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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和几位研究心理学的博士聊天，询问他们：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有哪些？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所了解的著名实验。我根据回忆，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1.如何表扬孩子？ 让两组水平相当的孩子同时做一道比较简单的数学题，让他们都获得正确的答案。然后对一组孩子说：你真聪明。对另一组孩子说：你真努力。 接着让两组的孩子同时做比较复杂的难度较高的数学题。 结果，第一组曾经被夸奖“你真聪明”的孩子普遍成绩低下。 第二组曾经被夸奖“你真努力”的孩子普遍成绩较高。 2.评价自己与评价他人哪一个更客观？ 在捐款之前，做一个问卷调查，提出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你会捐款吗？60%的人回答，“我会捐款”。 问题之二：你估计他人会捐款吗？50%的人回答，“别人会捐款”。 捐款之后，统计结果是：有50%的人捐款。 3.用绿墨水写红字 让被试用绿墨水写红字，被试反应较慢。 让被试用绿墨水写绿字，被试反映较快。 相关的实验： 让被试写三个2字，然后告诉研究者有几个2字。结果，被试反应较慢。 让被试写三个3字，然后告诉研究者有几个3字。结果，被试反应较快。 4.让被试观看一个录象片段：一红衣人在街上无缘无故地被他人踢了一脚。接下来分别问两组被试两个不同的问题： 问题之一，如果你是那个红衣人，你会如何反应？ 可选择的选项是：（1）非常愤怒，以牙还牙。（2）非常愤怒，无奈地走开；（3）不愤怒，走开。 结果是：绝大部分被试选择了“非常愤怒，无奈地走开”。 问题之二，你估计那个红衣人会如何反应？ 可选择的选项是：（1）非常愤怒，以牙还牙。（2）非常愤怒，无奈地走开；（3）不愤怒，走开。 结果是：绝大部分被试选择了“非常愤怒，以牙还牙”。 5.“见钱眼开” 让一组穷人的孩子画一枚硬币，穷人的孩子普遍把硬币画得比真实的硬币大。 让一组富人的孩子画一枚硬币，富人的孩子普遍把硬币画得比较接近真实硬币的大小。 6.汽车相撞之后地上是否有碎玻璃？ 让两组人看汽车相撞的两个画面，一组看到的画面上显示的句子是：“两辆汽车严重相撞”，另一组看到的画面上的句子是“两辆汽车相互摩擦”。 然后让他们分别回答同一个问题：汽车的速度有多快？回答的结果是：看到“两辆汽车严重相撞”的那一组普遍认为速度很快。看到“两辆汽车相互摩擦”的那一组普遍认为汽车速度没那么快。 一个星期后，让他们回忆汽车相撞之后，地上是否有碎玻璃。回答的结果是：看到“两辆汽车严重相撞”的那一组普遍认为地上有碎玻璃。看到“两辆汽车相互摩擦”的那一组普遍认为地上没有碎玻璃。当然，真实的画面上显示地上没有碎玻璃。 7.美国人真的没有种族歧视了吗？ 研究人员让被试对着画有各种图像的靶子射击。 结果，当被试射击除狗之外的动物的画像时，毫无犹豫，当被试射击黑人的画像时，稍有犹豫，当被试射击白人的画像时，犹豫的时间最长。 8.第一印象重要还是第二印象重要? 遇到没有把握的选择题时，考生往往根据第一印象选择了一个答案，可是后来回头检查试卷时，又感觉第一印象不对，经过推敲，放弃了第一印象，做了另一个选择。 考生究竟应该尊重第一印象，还是应该相信自己的推理或推敲呢？这即便不是所有教师遇到的难题，至少是高考前英语老师遇到的难题。 根据经验，英语老师在高考前总会提醒学生：遇到没有把握的选择题时，最好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 可是，学生遇到没有把握的选择题时，真的应该根据第一印象做选择吗？ 有心理学研究者做过相关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根据自己的推敲做出的选择的正确率远远高于根据第一印象做出的选择的正确率。 你知道这个心理学是怎样设计的吗？ 9.想自己曾经发生的错误还是想自己曾经获得的辉煌？哪个办法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 有一种假设：高考前，老师如果告诉学生，回想自己曾经发生的错误，这样可以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可以因此而提高考试成绩。 也有另一种假设：高考前，老师如果告诉学生，回想自己曾经获得的最辉煌的事件，这样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可以因此而提高考试成绩。 究竟哪个假设是对的？有心理学研究者做过相关的实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高考前，老师如果告诉学生，回想自己曾经获得的最辉煌的事件，这样可以让自己更有信心，可以因此而提高考试成绩。 你知道这个实验研究是怎样设计的吗？ 10.中国人有两种不同的假设： 假设1：人多力量大。 假设2：人多力量小——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究竟哪个假设是对的？有心理学研究者做过相关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显示：人多力量小。实验设计是： 让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拔河。在把拔河者握住绳子的地方设置一个拉力检测器。这时候，拔河者所拿出的力气最大。 让两个人和另外两个人拔河。同样，在把拔河者握住绳子的地方设置一个拉力检测器。这时候，拔河者所拿出的力气比第一次实验减少一些。 让十个人和另外十个人拔河。同样，在把拔河者握住绳子的地方设置一个拉力检测器。这时候，拔河者所拿出的力气比第一次实验更少一些。 11、阿希实验 “阿希实验”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40多年前设计实施的。从众-----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
阿希实验就是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
阿希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他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结果当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但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一般认为，女性的从众倾向要高于男性，但从实验结果来看，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设想一下，你在这个实验中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12、罗森塔尔实验 “丑小鸭实验”可能是翻译不同。在心理学历史上，有关期望和信心对人的影响的实验，最著名的当属“罗森塔尔实验”了。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通过实验，研究了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 他在实验中发现的 罗森塔尔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观念，而且对人们的其他社会性行为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实验并不复杂：他来到一所乡村小学，给各年级的学生做语言能力和推理能力的测验，测完之后，他没有看测验结果，而是随机地选出20％的学生，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些孩子很有潜力，将来可能比其他学生更有出息。8个月后，罗森塔尔再次来到这所学校。奇迹出现了，他随机指定的那20％的学生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为什么呢？是老师的期望起了关键作用。老师们相信专家的结论，相信那些被指定的孩子确有前途，于是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更加信任、鼓励他们，反过来这些孩子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因而比其他的80％进步得更快。罗森塔尔把这种期望产生的效应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
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雕刻师，他耗尽心血雕刻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并倾注了全部的爱给她。上帝被雕刻师的真诚打动了，使姑娘的雕像获得了生命。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对他人的期望会间接地产生多么巨大的效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期望别人，别人可能就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改进；相反，我们对他人的偏见也能产生消极的结果，尤其对那些缺乏自知和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
13、耐人寻味的心理实验
发展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典实验。实验人员给一些4岁小孩子每人一颗非常好吃的软糖，同时告诉孩子们可以吃糖，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20分钟，则能吃两颗。有些孩子急不可待，马上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孩子却能等待对他们来说是无尽期的20分钟，为了使自己耐住性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糖，或头枕双臂、自言自语、唱歌，有的甚至睡着了，他们终于吃到了两颗糖。在美味的奶糖面前，任何孩子都将经受考验。
这个实验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足的能力，
