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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北起通扬运河，南抵杭州湾，西至南京，东到海滨，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以及邻近海域。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泛指镇江、扬州以东长江泥沙积成的冲积平原，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上海市及浙江省杭嘉湖地区。长江三角洲顶点在仪征市真州镇附近，以扬州、江都、泰州、姜堰、海安、栟茶一线为其北界，镇江、宁镇山脉、茅山东麓、天目山北麓至杭州湾北岸一线为西界和南界，东止黄海和东海。现在也有扩大之说，即将江苏北部、浙江南部、安徽皆纳入长三角范围。
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在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北部。这一地区传统上也被称为“吴”、“吴地”。
商末太伯、虞仲来到此地，受众拥戴，始建“勾吴”，春秋时孙武、伍员等辅佐吴王，吴国与中原交往，成长、发展，后吴为越所灭，但越不改吴文化而是与吴融合，再后越为楚所灭，楚相春申君黄歇请封故吴墟，吴文化又与楚文化交融。 吴地在西汉时还相对比较落后，但东汉时就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
西汉中后期，北方人民大量迁入吴地（长江三角洲）及江南地区。
北方人南迁有几种原因：普通民众由于饥荒、破产，官绅、士大夫出于政治、避乱等原因。另外，江南地区虽开发较晚，但土地丰饶，沃野千里，自然条件优越也是吸引北人南来的因素。
北方移民中的劳动阶层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上层人士则带来了中原高度发展的文化。
如果说东汉时期是吴地经济发展的量的积累期，孙吴时期就是吴地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期。
孙氏之据有江东，不仅没有破坏吴地的发展势头，而且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将此滨海边缘之地建成繁华鱼米之乡。
孙吴政权之吴国地域辽阔。西接川蜀，南抵交趾，北临长江，东频大海。但其统治的核心区域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吴地（长江三角洲地区）。 以下分条简述孙吴政权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的功绩。 一、安民政策
孙策入吴后就严格约束部队，禁止扰民——“军士奉令，不敢虏略，鸡犬菜茹，一无所犯，民乃大悦，竟以牛酒诣军”（《三国志·卷四十六》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其后孙权延续此政策。 二、恰当的对外政策
相比于蜀、魏那种强烈的、迫切的、有使命感似的统一愿望，孙吴政权逐鹿中原的意愿低了些。
笔者以为，原因在于：
孙吴政权的两大支柱——南渡北士与江东大族对北伐的热情都不是很高。
南渡北士本身就是为了离开中原才来到江南的。他们想在江南安身立命，而不是在江南歇一歇脚后赶紧回北方；江东大族世居此地，也没有逐鹿中原的动力。是故相对而言孙吴政权割据一方的意识是较重的。但这种割据江东、自守一方的作法对江东的发展是有利的。孙吴在蜀魏连年征战的时候休养生息，开发、建设。且不能说吴人就只想割据，抗拒统一。试想，如果魏国大乱或出昏君或出昏招，相信吴国士大夫也不会反对孙权趁势夺取天下；当孙皓无德，朝政败坏时，吴国士大夫就放弃割据之念——司马氏伐吴时势如破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说明吴国士大夫决定背弃孙皓。而邓士载伐蜀时蜀国士人——如诸葛武侯后人在绵竹是誓死抗拒的。 三、重视文教、崇文重儒的政策
吴地自东汉以来即有崇文重教传统，加之南渡北人中有不少大儒，江东在汉末时已是人文渊薮。孙权治吴更加重了这种风气。
孙吴时期，儒学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继续发展。
有些吴地大族甚至主要不是凭借政治权势与经济地位，而是人文学养来保有显赫声望。
如：
虞氏家族。虞翻在儒学上造诣极高。他所作的《易》注，得到中原大儒马融的高度评价。他还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
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成就虽较会稽虞氏稍为逊色，但也是世代习儒的文化之家。陆逊虽长年领兵，但儒学颇深；陆绩“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三国志·陆绩传》）；陆凯“手不释书，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三国志·陆凯传》）。
顾雍曾祖父顾奉专心于学，东汉时为大儒张霸赏识。孙吴时，顾氏家族更成为吴地的文化世家。
不仅南渡大儒、吴地学人，南渡北士中一些并非以儒为业的人士也在江东有所著述，增益文教。如张昭晚年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
