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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每天都能见到银杏树。正值深秋，你可以想象那叶子是一种什么样的黄色。我问儿子：树上的叶子是不是像蝴蝶？他说：像。像不像花？像。我能教给他的只能是这些。他刚刚四岁半多点儿。 那天是星期六。我中午就把他从幼儿园接出来，带他去看大河。从河堤上下来后，我们就走到了那几棵银杏树下。深秋的风吹着阳光，洒在地上。地上铺满了黄灿灿的叶子，被吹得乱跑。在凯歌兴致勃勃帮我捡叶子的时候，我看见了大树下那间小茅屋，包在枯枝围成的厚厚的篱墙里，茅草顶上积了一大堆银杏叶。那几天，我看的银杏叶多了（自从四个月前搬家到这儿，我就发现了两个银杏园，不过那时是一片浓绿），一律不杂一点绿意的黄，很灿烂。我只把它们看作树叶，看作深秋的一种颜色，并没产生什么特殊的想法。可那天，看到银杏树下的茅草屋，我终于又想起了一个人。 我知道那个人是从小林庄迁到营子村去的。 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大儿子个矮，小儿子较秀气。 她带着一家子人在营子村安下一个家。我没见过她，只从我的母亲那儿听到关于她的那点事。“桃三杏四梨五年，无儿无女不种白果园”（白果就是银杏），母亲提起她时，是以这句话开头的。母亲是她的大孙女儿。 提起白果树，母亲就提到她的祖母，总是用一种很敬重的口气。 一个女人， 拖儿带女，举家搬迁，这本身就很能说明点儿什么。 母亲说， 祖母在搬迁后的头几年里， 拼命地买田置地，终于有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园子。园门外有一口井，谁家的井也没这井的水甜。院墙外种了白果树，桃树，梨树，或许是因了那井的缘故，长势异常迅猛。我常想，母亲之所以一生酷爱花木和戏文，肯定离不了当时对落红纷飞东风乱颤的感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人把眼光局限在土地上，绝不是狭隘。有能力买田置地本身就不是件平凡的事，何况是一个小脚女人。 母亲后来所讲的一件事，更证明了她的祖母既不狭隘，更不平凡。 园子越来越红火，那两儿四女也在长大成人。一年四季，园子内外总有人来了又去。有来看园的，有来看树的看花的。 突然间,就发生了那件事。那天，阳光好得出奇，春天这就过去了。所有的人都没在屋里，所以谁也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那时候没有电，屋里也没点灯。我母亲的母亲，我的外祖母，一直用“ 天火 ”来解释那场灾难。她刚嫁过来不久，她说她的嫁妆高到屋梁，全是上好木料打制的。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即使在四十年后我见到她时，仍这么认为。而且她好脾气。现在想起她，我总无端怀疑她有着俄罗斯人的血统；尤其在她老了以后，越发像一个俄罗斯老妇人：温和的眸子，深陷的眼窝，高高的长鼻子，笔直的个儿，肤色很白。她的娘家，是一个叫“尚屯”的地方，胡姓（ 这是今年春天给她上“十年坟”时才记住的，因为我第一次真正见到了她娘家的人：她的几个侄媳妇）。我能够感觉得到，她长在一个绝不逊色的家院里。为什么偏偏嫁给了李家那个个儿矮且貌不出众的老大，我总认为是那时“门当户对”的观念害的。门当户也对时，很可能就忽略了“郎才女貌”这回事。我外祖母的好脾气，我在与她相处的那十几年里，并没有真切感受到——我正在天真烂漫地四处野逛， 只记得深冬夜里我的冰凉的脚伸进她怀里时，她咕哝了几声。 是她的弟媳妇，那个长得较秀气的老二的妻子，说：她一辈子连个小孩也没呵斥过。现在想起她来我家小住时，常是在油灯远处，默默地看我们姊妹几个写字，默默地看我父亲说什么，眸子发出闪闪的光。在我很小时，我见过她有一次在吸烟，后来再也没了印象。 那把火烧得干脆利落。 所有的人都慌了神， 只有一个人没全慌，她就是我母亲的祖母，我外祖母的婆婆。她很果断地指挥几个做工的从火中往外抢一样东西——我外祖母的嫁妆，一件件的衣橱衣柜大八仙小八仙。然后就没有机会抢出另一样东西——她预备给即将出阁的三女儿打嫁妆的木料。她的这一选择，使我的外祖母除了感激，无话可说。而她接下来的一个决定，使我的外祖母更无话可说：她让她的三女儿带着那些抢出来的嫁妆出阁。 接下来，那场运动就来了。围墙推倒了，桃树砍了，梨树砍了，白果树砍了。母亲亲见了它们的轰然倒地，纷飞的花瓣，晃乱了她的眼。她仿佛看见千百只蜜蜂哄一声四散而去。 母亲说，她的祖母至死也没弄明白： 她辛辛苦苦置下的地，怎么让别人说分就给分了。当时，她只大睁着眼，什么也不说，一滴泪也没流。我母亲的祖母的故事，以此为分界，母亲就再也没讲过。 我的母亲八岁那年，大舅五岁，母亲抱着襁褓里的两个月大的二舅参加了他们的父亲的出殡仪式。 我的外祖父，还没看清他的小儿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就撒手西去。我的母亲在我们小时候常念叨：你的姥爷那时候天天喊“心口疼”。直到前几年，母亲有一天忽然说：你姥爷得的就是现今叫“胆道蛔虫”的,就没了下文。我无言以对。我能感受到她心中的那份愤愤不平：胆道蛔虫就要了她的父亲的命。可那是1944年的乡下，谁也料不到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可她刚刚八岁，还有她的三十岁不到的小脚母亲。