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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二十九岁时，因为家道贫困的缘故，他出仕做祭酒，由于不能忍受官场的腐败和黑暗，没过几天便辞职不干了。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也是“辞不就”，在老家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之后，陶渊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奔丧，守制两年。 有一次，他对亲戚朋友说：“我想过恬淡的生活，现在我出去做官，为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可以吗？”当权者听说后，马上派他去做彭泽县令。县里拨给他几亩公田，他全部用来种植酿酒用的秫谷，说：“能让我每天有酒喝就够了。”妻子不同意他这么做，于是他便匀出一半的土地种植稻米，另一半仍种植秫谷。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你应该穿好官服，束好衣带去迎接拜见。”陶渊明听到后，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便辞去了彭泽县令这个职务，回归故乡。 陶渊明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就没有再做官，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四次辞官，最终选择归隐，这一方面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所驱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从小就喜爱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在正式辞官归隐之前，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呼唤他“归去来”。当他由于公事奔波忙碌时，这个声音在呼唤；当他沉思冥想时，这个声音也在呼唤。最后，他终于实现了归隐田园的夙愿。 然而，在那个充满了阴谋、屠杀、战争的乱世中，他隐居起来，只能算是一种无奈和逃避，也只能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内，暂时找到心灵的安宁，根本无法真正地超脱世俗之外，以致后来，陶渊明由于贫病交加而死去。但他的这种对金钱的淡然，对权势的漠然，对田园的欣然态度却是值得我们久久深思品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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