延迟满足----是能够等待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到来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解释。
这个实验后来一直继续了下去，那些在他们几岁时就能等待吃两颗糖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仍能等待，而不急于求成；而那些急不可待，只吃了一颗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更容易有固执、优柔寡断和压抑等个性表现。 当这些孩子长到上中学时，就会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差异。对这些孩子的父母及教师的一次调查表明，那些在4岁时能以坚忍换得第二颗软糖的孩子常成为适应性较强，冒险精神较强，比较受人喜欢，比较自信，比较独立的少年；而那些在早年已经不起软糖诱惑的孩子则更可能成为孤僻、易受挫、固执的少年，他们往往屈从于压力并逃避挑战。
对这些孩子分两级进行学术能力倾向测试的结果表明，那些在软糖实验中坚持时间较长的孩子的平均得分高达210分。
研究人员在十几年以后再考察当年那些孩子现在的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能够为获得更多的软糖而等待得更久的孩子要比那些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的学习成绩要相对好一些。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中，发现有耐心的孩子在事业上的表现也较为出色。
14、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的枪声
注意力和观察力是相辅相成的。适当的注意才能构成有效的观察。
在一次国际心理学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突然从外面冲进一个村夫，后面追着一个黑人，手中挥舞着手枪。两人在会场中追逐着，突然“砰”地一声枪响，两人又一起冲出门去。事情发生的时间前后不过二十秒钟。 在与会者的惊慌情绪尚未平息的时候，会议主席却笑嘻嘻地请所有与会者写下他们目击的经过。原来这是一位心理学教授请求做关于“注意”的实验。 结果，在上交的四十篇报告中，没有一个人的记载是完全正确的。其中只有一篇错误率少于20%，有十四篇的错误在20%—40%之间，十二篇的错误率在40%—50%之间，十三篇的错误在50%以上。而且许多报告的细节是臆造出来的。虽然每个人都注意到两人之中有一人是黑人，然而四十人中只有四人报告说黑人是光头，符合事实。其余有的说他戴了一顶便帽，有些甚至替他戴上高帽子。关于他的衣服，虽然大多数都说他穿一件短衣，但有的人说这件短衣是咖啡色的，有的说是红色的，还有人说是条纹的。而事实上，他穿的是一条白裤，一件黑短衫，系一条大而红的领带。
注意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是意识的警觉性和选择性的表现。
注意分指向、集中、转移三个阶段。
指向：把意识活动朝向一定的客体；
集中：意识活动深入到所了解的事物中去；
转移：主动地把意识活动从这一客体转向另一客体。
心理学家的注意是无意注意。
无意注意------是没有自觉目的，也不需要任何努力的注意
它主要是由于客观刺激物本身的特点引起的。这也造成了心理学家的失误。
15、感觉剥夺实验
感觉剥夺----是指将志愿者和外界环境刺激高度隔绝的特殊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各种感觉器官接收不到外界的任何刺激信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病理心理现象。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海勃(Hebb)实验室所进行的感觉剥夺实验。
受试者在感觉剥夺试验七天后，出现了经典的病理心理现象：
①出现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及继发性情绪行为障碍；
②对刺激过敏，紧张焦虑，情绪不稳；
③思维迟钝；④暗示性增高；
⑤体诉多，各种神经症症状；
另外，美国心理学者的“感觉剥夺试验”，也说明一个人在被剥夺感觉后，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痛苦，各种心理功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经过一天以上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正常。
这说明人们日常生活中，漫不经心地接受各种刺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种感觉是很重要的 16、3对1规律 说服别人或提出令人为难的要求时，最好的办法是由几个人同时给对方施加压力。 那么为了引发对方的求同行为，至少需要几个人才能奏效呢？前面的实验结果表明，能够引发同步行为的人数至少为3～4名。 当两个人统一口径诱使某人采取求同行为时，几乎没有人会作出错误选择。如果人数增加到3人，求同率就迅速上升。效果最好的是5个人中有4人意见一致。人数增至8名或15名，求同率也几乎保持不变。 但是，这种劝说方法受环境的制约较大，在一对一的谈判中或对方人多时就很难发挥作用。当对方是一个人时，你可以事先请两个支持者参加谈判，并在谈判桌上以分别交换意见的方式诱使对方作出求同行为。在纸牌游戏中，经常能看到这种现象。纸牌游戏一般由4个人参加，在游戏过程中如果时机成熟，有人会建议提高赌金或导入新规则，同时也会有人提出异议，这时如果能拉拢其他两人，三个人合力对付一个人，那么剩下的那个人会因寡不敌众而改变自己的主张，被多数的力量说服。 克莱乌杰比茨的手下败将拿破仑也曾说过：“胜利在于兵力充足。”由此看来，“以多胜少”的道理应该是在克莱乌杰比茨之前就有的一个规律。 17、 斯坦福监狱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拿来与米尔格拉姆实验进行比较，米尔格拉姆实验是于1961年在耶鲁大学，由津巴多中学时代的好友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进行的。津巴多作为监狱长。 死亡实验是一套故事基于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的电影。 津巴多模拟监狱实验 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的同事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系办公大楼地下室里建立了一个“监狱”，他们以每天15美元的价格雇用了24名学生来参加实验。这些学生情感稳定，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在普通人格测验中，得分属正常水平。实验者对这些学生随意地进行了角色分配，一部分人为“看守”，另一部分人为“罪犯”，并制定了一些基本规则。然后，实验者就躲在幕后，看事情会怎样发展。 两个礼拜的模拟实验刚刚开始时，被分配做“看守”的学生与被分配做“罪犯”的学生之间，没有多大差别。而且，做“看守”的人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如何做监狱看守员。实验者只告诉他们“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当回事。为了更真实地模拟监狱生活，“罪犯”可以像真正的监狱中的罪犯一样，接受亲戚和朋友的探视。但模拟看守8小时换一次班，而模拟罪犯除了出来吃饭、锻炼、去厕所、办些必要的其他事情之外，要日日夜夜地呆在他们的牢房里。 “罪犯”没用多长时间，就承认了“看守”的权威地位，或者说，模拟看守调整自己，进入了新的权威角色之中。特别是在实验的第二天“看守”粉碎了“罪犯”进行反抗的企图之后， “罪犯”们的反应就更加消极了。不管“看守”吩咐什么，“罪犯”都唯命是从。事实上，“罪犯”们开始相信，正如“看守”所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而且每一位“看守”在模拟实验过程中，都作出过虐待“罪犯”的事情。例如，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 '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 “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这次模拟实验相当成功地证明了个体学习一种新角色是多么迅速。由于参加实验的学生在实验中表现出病态反应，在实验进行了6天之后，研究人员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 不过剧集里的实验没有这么变态，只是一个48小时的游戏～～ 太平洋里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中，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为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鳞，全是由自己来选择。 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有鳞。它有一种本领，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身上。王鱼先给这些小动物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它们被吸引后，王鱼便把它们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鳞片——其实那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会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 可怜的是，有鳞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退化，那些附属物会慢慢脱离，使王鱼重没有鳞，那是一件痛苦难堪的事情，因为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表现得异常烦躁，每一天每一刻都在绝望中挣扎。 这时的王鱼，常会自残，往岩石上猛撞，那场景，真是惨不忍睹。越是身上附属物多的王鱼，后来就会越痛苦。到生命的最后，常常会浮上水面，跳上跳下，挣扎数日，而后死去。死时的王鱼，身上红肿，到处是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
