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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影印本中，名家手迹影印本是为人所喜爱的一大类别。除了文献意义之外，影印逼真的名家手迹，也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徐良在北京以石版影印《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书髙二九六毫米，宽一七六毫米。此信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九日，康有为出走途中所写绝笔。时康有为乘重庆轮抵吴淞江外，英国吏员持清廷所发通缉令，其中有“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的内容。康有为以为光绪皇帝一定已被谋害，决意殉君，遂在由重庆号转渡英国兵舰的小轮舟中，索得“恶纸劣笔”，写信给时在日本横滨主持大同学校的弟子徐君勉，以老母家人相托。徐君勉保存此信二十年，后交给儿子徐良。丁巳 (一九一七）二月，徐良赴上海贺康有为六十大寿，将此信带去，请康有为题跋，康有为写下了一千多字的长跋，重述当年政变、出走及写此绝笔的经过。书后又有铅字排印的徐良跋，述石印缘由，并在书尾另装白纸三页，请“海内耆硕题咏其事，以广其传”。 这无疑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件重要史料。 康有为的书法，史有定评，而此信写于悲痛仓促之际，另有一种意境。按大同学校是孙中山倡议、横滨兴中会推动、康有为与梁启超参与创办的华侨学校，是革命派与维新派协同合作的产物。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上海神州国光社河罗版影印《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展现的则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事起于嘉庆八年（一八〇三）七月，包世臣途经芜湖留仙亭，见壁上有“吴门女白真真”所题诗五首并小序，二年后写成手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题短跋，并补录书后；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又作一跋，述事情经过，兼论书法。但末后一跋中，说到“后二年董晋卿自九江逆旅购得白真真自写小像，携至邗江见示，则似世间真有此人”，据此则所谓白真真并无其人，不过是包世臣的故弄玄虚。卷后有包氏弟子吴熙载、王僧保所书唱和诗。此卷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毕登瀛廉价购得。毕氏字先筹，常州人，寄居合肥，在辛亥军中任参谋，书法宗包世臣。民国七年（一九一 八），因沈敬仲酷爱包氏法书而久觅不得，毕氏遂举此以相赠。沈先生亦系有名学者，后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兴办复性书院，即聘沈氏任副院长。所以此卷后又有谢无量、叶中泠、马一浮、李鄂楼、陈夔等先生的题跋；而书前有黄宾虹先生所绘《于湖留仙亭图》，珂罗版印成双折页。神州国光社也是当时河罗版印刷水平较好的出版社。此书高二九六毫米，宽一八〇米，前半包世臣及吴熙载、王僧保法书以珂罗版印，此后诸人题跋则以石印。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其目的自是为了降低些印刷成本。 鉴赏名家手迹影印本，常会遇到的困难，是书中相关人物，多用字号，不易弄清其真实身份，也就影响到对版本价值的判断。如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套色石印本《安酒意斋尺牍》，书衣朱孝臧题签，书名页王乃徵题签，书尾有王秉恩长跋；牌记作“华阳王氏菊饮轩印”，而版权页所标书名为《塞向翁书札》，王三好堂发行，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这里牵涉到的几个人，一是作书人，塞向翁、安酒意斋是成都诗人、书法家顾印愚的号和斋名，顾氏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举人，张之洞的入室弟子，曾在其幕府多年，张氏谓顾诗为近时蜀人第一，辛亥革命后隐居，“塞向”即闭门之意；他十三岁时书法已闻名于时，有晋唐风范，片纸寸缣，为人所贵。二是受书人菊饮轩，亦号菊存，是顾氏姻亲，亦是其辛亥前湖北同僚。王三好堂则是王秉恩的堂号，他也就是这批信札中屡屡提及的“息公”，字雪澄，与顾、王是同乡、同僚兼文友，有诗名，善书法，精校勘，黄士陵为其刻有“三好堂”、“三好堂藏书”、“华阳王三好堂所收金石”等印；刘承幹嘉业堂一九二七年刊印《王荆公诗集李璧注勘误补正》和《王荆公文集注》，底本为沈钦韩手稿，蝇头行草，不易辨识，即经王秉恩据《宋史》及嘉靖本《临川集》精心校勘，并撰写多条按语，纠正原稿之误。此书刊成后，深得学界好评。《塞向翁书札》所收尺牍，为辛亥（一九一一年）至癸丑（一九一三年〉间所作，辛亥革命前，所言多官场奔竞事，其后顾印愚留武汉，王菊饮居上海，王秉恩则在北京，所言多离情别绪，诗酒往还，恰可为这一批文人的遗老生涯，作一注脚。 此书高二九四毫米，宽一七六毫米，少量为单色，多为朱墨两色，也有几幅是三色的。套色石印的技术，光绪末年始传入，因每一色须专制一版，然后由浅到深，依次印刷，相当复杂，代价自也比单色印本要髙。 还有一种名人手迹，写者并非书法家，但有着特殊意义。如辛未（一九三一）七月程艳秋先生书写并自费印刷的《苦兵集》。《苦兵集》的内容，是金兆锬所选三代以降讽刺战乱的诗歌集，程艳秋先生“读而感焉, 爰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手写一帙，聊备展诵”。李石曾先生看到后，认为“足以启发人心，为呼吁和平之一助，督令付印，售款赈灾”。于是程先生又写了一篇自叙，述其缘起，以粉连纸石印，线装一册，高二六一毫米，宽一五二毫米。按程艳秋先生改名砚秋，是此后一年的事情。程先生在京剧艺术上与梅兰芳先生齐名，梅先生书画俱佳，为程所不及，但此本的价值，自不在书艺的精粗。 一九五八年六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郭天锡手写日记》，以为其内容多涉元代文人生活，郭氏书法亦佳；其所记当时异常天气状况，成为气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这部日记手稿在中国日记史上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在现存较为完整的日记手稿中，是时代最早的一件。此书以毛边纸胶印，高二七九毫米，宽一七二毫米，线装成册，当时仅九百部，如今也不可多得了。 薛冰/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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