经数代人的接力，西晋时，吴地已是中原之外的一方人文重镇了。 四、用人政策
孙策转战江东六郡时，身边除张昭、周瑜、黄盖、程普、周泰等南渡北士外，一批吴地（长江三角洲地区）土著人士就开始追随于他。如朱治（丹阳人）、芮良（丹阳人）、虞翻（余姚人）、董袭（余姚人）、凌操（吴郡余杭人）、贺齐（会稽山阴人）、全柔（吴郡钱塘人）。
孙策临终时，之所以选择孙权为继承人而不是骁勇善战的三弟孙翊，原因正在于他所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此语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孙权发挥自身长处，处理好与江东人民、世族的关系，休养生息，力保江东和平发展。
孙权果然没有辜负其兄的期望。
孙权所重用之人，除鲁肃、诸葛谨、严峻、步骘等南渡北士外，还有许多江东世族（如顾、陆、朱、张等江东土著大族），如顾徽、陆绩、张允、张温、陆逊、陆瑁、朱恒、吾粲等。
在州郡政府，孙吴政权与曹魏一样，设九品中正制以选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后称大公正），郡设中正。
孙吴集团励精图治，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吴地经济发展，文教兴盛，人民安居乐业，士人心悦诚服。贤者辈出，人才济济。
人观三国，见诸葛亮舌战群儒，固为刘玄德有孔明而喜，但同时看到东吴人才之多；庞统也和东吴群儒有过交流，互有敬意。
诸葛亮《隆中对》以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曹丕曾望江南而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晋灭吴后，吴地士大夫对孙吴政权仍多肯定、怀念之词，认为吴国纯亡于孙皓，如有明君则可以延续。陆机（吴郡华亭人）《辨亡论》即饱含故国之思。 五、基层政权建设
基层政权组织，吴承汉制并有发展、创新。
乡、里和亭是吴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单位。此外，孙吴政权还创造性地设立了“丘”这一基层政权，用以安置南渡的北方流民和吴国境内迁出山区的山越之众（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详见臧知非、沈华、高婷婷著《周秦汉魏吴地社会发展研究》第六章）。 六、发展经济的政策
（一）农业政策
东吴广设屯田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规模最大。
孙吴统治时期，会稽郡（郡治在今浙江绍兴）的农业生产水平很高。孙权还令州郡牧守劝课农桑。孙吴政权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在句容修筑破冈渎、赤山塘，在乌程建有青塘、皋塘、孙塘等，使大量农田获得灌溉之利（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第四编第十三章）。这一时期，丝织业也开始在江南兴起。
（二）货币政策
曹魏一度弃钱用谷，孙吴用钱并铸新钱。
曹魏在黄初二年（221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三国志·文帝纪》），明帝时才恢复用钱。而孙权并没有停止五铢钱的使用，后来又铸五百、一千两种大钱。孙吴征收赋税时也是实物、货币并举。钱币的大量使用说明孙吴政权控制流通秩序、保证市场繁荣的能力是很强的。这些举措也为以后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航运
江南运河云阳（今江苏丹阳）至京口（今江苏镇江）一段流经丘陵地带，通航存在困难。吴末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又开辟了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连通，成为三吴至建业间的便捷水道。这一水道成为后来南朝转输的主要内河航道。孙吴时代还曾经开通了从云阳到长江的水路运道，这就是《南齐书·州郡志上》所谓“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张岂之总主编，王子今、方光华主编《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第166页）。
航运业、造船业在孙吴时代发展迅速。《抱朴子》说江东大族有“商贩千艘”。晋灭吴时，接收的吴政府所有船只，有5000余艘。 综上可见，孙吴政权治理江东、经营吴地，有章有法。后来这一地区逐渐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经济、文化较发达、先进的地区。吴地之建康在六朝时成金粉之地，吴地之姑苏于明清时为商业都会。
如今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是中国工商发展的巨擘、经济腾飞的标杆。  抚今追昔，史迹可考。吴地文明起源于太伯奔吴，接棒于春申门下，而在孙吴时期初具形态。孙吴政权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开发的功绩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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