王鱼的悲剧给我们各种启示，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为各种浮名俗利所累，有人说它启示我们不要过自己不需要的生活。 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王鱼其实象征着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这类人因为环境给予的各种包装和名衔，真的以为自己是如何如何了，一旦除掉那些耀眼的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名。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什么劣根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是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定律：那就是人们对自己的某种假设，很快会成为现实。这称为一种自我实现效应。 晋国有个名叫乐广的人，有一次，他邀请一位朋友到家里喝酒。当这个朋友举起酒杯却忽然看到酒杯里有条小蛇，可是已经晚了，他把它喝下去了。 回家以后这人就生起病来，他认为是蛇作怪。乐广听说朋友病了便前去探望。朋友于是就告诉他得病的原因。乐广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酒里怎么会有蛇呢？他把朋友安慰了一番后回到家里，突然看到墙上挂着一张弓，他心里一亮，想到蛇一定是弓倒映在酒杯中的影子。 第二天，乐广又邀请那个朋友在原地饮酒，斟满了一杯酒，恭敬地请朋友喝。朋友一看连忙说：“杯里有蛇，我不喝！”
这时乐广哈哈大笑，指着墙上挂着的弓让朋友仔细看，那位朋友顿时明白，没几天病就好了。 正是由于乐广的这位朋友一心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吞下了一条蛇的病人，于是果然就实现了。 为了研究人及环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程度，心理学家津巴多于1972年设计了一个模拟监狱的实验，实验地点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底下室中，参加者是男性志愿者。 他们中的一半随机指派为“看守”，另一半指派为“犯人”，实验者发给他们制服和哨子，并训练他们推行一套“监狱”的规则。剩下的另一半扮演“犯人”角色，他们穿上品质低劣的囚衣，并被关在牢房内。 所有的参加者包括实验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完全进入了实验。看守们开始变得十分粗鲁，充满敌意，他们还想出多种对付犯人的酷刑和体罚方法。犯人们垮了下来，要么变得无动于衷，要么开始了积极的反抗。
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在那里“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尽管实验原先设计要进行两周，但它不得不提前停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犯人’和'看守’，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 这个颇受争议的模拟实验表明，一个简单假设的角色可以很快进入个人的社会现实中，他们从中获得自我认同，无法从他们扮演的角色中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
18、心理学实验02：定位速效法 将一个班的学生分成三组，前去 10公里外的村庄。甲组学生不知道村庄有多远，只让他们跟着导游走，刚走二三公里，就有学生叫苦，走了一半路学生开始抱怨，情绪低落而且开始散乱，以致溃不成军。乙组学生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中途没有路牌，他们只跟着向导走，走了多少，还剩多少一概不知。结果行走到不到一半就有人叫苦不迭，速度也越来越慢。丙组学生不仅知道距离目的地有10公里，而且能不时看到路牌，上面写有里程，他们走了多少还剩多少心中都很清楚。结果这一组学生一路上精神饱满，每当他们疲劳时，看看路牌，都为自己已走过的路程感到振奋，没人叫苦。实验的最终结果显而易见，丙组最快，乙组次之，甲组最慢。 心理学把这种按计划工作、目的明确、效率增高的现象叫“定位速效法”。
19、 心理学实验03：蔡格尼克效应 心理学家蔡格尼克（Zeigarnik）曾做过的一个有趣实验：他要求一些参加实验的人去完成20件指定的工作，其中半数工作最终允许其完成，而另一半的工作则中途人为地加以阻止，使其无法完成。当这些人完成实验任务后，要求他们对所做的工作进行回忆。实验结果发现参加实验的人对未完成工作的回忆要优于对以完成工作的回忆，前者的回忆量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蔡格尼克效应”，是指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 启示： 人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有时甚至是强迫自己追求完美。这使得我们有时会无法容忍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以致于让那些没做完的事情给自己造成压力。但更现实的是，并非所有事情对我们或我们的工作都如此重要，事情也并非因为其未被做完而变得更加重要。因此，时常停下来思考什么是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很重要。
20、心理学实验04 ：反馈效应实验 心理学家罗西和亨利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反馈效应心理实验：他们把一个班的学生分为三组，每天学习后就进行测验，测验后分别给予不同的反馈方式：第一组每天告知学习结果；第二组每周告知一次学习结果；第三组只测验不告知学习结果。8周后将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反馈方式对调，第二组反馈方式不变，实验也进行8周。反馈方式改变后第三组的成绩有突出的进步；而第一组的学习成绩逐步下降；第二组成绩稳步上升。 这则实验说明，学习者对自己学习结果的及时了解，对学习积极性有强化作用，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反馈方式不同，对学习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及时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对学习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及时反馈比远时反馈效果更好。
21、心理学实验05：迟延满足实验 发展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经典的实验，称为“迟延满足”实验。 实验人员给一些4岁小孩子每人一颗非常好吃的软糖，同时告诉孩子们可以吃糖，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如果等20分钟，则能吃两颗。有些孩子急不可待，马上把糖吃掉了。另一些孩子却能等待对他们来说是无尽期的20分钟，为了使自己耐住性子，他们闭上眼睛不看糖，或头枕双臂、自言自语、唱歌，有的甚至睡着了，他们终于吃到了两颗糖。在美味的奶糖面前，任何孩子都将经受考验。这个实验用于分析孩子承受延迟满足的能力，所谓的延迟满足，就是能够等待自己需要的东西的到来，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要什么，这是一个很通俗的解释。 这个实验后来一直继续了下去，那些在他们几岁时就能等待吃两颗糖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仍能等待，而不急于求成；而那些急不可待，只吃了一颗糖的孩子，在青少年时期更容易有固执、优柔寡断和压抑等个性表现。 当这些孩子长到上中学时，就会表现出某些明显的差异。对这些孩子的父母及教师的一次调查表明，那些在4岁时能以坚忍换得第二颗软糖的孩子常成为适应性较强，冒险精神较强，比较受人喜欢，比较自信，比较独立的少年；而那些在早年已经不起软糖诱惑的孩子则更可能成为孤僻、易受挫、固执的少年，他们往往屈从于压力并逃避挑战。对这些孩子分两级进行学术能力倾向测试的结果表明，那些在软糖实验中坚持时间较长的孩子的平均得分高达210分。 研究人员在十几年以后再考察当年那些孩子现在的表现，研究发现，那些能够为获得更多的软糖而等待得更久的孩子要比那些缺乏耐心的孩子更容易获得成功，他们的学习成绩要相对好一些。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中，发现有耐心的孩子在事业上的表现也较为出色。
22、心理学实验06：恐惧是如何形成的 1920年，早期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华生及其助手进行了心理学史上著名的一次实验。该实验揭示了在一个婴儿身上是如何形成对恐惧的条件反应的。
