的不发展跟缺少大量的聪明学生有直接的联系。 五、集体意识的缓慢变化跟不上科学的发展。科学原理本身在过去近百年进步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科学的运用，尤其是技术产品的发展是突飞猛进的，人们可以利用更多的所谓高科技的工具进行生活，但是集体意识并没有随着这种突飞猛进而跟着发生变化。科学产品的大众化并没有使集体意识的科学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反，过多的信息量使得集体意识无所适从。人类对于信息处理能力的先天弱点被自己制造的工具逼迫到了极致。人们越来越不容易辨识正确与错误，明明是很简单的，但是不同的信息混淆之后，变得不那么确定。叙利亚局势就是这样，公开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科学领域也是，很多学科的发展论证变得那么不靠谱，看不到有共识的前进方向。那就意味着说，集体意识绑架了科学，但是客观上又在限制科学的发展。无序的科学发展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常态。 在中国的今天，之所以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和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非常相似，以严谨著称的日本人出了这样的笑话，我们不能就放心的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以史为鉴的前提是我们要知道历史，要能够当做镜子，并且从镜子中得到真正的教训，还能形成自主的行动。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以史为鉴的迹象。难道我们非要等到也同样受伤了，才知道悔改么？我们能不能早点形成有效地机制，避免出现这个科学共同体的尴尬甚至耻辱。我们要意识到这不是哪一个人的罪过，是集体意识绑架了科学，包括从事科学的个体，科学的需求，科学的评价以及科学的人群分布，但是集体意识又不能自主的跟上科学的发展。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silong.peng@ia.ac.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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