幸好还有她 的二叔。二婶一口气生下五个女儿。从此李家这一代就没添过男丁。 母亲曾经说过：她十三岁就领着二叔家的几个女孩子给二叔他们做裤子。女孩儿家能干的活她一样也没落下。她还说：在院子里，她种过一种草花，最多时，开过十八种颜色。后来，扎了大辫子的她，就跟着成群结队的人到南山去种地。有一天出早工回来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从土坡上迎下来，把她打量了个仔细。回到家，外祖母告诉她：梨杭那家的娘今天来相你。她想起了刚才那女人灼灼的目光，低了头，没说什么。两个月后，她出阁了，流着泪坐着我大舅拉的篷子车（地排车上架顶篾子席，前后扯上红布帘子），离开了营子村，嫁给一个教书的，我的父亲。 紧接着,大跃进开始了,然后是三年困难时期。她的公公——我的爷爷没熬过去，在千辛万苦中，悄没声息地倒下了。我的母亲呢，该累的累了，该饿的饿了，终于挺过来。娘家却传来消息：二叔出事了，双腿瘸了。这中间的故事是一个断层，母亲从未提起。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对她的二叔有了印象：干瘦，拄着双拐在屋里挪来挪去，对母亲说着什么，母亲只是抹泪。然后过了不久，有一天母亲从娘家回来，脚脖子上绑着白布，见了西邻家的大奶奶就拜，苍白的脸上滚下泪来：俺二叔…… 我对童年有了清晰的记忆，可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的外祖母每年春天或冬闲时总会来小住大半个月。每到这时候，我的祖母就在我家频繁出入，瞪着眼看这看那。后来她皈依了基督教，再来时就不瞪眼了。外祖母在忙忙碌碌，她就在一旁絮絮叨叨地说这说那。讲她的爹娶了后娘怕委屈了她，老委屈她同父异母的兄弟。讲她扎着大辫子，父亲给买扎头绳，不许兄弟玩她纺线时玩的拨浪鼓。讲夏娃那个“女的”如何被创世者追着要责罚她。当然她并不知道那个“女的”叫夏娃。有时候，她也讲她的丈夫生前如何暴怒，讲着讲着就嘿嘿地笑。外祖母一般不插嘴，自顾自忙碌，祖母却照例每天都来。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着。我忽然间就长到二十岁了。然后我去外地上学。外祖母家的后园（比从前那个小多了），就成了我永远的回忆——因为后来那儿盖起了水泥钢筋的大房子。小时候每去一次，我和弟弟就跑进后园看那几棵老长不大的桃树，再从后门跑出去，绕到二舅家看那棵黑枣树。第二年的春天，我就接到大姐的电话：回来见姥姥最后一面。我急急慌慌上了火车，没到家门口就听说人早已殁了。大姐怕我在路上出事，没敢直说。我的泪刷刷地落，无话可说。 今年春天，按“十年坟九年上”的旧俗，我们姊妹兄弟陪母亲去给外祖母上坟。母亲做了冥间时兴的那套车马亭台金元宝，专门找了辆大卡车拉着去。路上母亲坚持不坐驾驶室，站在后车厢扶着，怕风刮跑了。我说：咱娘心里什么味啊。大姐瞪了我一眼：别说无用的。在被挖平了的南山脚下，麦地边，找到了外祖母的坟，子孙们的鞭炮十几挂，一挂挂放起来。母亲领头拜祭，孙男孙女连外戚一大群。我年近七十的母亲没流泪，我满眼的泪只敢往心里流。 忽然，久等不至的三姑姥姥被儿子保驾着来了。八十多岁了仍耳聪目明，听说冬天甚至不穿棉袄。她拜得极为虔诚，她该不是又想起了那把天火？最后，她领着大家去拜东侧上首的那座坟。原来，那里躺着她的娘亲，我母亲的祖母，我外祖母的婆婆。 关于我的外祖母，能说的也就限于此了。能想起来的丝丝缕缕当然很多。可我不知道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似乎她讲过她踮着小脚抱着母亲躲过兵乱。母亲说过外祖母在二姑姥姥死后，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那个差点被烧死的遗孤。而那个人一辈子从没专门去看过她。虽然她的家离我的家不过一百米远。外祖母出殡时，她派去了她的儿子和丈夫。真的，我不知道到底该写外祖母的什么，她一辈子只跟我母亲和小孩子的我说话最多。可那时我太小，什么也不记得了。她一辈子和白果树无缘。白果树是她的婆婆种的，没等到她好好看看那些树，树就被砍了。所以看到白果树，我就想起那个做她婆婆的人。虽然我没见过她。可我总忘不了她的话：“桃三杏四梨五年，无儿无女不种白果园”。母亲提起白果树，就说这句话。 其实，如果不是那天想捡几片银杏叶带回家，我也不会想起那个人，想起那句话。谁教我搬家到那儿去的呢？家是我想搬就搬的吗？搬家可不是件容易事，虽然我没有两儿四女的拖累。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丈夫。可搬家为的什么？为什么非得搬呢？我能说得清吗？这世上，有多少事是能说得清的？你说呢？ ----2002、11、20 补记: 关于母亲的二叔，我终于鼓起勇气故作平淡地问明了母亲：他从小就在一只腿上生了瘘疮,没钱治;长大了，一干活就疼得更厉害，白天作了农活，晚上就疼得大声哭。一到夏天，恶臭味满屋都是…… 还有，我的外祖母，早年间为了儿女卖过豆腐，讨过饭，种过“大棚”蔬菜，半夜里降温了，起来盖草苫子……受尽了苦。 —— 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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