实验对象是一个叫阿尔伯特的小男孩，当他还只有9个月大的时候，研究者把一只白色的老鼠放在他身边，起初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当用一把锤子在他脑后敲响一根钢轨，发出一声巨响时，他猛地一打颤，躲闪着要离开，表现出害怕的神态。给他两个月的时间使这次经历淡忘，然后，研究者又开始实验。当一只白鼠放在阿尔伯特的面前，他好像看到了一个特别新奇有趣的玩具，伸出手去抓它；就在孩子的手在碰到白鼠时，他的脑后又响起了钢轨敲响的声音，他就猛地一跳，向前扑倒，把脸埋在床垫里面。第二次试的时候，阿尔伯特又想用手去抓，当他快要抓住的时候，钢轨又在身后响起。这时，阿尔伯特跳起来，向前扑倒，开始啜泣。 此后，又进行了几次这样的试验，把老鼠放在阿尔伯特身边，钢轨在他脑后震响，阿尔伯特对老鼠形成了完全的恐惧条件反应，华生后来在实验报告中写道： “老鼠一出现，婴儿就开始哭。他几乎立即向左侧猛地一转身，倒塌在左侧，作四肢撑起身体快速地爬动，在他到达试验台的边缘前，用了相当大的劲才抱住他。” 更进一步的实验显示，阿尔伯特对其它毛乎乎的东西也产生了恐惧：兔子、狗、皮大衣、绒毛玩具娃娃，还有华生装圣诞老人戴的面罩。 停止一个多月以后，又对阿尔伯特进行试验，正如研究者所预测的，他哭了起来，对老鼠和一切展现在他面前的毛乎乎的刺激都感到害怕，这时候，并没有任何钢轨敲击的声音。 华生行为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的影响，华生认为，狗可以通过训练建立条件反射，人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经常给人的某中行为施以正强化（奖励），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巩固下来；如果不给强化或给以负强化（惩罚），那么该行为就会减弱或不再出现。因此，强化很重要。华生认为，我们只要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再根据条件反射原理加以强化，使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那么就可以预测、控制和改变人的行为。 23、心理学实验07：感觉剥夺实验 1954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心理学家首先进行了“感觉剥夺”实验：实验中给被试者戴上半透明的护目镜，使其难以产生视觉；用空气调节器发出的单调声音限制其听觉；手臂戴上纸筒套袖和手套，腿脚用夹板固定，限制其触觉。被试单独呆在实验室里，几小时后开始感到恐慌，进而产生幻觉……在实验室连续呆了三四天后，被试者会产生许多病理心理现象：出现错觉幻觉；注意力涣散，思维迟钝；紧张、焦虑、恐惧等，实验后需数日方能恢复正常。这个实验表明：大脑的发育，人的成长成熟是建立在与外界环境广泛接触基础之上的。只有通过社会化的接触，更多地感受到和外界的联系，人才可能更多地拥有力量，更好地发展。
24、著名心理学实验08： 米尔格拉姆实验 实验者（E）（有时会是米尔格拉姆）命令“老师”（T）为“学生”（L）给予“电击”，作为“老师”的参与者被告知这样做真的会使“学生”遭受痛苦的电击，但实际上“学生”是实验的一名演出助手。参与者相信“学生”每次回答错误都真的会遭受电击，但事实上根本就没有电击。在与参与者隔离以后，助手会设置一套录音机，而该录音机则由“老师”的“电击产生器”所操控，会根据电击程度而播出不同预制录音。 米尔格拉姆实验（英语：Milgram experiment），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针对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实验。实验的概念最先开始于1963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变态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里所发表的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后也在他于1974年出版的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里所讨论。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纳粹党徒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Milgram, 1974） 米尔格拉姆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 （1974年）里写道： “在法律和哲学上有关服从的观点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但他们很少谈及人们在遇到实际情况时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而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加诸多少的痛苦。当主导实验的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一个人，更加上参与者所听到的痛苦尖叫声，即使参与者受到如此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权威者仍然得以继续命令他。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几乎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编辑] 实验方法 实验小组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寄出许多广告信，招募参与者前来耶鲁大学协助实验。实验地点选在大学的老旧校区中的一间地下室，地下室有两个以墙壁隔开的房间。广告上说明实验将进行约一小时，报酬是$4.50美元（大约为2006年的$20美元）。参与者年龄从20岁至50岁不等，包含各种教育背景，从小学毕业至博士学位都有。 参与者被告知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并被告知自身将扮演“老师”的角色，以教导隔壁房间的另一位参与者——“学生”，然而学生事实上是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
参与者将被告知，他被随机挑选为担任“老师”，并获得了一张“答案卷”。实验小组并向他说明隔壁被挑选为“学生”的参与者也拿到了一张“题目卷”。但事实上两张纸都是“答案卷”，而所有真正的参与者都是“老师”。“老师”和“学生”分处不同房间，他们不能看到对方，但能隔着墙壁以声音互相沟通。有一位参与者甚至被事先告知隔壁参与者患有心脏疾病。 “老师”被给予一具据称从45伏特起跳的电击控制器，控制器连结至一具发电机，并被告知这具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老师”所取得的答案卷上列出了一些搭配好的单字，而“老师”的任务便是教导隔壁的“学生”。老师会逐一朗读这些单字配对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老师会开始考试，每个单字配对会念出四个单字选项让学生作答，学生会按下按钮以指出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会继续测验其他单字。如果学生答错了，老师会对学生施以电击，每逢作答错误，电击的伏特数也会随之提升。 参与者将相信，学生每次作答错误会真的遭到电击，但事实上并没有电击产生。在隔壁房间里，由实验人员所假冒的学生打开录音机，录音机会搭配着发电机的动作而播放预先录制的尖叫声，随着电击伏特数提升也会有更为惊人的尖叫声。当伏特数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假冒的学生会开始敲打墙壁，而在敲打墙壁数次后则会开始抱怨他患有心脏疾病。接下来当伏特数继续提升一定程度后，学生将会突然保持沉默，停止作答、并停止尖叫和其他反应。 电压 “学生”的反应 75 V 嘟囔 120 V 痛叫 150 V 说，他想退出试验 200 V 大叫：“血管里的血都冻住了。” 300 V 拒绝回答问题 超过 330 V 静默 到这时许多参与者都表现出希望暂停实验以检查学生的状况。许多参与者在到达135伏特时暂停，并质疑这次实验的目的。一些人在获得了他们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保证后继续测验。一些人则在听到学生尖叫声时有点紧张地笑了出来。 若是参与者表示想要停止实验时，实验人员会依以下顺序这样子回复他：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进行，请继续。 你继续进行是必要的。 你没有选择，你必须继续。 如果经过四次回复的怂恿后，参与者仍然希望停止，那实验便会停止。否则，实验将继续进行，直到参与者施加的惩罚电流提升至最大的450伏特并持续三次后，实验才会停止。 [编辑] 结果 米尔格拉姆为整个实验过程和其结果录制了纪录片，纪录片名便是服从，纪录片的正版拷贝目前已经很难找到了。他接着与Harry From制作了5部一系列受到这次实验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影片[1]。这些影片都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媒体中心找到。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曾对他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做了预测实验结果的测验，他们全都认为只有少数几个人—10分之1甚至是只有1%，会狠下心来继续惩罚直到最大伏特数。 结果在米尔格拉姆的第一次实验中，百分之65（40人中超过27人）的参与者都达到了最大的450伏特惩罚—尽管他们都表现出不太舒服；每个人都在伏特数到达某种程度时暂停并质疑这项实验，一些人甚至说他们想退回实验的报酬。没有参与者在到达300伏特之前坚持停止。后来米尔格拉姆自己以及许多全世界的心理学家也做了类似或有所差异的实验，但都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为了证实这项实验，也有许多更改了架构的实验产生。 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州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的Thomas Blass博士（也是米尔格拉姆的传记—《电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在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后得出了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的结果，他发现无论实验的时间和地点，每次实验都有一定比率的参与者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约在61%至66%之间。 对于实验结束时的情况所知不多，依据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回想，当时那些没有达到最高伏特数的参与者却也都没有坚持这项实验本身应该结束，也没有至隔壁房间探视“学生”，离开时也都没有询问实验人员的同意。 [编辑] 对实验的反应 实验本身受到了关于在科学实验上的伦理质疑，因为这项实验对参与者施加了极度强烈的情感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可以说是由他们本身自由操作所造成的），尽管这项实验带来了对人类心理学研究的宝贵发现，许多现在的科学家会将这类实验视为是违反实验伦理的。 米尔格拉姆则辩护道，之后的调查发现当时的参与者中有84%称他们感觉“高兴”或“非常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15%参与者选择中立态度（有92% 的参与者做了事后的调查），之中许多人事后还向米尔格拉姆表达谢意。而且米尔格拉姆还不断接到这些前参与者想要再次协助他进行实验，甚至想加入他的研究团队。 六年后（也就是越战规模最大的时期），其中一个前参与者与米尔格拉姆联系，表示为何他们会感觉“高兴”参与了这项实验： “1964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人会意识到这点...请允许我这样认为，我被权力机关征召入伍，而这将会让我做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会害怕的坏事. ... 如果我拒绝服兵役的良心申请（Conscientious Objector）不被权力机关所批准，我已经准备因此而去坐牢，这对我的良心而言是唯一的选择。我唯一的希望，是我那些同样被征召的伙伴们也能如此发挥他们的良心...” 不过，实验的经验并不是对每个参与者都有终身的改变。许多参与者都没有依据现代的实验标准被告知细节，离去时的面谈也显示许多参与者看起来仍没有理解到这项实验的真实情况。 实验所引起最主要的评论不在于实验方法的伦理争议，而在于实验所代表的意义。一位在1961年的耶鲁大学参与者在Jewish Currents杂志上写道，当他在担任“老师”的中途想要停止时，便是怀疑到“整个实验可能只是设计好，为了测试寻常美国民众会不会遵从命令违背道德良心—如同德国人在纳粹时期一样”而这便是实验的初衷之一。米尔格拉姆在他《服从的危险》一书中便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所制造的使人服从权力的环境，与我们所痛责的纳粹时代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 25、 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当被观察者知道自己成为观察对象，而改变行为倾向的效应。来自于1927年至1932年埃尔顿·梅奥在霍桑（Hawthorne）工厂进行的一系列心理学实验。 [编辑] 实验内容 研究是在1924年至1933年进行的。Fritz J. Roethlisberger 和 William J. Dickson给出了大量实验细节，但是很少解释。1927年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作了简短总结,包括表述了不管照明条件等因素如何，只要给予工人积极关注和自我管理权都可以因创造了积极的群体氛围而提高产量。霍桑研究是一系列对工人在改善各种条件下(薪酬、照明条件、工间休息等)其生产效率变化情况的研究,但在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些条件的改善并未对生产率上升产生明显效果,有些甚至回到初始的状况。这个现象在单个工人以及群体测试中都存在。实验者设计的变量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显著的主导生产率变化的因素。由梅奥教授等作出的一个解释是：“六个个人组成了一支团队，这个团队在实验中诚心且自发的进行了合作。”此即后来提出的“非正式群体”概念。 1955年 landsberger重新解释了实验成果并定名为“霍桑效应”。
[编辑] 实验结论 改变工作条件和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 关心员工的情感和员工的不满情绪，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26、 波波玩偶实验 波波玩偶实验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于1961年进行的关于攻击性暴力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实验。他在1963年和1965年又对此专题继续进行深入研究。波波玩偶是与儿童体形接近的一种充气玩具。波波玩偶实验对于班杜拉研究观察学习、创建其社会学习理论起了关键作用。 在该实验中，班杜拉选用儿童作为实验对象，因为通常儿童很少有社会条件反射。班杜拉试图使儿童分别受到成人榜样的攻击性行为与非攻击性行为的影响。然后将这些儿童置于没有成人榜样的新环境中，以观察他们是否模仿了成人榜样的攻击性行为与非攻击性行为。 班杜拉为这个实验制定了4个假设： 目击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将试图模仿或实施类似的攻击性行为，即使榜样不在现场。此外，他相信这些孩子的行为将会与那些目击非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以及没有观察任何榜样的孩子（控制组）大为不同。 榜样不在现场时，观察非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所表现出来的攻击性行为，将不仅少于目击攻击性成人榜样行为的被试，而且少于没有观察任何榜样的孩子。 儿童将更乐于模仿同性榜样的行为，因为儿童通常更为认同同性的成人与家长。 由于攻击性行为更多地具有男性化的特征，男孩们将会更乐于展示攻击性行为，尤其是观察富于攻击性的男性榜样的男孩。 在该实验中，班杜拉让斯坦福大学幼儿园年龄介于3-6岁之间的36名男孩和36名女孩观看一位榜样殴打一个波波玩偶。控制组、第一实验组和第二实验组各包括24名儿童，分别观看攻击性行为，以及观看非攻击性行为。第一实验组和第二实验组再按性别再次分组。然后再分别观看同性榜样和异性榜样。
27、 阿希实验 "阿希实验"是研究从众现象的经典心理学实验，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在40多年前设计实施的。所谓从众，是指个体受到群体的影响而怀疑、改变自己的观点、判断和行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阿希实验就是研究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响，而违心地进行明显错误的判断。 阿希请大学生们自愿做他的被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视觉情况的。当某个来参加实验的大学生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5个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个位置上。事实上他不知道，其他5个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试（即所谓的"托儿"）。 阿希要大家做一个非常容易的判断---比较线段的长度。他拿出一张画有一条竖线的卡片，然后让大家比较这条线和另一张卡片上的3条线中的哪一条线等长。判断共进行了18次。事实上这些线条的长短差异很明显，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确判断的。 然而，在两次正常判断之后，5个假被试故意异口同声地说出一个错误答案。于是许多真被试开始迷惑了，他是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还是说出一个和其他人一样、但自己心里认为不正确的答案呢？ 结果当然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从众倾向，但从总体结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断是从众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从众的判断，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判断错的可能性还不到1％。当然，还有24％的人一直没有从众，他们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回答。一般认为，女性的从众倾向要高于男性，但从实验结果来看，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设想一下，你在这个实验中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28、 罗森塔尔实验 "丑小鸭实验"可能是翻译不同。在心理学历史上，有关期望和信心对人的影响的实验，最著名的当属"罗森塔尔实验"了。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通过实验，研究了教师对学生的期望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他在实验中发现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教育观念，而且对人们的其他社会性行为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罗森塔尔的实验并不复杂：他来到一所乡村小学，给各年级的学生做语言能力和推理能力的测验，测完之后，他没有看测验结果，而是随机地选出20％的学生，告诉他们的老师说这些孩子很有潜力，将来可能比其他学生更有出息。8个月后，罗森塔尔再次来到这所学校。奇迹出现了，他随机指定的那20％的学生成绩有了显著提高。 为什么呢？是老师的期望起了关键作用。老师们相信专家的结论，相信那些被指定的孩子确有前途，于是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投入了更大的热情，更加信任、鼓励他们，反过来这些孩子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因而比其他的80％进步得更快。罗森塔尔把这种期望产生的效应称之为"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雕刻师，他耗尽心血雕刻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并倾注了全部的爱给她。上帝被雕刻师的真诚打动了，使姑娘的雕像获得了生命。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你对他人的期望会间接地产生多么巨大的效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期望别人，别人可能就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改进；相反，我们对他人的偏见也能产生消极的结果，尤其对那些缺乏自知和自控能力的未成年人。 29、 考尔伯格道德实验 个性心理学的实验 个性心理学的研究期望能揭示使每人不同于他人的那些特徵，并找出产生这些特徵的来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人们问的是那个人比较持久的一些品质，由这些品质可推断出他会有的一些行为。一个人的道德原则常常在他对事情的决定中起作用。而人们的道德原则又常常是那么不同。何为道德？心理学家说那就是人们用来辨别事情对错的看法和信仰。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是由那个人生长在其中的社会文化所阐明的行为准则所决定，并把它'内化’了。 道德观并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随着人的成长，由儿童，青少年而至成年，人的道德观也逐渐形成。那么这种道德观是怎样形成的呢？社会文化怎么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形成呢？ 在道德形成的心理研究中最有名的是皮亚杰和考尔伯格了。考尔伯格继承了皮亚杰的工作。 他在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研究工作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一个儿童是怎样从无道德意识而变为有道德观的。他想证明的是，人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在儿童时代分阶段发展起来的，这与皮亚杰所说的人的智力是分阶段发展的一样。换句话说，一个儿童只有达到了一定的智力水平才有可能发展那一阶段的道德观。 考尔伯格是这样设计他的实验的。他有这样一些问题： 1) 乔的爸爸对他说他可以用他自己挣的五十元钱去夏令营，但后来他爸爸又改了主意，并要他把钱上交。乔告诉他爸爸他只挣了十元并准备用那剩下的四十元去夏令营。在走之前，他把整件事告诉了他弟弟。这弟弟该不该把哥哥撒谎的事告诉他爸爸呢？ 2) 在欧洲的一个地方，有个妇女得了一种癌症并快要死了。医生说只有一种药可能会救她。那个镇上有个药剂师发明了这种药。虽然这种药很难造，那药剂师的要价比他实际化费的要高了许多。他买原料化了200元，他要价2000元才卖一小瓶制成的药。那丈夫到所有他认识的人那里去借钱，才刚借到了1000元。他告诉那药剂师他妻子要死了，请他卖便宜一点或以后再还。那药剂师说，我造出了这种药，就是指望它卖大价钱的。那丈夫走投无路，晚上撬门进去把那药偷了出来。 问题：这丈夫该不该这样做呢？ 考尔伯格找了72个分别为十岁、十三岁、十六岁的男性少年儿童，每个年龄组有一半来自中上层家庭，另一半来自中下层家庭。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看孩子们怎么回答。他们是这样回答这些问题的。 丹尼，十岁，回答问题1) ---我想乔告发他哥哥是对的，不然他爸爸要生气打他。但是不说也可能是对的，因为说了他哥哥要揍他。 唐，十三岁，回答问题2) ---那确实是药剂师的不对。他那样做是不公平的，想要高价，看着别人死。那丈夫想要救他的妻子才那样做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我想法官不会把他关进监狱，法官会全面考虑，而看到那药剂师是要价太高了。 安迪，十三岁，回答问题1) ---如果我不说哥哥的事，我爸爸以后发现了，他就不会信任我了。但我说了，我哥哥就不信任我了。但我情愿哥哥不信任我。 乔治，十六岁，回答问题2) ---我不认为那丈夫应该那样做，如果那药剂师有权定药价的话。我不能说那丈夫所做的是对的，尽管我想人人会为他妻子那样做。看来他情愿为救他妻子进监狱了。 在我看来他这么做是有正当的理由，但在法律看来他是错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考尔伯格根据被试的回答总结出道德观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 一，前道德水平 阶段一：对错是根据行为产生的后果来决定的(受不受大人惩罚)。在这阶段儿童还没有认识到其他人的利益，做'好’事主要是怕不这样会受惩罚。 阶段二：对错根据是否满足本身快乐需要。孩子做好事只是为取得同样的回报，为了本身的需要。 二，道德观与传统要求一致水平 阶段三：遵照'好男孩好女孩’标准，使大人满意就是好的。这阶段儿童开始认识到别人的利益需要，及自己在同别人关系中的作用。儿童想要满足大人的期望，并保持那种信任的关系。 阶段四：遵照外界权威的标准，如法律，命令等。把完成规定的义务作为'好’的标准。这时人开始按社会的观点来判断，认为好的行为就是遵守法律的行为。在这点上，考尔伯格认为遵守社会次序没错，但相信法律说的都对，就有疑问了。 三，形成自己的道德原则 阶段五：开始把那些公众同意的法律和条约作为对与错的标准(尊重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力)，人的道德判断开始超越已有的社会规定，认识到有些法律比另一些好，有时合道德的并不合法，或合法的并不合道德。在这阶段，被试认为应为社会和谐而遵守该法律，不过会按规定程序寻求改变那些法律。他或她会感到道德和法律统一中的冲突。 阶段六：形成以普世公理为准则的自己的世界观，认为有适用于全体人的道德原则，他或她的道德判断也应基于此。当一个特定的法律与其相左，他或她会按照自己的道德准则行动。考尔伯格认为很少人能达到第六阶段。只有那些领袖才能做到，如甘地、马丁路德金。 实验结果表明，年龄越大，孩子的回答越向高级的阶段接近，尽管每个年龄中孩子成熟的程度不一。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考尔伯格认为儿童的道德观的形成是儿童和他周围的文化、社会环境相作用的结果。儿童并不只是被动的接受道德教育，而是会进行一番自己的'构造’。在道德观的形成中只有通过较低级的阶段才能达到高级阶段，不能跳跃。有人提出考尔伯格的道德阶段恐怕只适用于西方社会。对此，有人特意调查了在27不种不同文化中生活的儿童，并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又有人提出，考尔伯格的理论可能不适用于男女两性。她提出女性在作道德决定时较多考虑人际关系，对别人的责任，避免伤害别人，和人际交流的重要性。她认为女性可能在考尔伯格的道德阶段表上在较低阶段上得分较多，而男性由于在道德判断上较注重正义一面而会在高级阶段得分较多，其实这两种态度并没有高低之分。但有学者发现男女在道德观上并没有很大区别。 考尔伯格实验的意义，正象他指出的，在于道德教育应根据儿童道德发展的程度来进行。他有一次听到教师对13岁的孩子们这样说：你们别作弊，因为你抄的那个人可能是错的，所以对你没好处。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能对不要作弊作出较高级的思考。儿童会拒绝低于他们道德发展水平的教育但也不能吸收太高于他们程度的道德理念。 30、 无助心态心理学实验 这是另一个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实验。 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所为能给他带来他所预想的结果。你的愿望指导你的行为向期望的那方面进行，而尽量避免导致失败的行动。换句话说，你的行动是基于你行动的后果的。举个例子。你对你现在的工作不满意，并且寻求改变。你会联系同行，留心报纸上的召人广告，还可能晚上到夜校去学新技术。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相信通过你的努力，最终会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你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你是有能力控制你的事情的，至少在某一段时间内。这是因为你曾经运用过你的能力去控制事情，并且成功了。所以你相信你有能力达到你的目标。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失去了信心，剩下的就是无助的心态和沮丧了。因此对于自己有没有控制能力的观念对一个人的心理、生理健康至关重要。想一想为什么老年人常有忧郁症呢？当你想到你的行动再也不会对事物起作用，你就不会再去试图努力，并常会陷于忧郁中。
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赛列格曼认为，因为人对自己的控制能力的观念是由过去的经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个人试图控制他生活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这个人可能会完全停止努力。而如果这种挫折经常发生，这个人可能会得出所有事情都无法控制的结论，甚至当他有可能控制的时候也会这么想。这个人会把自己看作'命运的人质’而沮丧。赛列格曼把这种沮丧的起因叫作'学来的无助心态’(由以前的失败经验学来)，并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做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实验(1975)。这些实验最初是用狗来做的，就象巴甫洛夫用狗做的有关条件反射的经典实验。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24 只身高15至19英寸、体重25至29磅的混种狗，分成八只一组，共三组。第一组定为'逃亡’组，第二组是'无法逃亡’组，第三组是自由组。实验的目的是考验它们遇到危险时逃亡的能力。实验分两部分进行。狗在逃亡之前要进行'学习’。 所谓'逃亡’，其实也很简单。把狗放在一个分隔成两边的大箱子里，箱子两部分的底部都可通电流。当狗受到电击时，它可以跳过隔板到箱子的另一边去避免电击。我们知道狗和其他动物对这种反应是很灵敏的。而且，当狗感觉到一个表明电击要来的信号，如闪光或蜂鸣信号声时，它会在电击之前就跳过箱子那边去。 可是赛列格曼的实验结果表明，在经过一番特殊'学习’后，这两组狗的'逃亡’能力有明显不同 ('自由’组不参加'学习’)。它们是这样'学习’的。赛列格曼给狗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颈套，在颈套的两边都有可以切断电击电流的控制板。当狗受到电击时，它只要移动头碰下控制板就能停止电击。'逃亡’组的八只狗都带有这种控制板的颈套。但是'无法逃亡’组的狗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的颈套上没有控制板，因此无论怎么挣扎，它们也不能逃脱电击。不过它们每个和'逃亡’组的狗拴在一起，'逃亡’组的狗可以切断袭击它们的电流。这保证了这两只带有不同装置的狗在实验时接受的电流是同样频率同样强度的。经过几十次电击，'逃亡’组的狗很快学会了'自救’。 24 小时之后，三组狗都被带到了大箱子旁。箱子两头都装有指示灯。当一头指示灯灭了时，10秒钟之后那一头就有电流通过，如果这只狗能在10秒之内跳到另一头去，它就不会受电击了。每只狗都给于十次机会。实验结果是这样计算的。1) 计算每只狗从指示灯灭掉到跳过另一头去之间的平均时间。2) 计算每组狗里拒绝'逃亡’的百分比。 结果如下： '逃亡’组和'自由’组比'无法逃亡’组用的时间明显短了许多(20 秒比50)，虽然'逃亡’组和'自由’组之间的差别不明显。'逃亡’组拒绝逃亡的百分比是零，'自由’组是百分之二十以下，而'无法逃亡’组则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结果说明了什么？赛列格曼认为，'无法逃亡’组的狗从它们以前的电击'学习’经验中得知它们的行动对结束电击是完全无效的，因此当它们在一个新的环境中有能力'逃亡’---有控制能力时，也放弃了这种努力。它们学会了不去帮助自己的心态。它们既失去了逃脱的期望，也就没有逃脱的行动了。过了七天，他们又对'无法逃亡’组中拒绝'逃亡’的六只狗进行了实验，有五只狗还是拒绝'逃亡’。以后又有其他心理学家用这个理论作了人类的实验。当然不是用电击。在一组婴儿的摇篮床上面吊有一个会旋转的玩具，他们的枕头上有一种装置，婴儿移动脑袋就能控制玩具转动的方向。而另一组婴儿则没有控制玩具的装置，这玩具就没规则地乱转。过了两星期 (每天10分钟)，这些有装置的婴儿就能很有技术地让玩具转动。而使人诧异的是，当那组没有控制转动装置的婴儿过了一段时间也给他们学习控制玩具时，他们居然好长时间也学不会。看来他们以前的经验阻碍了他们在新的环境中的学习。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赛列格曼认为人发生忧郁症的过程正象在实验中的狗所显示的那种无助现象一样。 他们同样会变得被动、放弃一切，'坐以待毙’。进而产生失重，甚至回避人际交流。有这样一些事常常使他们觉得失去控制事物的能力，如亲人的死，失去工作，虐待的家长，或严重的疾病。赛列格曼按照他的理论写出了一些公认有效的忧郁症的起源和治疗方法，使人们对忧郁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们还把他的理论运用到其他方面，如萧条期的失业对人心理的影响，如人对控制能力的看法会减轻或加重人的心理压力等。有人对住老人院的老年人做了调查，当老年人由于某种原因失去对他日常生活的控制后，得病和死亡机会都比那些自信有能力控制的高。另有人指出，在医院中，医生总是希望病人能'听话’而放弃自己的努力，而这可能使病人产生'学来的无助心态’，而对以后的康复不利。 可能对这个实验最大的批评是关于如何对待实验动物了。尽管这种电击对动物只会带来疼痛而不会丧命，更尽管人们制定了许多保护实验动物的规则，也尽管这些心理、医学实验确是减轻了人类的痛苦而大大改善了人类生活，人们不禁要问自己，这是否就使运用这样的实验方法有了充分的理由？ 31、 你的记忆可靠吗？ 认知心理学研究人的思维过程，研究作用于思维过程的智力、思考和推理能力、以及我们怎样储存和回忆经验中有代表性的信息。这种复杂的思维过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任何动物。但是研究这种过程比研究可观察到的行为困难得多。 人的思维离不开记忆。当事物不再作用于感觉器官时，它并不随之消失，而是能在人的记忆中保持一个相当的时期。在一定条件下，还能重现出来。例如我们以前看过一幅画，现在这幅画不在眼前，但我们能把它的内容大致想起来。记忆使人能积累经验，扩大经验。没有记忆，一切心理的发展，一切智慧活动都是不可能的。 就算人的记忆发生了局部或一时的障碍，如脑外伤或精神疾患引起的对某一段时间或某一类经验的遗忘，也会使人的心理活动发生极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过去的经验呢？换句话说，回忆能够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这不单纯是个学术研究问题。我们知道，在刑事案件中，证人即目击者的报告对案件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一般信赖人类记忆的可靠性，认为人的回忆是发生的事件的再现。但是研究记忆的认知心理学家对此提出了疑问。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劳夫塔斯通过她的一系列实验 ( 1975 ) 提出，人的记忆并不是单纯的过去经验的再现，而是经过了对过去经验的再造。她的实验对记忆理论的研究和刑事法律都产生了影响。 实验 (1) 150 个学生看了一段关于撞车事故的电影。撞车是由于肇祸司机冲过了停车标志牌而与驶来的车辆相撞引起的。事故只持续了4 秒钟，整段影片也不到一分钟。看完影片后，每个学生都要回答十个问题。150 个学生分成两组。第一组的第一个问题是：肇事车冲过停车标志牌时时速有多快？第二组的第一个问题是：肇事车右转弯时时速有多快？ 其余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两组人都要回答：你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个停车标志牌？结果第一组的40个人 (53%) 回答他们看到了标志牌。而第二组仅有26 人 ( 35%) 说他们看到了标志牌。 实验 (2) 40 个被试看了另一段自编的影片。影片中显示了8 个学生示威者进入一间教室。看完后回答的问题除了一个外，两组学生都相同。那个不同的问题是：12 个示威者中领头的那个是否是男的？另一个是：4 个示威者中领头的那个是否是男的？一星期后，这些被试又被叫回来回答另一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是：你看见有几个示威者？结果第一组人回答的平均人数是8.8 个。 第二组人回答的平均人数是6.4 个。从这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提问的措词改变了目击者对事件的记忆。 实验 (3) 那么误导的提问会不会使目击者再造他们的记忆，甚而加进本来根本没有的东西呢？请看这个实验结果。150 个学生看了一段车祸的录象后回答10 个问题。一半学生的问题中有： 那辆白色的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开的时速是多快？另一半学生要回答：那辆白色的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开过那个农仓时的时速是多少？一星期后他们一起回答另10 个问题。其中的一个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农仓？ 说看见的学生在那一半回答过'农仓’问题的被试中占了17.3%， 而在另一半中只占2.7%。事实是那里根本没有一个农仓。 实验 (4) 在最后这个实验中， 劳夫塔斯想证明的是，当被试在回答误导的先入之见的问题时会使他对事件的记忆受到影响，而很可能把错误的信息'再造’进他的记忆中去。但是，如果只是间接提到一个不存在的事物，他的记忆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实验过程如下。150 个学生分成三组：A，B，C。 他们一起看了一段影片：一辆车碰撞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男人。看完后三组人拿到的问题各不相同。 A 组的问题中问到五样影片中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你在影片中看到一个农仓吗？B组类似的问题是这样问的：你有没有看到一辆旅行车停在农仓前？C 组没有此类问题。一星期后他们再回答关于那些影片中不存在的事物的问题。结果是在预料之中：B组的肯定回答最高，29.2%； A 组次之，15.6%；C 组仅8.4%。 这个实验结果对刑事调查有直接意义。劳夫塔斯指出，证人通常在整个刑事案件调查中会被讯问多次，他们可能在犯罪现场被警察讯问，又被案件的检查官讯问，最后在法庭作证时更被讯问。 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讯问时，很有可能会有误导的先入之见产生，尽管有时是无意的。象'那家伙的枪看上去是什么样的？’'那辆预谋逃走的车原先停在哪里？’类似这样的问话是很普通的。但事实证明这样的问话增加了使证人更肯定那人有把枪或有一辆预谋逃走的车的机会，尽管事实上可能没有。所以劳夫塔斯认为，与目击者本人、律师、法官和陪审团所想象的不同，目击者的回忆并不完全是当时事件的再现，而是很可能加进了其他因素。 对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劳夫塔斯的实验和理论引起了对目击者证词的进一步讨论。 有人认为有些律师在法庭上的复杂的提问影响了证人的精确性和自信。劳夫塔斯也经常被请到法庭向陪审团作证，提醒他们在听取目击者证词时须多加小心。现在心理学界和法学界都认识到目击者的报告是会受到很多影响的。另一方面，劳夫塔斯关于记忆的理论支持了对所谓被压抑的记忆的质疑，从而与佛罗伊德以来的传统心理背道而驰。 32、布雷迪的猴子*（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这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 两只活泼的猴子被分别缚在两张电椅上，电流是每20秒激发一次。被电击的滋味当然不好受，它们开始号叫挣扎。 然而，猴子不愧为灵长类动物，甲猴子很快发现，它的电椅有一个压杆，只要在电流袭来之前压一下压杆，就可免遭电击；而乙猴子却发现，它的电椅上没有压杆。于是，甲猴子就担负起压杆的责任，他紧张的估算着电流袭来的时间——结果是，要么两只猴子同时逃脱电击，要么它们一起受苦。是逃脱还是受苦，这完全取决于甲猴子，于是甲猴子就背负着超强的心理负荷和责任感，而乙猴子虽然很无奈，却无忧无虑——最后，甲猴子得了胃溃疡，乙猴子却安然无恙。 朋友，其实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我们中的很多人背负着超强的心理负荷和责任感，也有很多人对现实的残酷感到无奈。也许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无奈一点，少一点心理压力，少一点心灵负荷，不是吗？然而，我不禁想追问一句，那只乙猴子真的是安然无恙吗？它是绝对健康的吗？也许，无奈终究会使它崩溃。 朋友，在现实社会中，你愿意扮演哪只猴子的角色呢？ 33、 心理学实验：“对婚姻不忠定律” 2008年02月14日 星期四 14:31 这个实验本身并不特别，但它得出的结论非常有意思：你会更加喜欢那些一开始对你评价差后来对你评价好的人。这种现象称之为“人际吸引的增减原则或得失原则”；而阿伦森则幽默地称之为“对婚姻不忠定律”；意指从陌生人处所获得的赞许往往比配偶的赞许更有吸引力。因为后者在日久天长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喜欢程度逐渐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转向赞许，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说，人们的这一心理倾向中潜伏着对爱情不忠的可能性。-psytopic.com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伦森与林德请了许多被试分四组来参加一项实验，其中一位被试实际上是研究者的助手，亦即假被试，研究者安排这名假被试担当这些被试们的临时负责人。在每次实验的休息时间，这名助手都会离开被试们，到研究主持者的办公室向其汇报情况，其中会谈到对其他被试的印象和评价，被试们的休息室与研究主持者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虽然两人压低声音谈话，但是实验以巧妙的安排，让被试们每次都能清楚地听到别人怎样评价自己。 具体有四情境：肯定———让第一组被试始终得到好的评价：假被试从一开始就用欣赏的语气说他们如何如何好，他如何如何喜欢他们；否定———对于第二组被试，假被试从开始至终都对他们持否定态度；提高———对第三组，前几次评价是否定的，后几次则由否定逐渐转向肯定。降低———对第四组，前几次评价是肯定的，后几次则从肯定逐渐转向否定。 然后，研究者问所有被试有多大程度上喜欢这个助手。让被试们从-10到+10的量表上作答案，结果发现，喜欢程度的平均分：第一组的得分是+6.42，第二组为+2.52，第三组为+7.67，第四组为+0.87。 这一实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揭示了人际吸引中的“增减原则”，这些数据说明，人们对原来否定自己而最终变得肯定自己的对象喜欢程度最高，明显高于一直肯定自己的交往对象，而对于从肯定到否定变化的交往对象喜欢程度最低，大大低于一直否定自己的交往对象。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中，我们最喜欢的是喜欢我们的水平不断增加的人，而最厌恶的是喜欢我们的水平不断减少的人。 后来，其他学者的实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际吸引的增减原则或得失原则”。而阿伦森则幽默地称之为“对婚姻不忠定律”；意指从陌生人处所获得的赞许往往比配偶的赞许更有吸引力。因为后者在日久天长的岁月中对自己的喜欢程度逐渐降低，而前者由淡漠突然转向赞许，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说，人们的这一心理倾向中潜伏着对爱情不忠的可能性。 曾发布过一篇《心理学毕业生的悲哀》的文章，文中感叹心理学在生活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实不是没有发挥，而是已经发挥了，但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心理学。看看“对婚姻不忠定律”在生活中的应用吧—— 在一家食品店里，顾客们常常喜欢排成长队在一位售货员那里购买食品，而别的售货员却无事可做，一天，店领导问她有什么决窍。“很简单”，她回答说， “别的售货员称糖时，总是先装得满满的，而后往外取出，而我却相反，先装得少一些，过秤时添上一些，并随便说上一句：'我送你两颗，谢谢你光顾，欢迎再来 ’，这就是我的决窍。” 继续看看这个定律在人际关系中的应用—— 在人际关系中，一成不变地讲好话并没有像先讲坏话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成讲好话的情形来得更吸引人、讨人喜欢。我们对这样的人的喜欢程度会比我们喜欢那些一直说好话的人来得多些。这种先贬后扬的吸引效应就是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得”与“失”现象。和谐的人际关系就是要使种“得”与“失”达到平衡。他认为在交往中一个人的外貌特征与个性心理特点对交往影响很大。有时这些特点使对方决定了是否进行交往，以及交往所进行的融合程度。但不可否定，人的主观意识，如对一个人的评价，对交往动机、目的的预测，对交往行为的估计，个人的偏好等，在人际关系建立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里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主观体验和主观评价的过程，得与失就是在评价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评价得高，就促使双方继续进行交往，否则，就会中止这种交往关系。 人们之间相互接触、交往的结果，交往者的自尊心和自我意识往往直接与他人的反应，以及他人如何对待这种反应有关。我们是在与别人的比较中真正认识、发现自己的。这种认识、比较过程就会产生一个判断、评价。由于我们在交往中对他人的期望，与他人实际具有的水平给予我们的东西，往往并不时时、事事相吻合，于是产生得与失的矛盾。在得的情况下我们乐意继续交往，在失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对交往进行重新考察，结果呢，得与失的矛盾在建立良好的人际过程中得到解决。实际上，这个过程是很多人所不曾意识到的，但是我们确实在交往中注入了这种主观的东西。 34、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李开复 美好的东西有很多种：“诚信”、“善良”、“仁爱”、“勇敢”、“坚强”、“快乐”、“自由”、“创造”、“平等”、“和谐”、“勤奋”、“慷慨”、“正直”、“雅量”、“朋友”。。。。。。这些价值人人赞同，但哪一项价值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你不妨试着将上面这些描述价值的词汇（以及其他你可以想到的词汇）写在一张单独的小卡片上，然后从中选出自己认为最不应该抛弃的几项价值。接下来，你可以从选出的价值中放弃一种对自己来说相对不那么重要的，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从剩下的价值观中放弃一种。。。。。。你一定会发现，当自己手中只剩下三四张小卡片时，无论想放弃哪张都是那么困难，以至于必须忍受内心的痛苦挣扎。。。。。。
35、 情绪实验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一个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和本人的实际情况越符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越能把压力变成动力
36、青蛙实验 十九世纪末的最后几个年头，美国康乃尔大学做过一次有名的实验。这组实验研究人员，做了十分完善精心的策划与安排。他们把一只青蛙冷不防丢进煮沸的油锅里，这只反应灵敏的青蛙，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说时迟那时快，用尽全力，跃出那势必使它葬身的滚烫油锅，跳到锅外的地面，安然逃生! 隔了半个小时，他们使用一个同样大小的铁锅，这一回在锅子里面放满五分之四的冷水，然后把那只刚刚死里逃生的青蛙放到锅里，这只青蛙在水里不时来回泅游。接着，实验人员偷偷在锅底下用炭火慢慢烧热。青蛙不知究底，仍然悠游地在微温的水中享受“温暖”，等到它开始意识到锅中的水温已经熬受不住，必须奋力跳出才能活命时，可是一切为时已晚，它欲跃乏力，全身瘫痪，呆呆躺在水里，卧以待毙，终致葬身在锅子里面!
这个实验，揭示于我们一个残酷无情的事实——回顾我们自己跋涉过来的途程，何尝不也是如此?当生活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挫折、困难堵住了四面八方的通口，我们往往能发挥自己意想不到的潜能，杀出重围，找出一条活路来；等到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甚至顾盼自雄的当儿，反而阴沟里翻船，弄得一败涂地，不可收拾! 难道人生的一切就是这样? 的确，险象环生的处境，对我们未必不是福祉，耽于安逸、享乐、奢靡、挥霍的生活，又未尝不是足资警惕的灾祸。人类所面临的每一个困境，不但是一项挑战，有时往往也是不能自拔的陷阱。 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上，究竟有多少次机会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彻悟?也不知有多少看不见的红灯，可是我们却经常视若无睹。这样看来，我们跟这只泅游在慢慢滚沸的温水中的青蛙又有什么不同? 37、1963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密尔格莱姆(Stanley Milgram)做了一个关于服从的心理实验。这个实验的结果是如此令人震惊，使它在以后的心理学史上被无数次地提起。每个研究心理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调查人们会如何服从一个损害他人的命令。他之所以有这个主意是因为看到在二次大战中那些人为服从所犯下的耸人听闻的暴行，以及贯穿在历史中无数由于服从而做出的不人道的事例。密尔格莱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服从命令变得如此紧要以致使人失去了按照基本道德伦理行动的能力，甚至同情心。要做这样一个实验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你不能在实验中真的去伤害别人。密尔格莱姆设计了一个相貌可怕的电机，上面有 30个标明伏特的开关，从30伏一直到450伏并且注明了'轻度电击'，'中度电击'及'危险：重度电击'。但实际上这只是具模型，并不能发出真正的电击。
被试是40个年龄20岁到 50岁的男性。其中15个是蓝领或白领工人， 16人从事商业，还有 9个专业人士。他们是从报纸广告或邮中得知耶鲁大学要做一个有关学习和记忆的心理实验而自愿来应徵的。他们将得到报酬，但事先也说明了不管他们来到实验室后如何表现，他们的报酬不变。这是因为怕被试在实验中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
还有两个工作人员装扮成一个被试，一个'实验主持人'。这个主持人穿一身灰色的实验室制服，显得很权威的样子。每个被试都是单独进入实验室的，并安排坐在那个假扮的被试旁边。'实验主持人'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研究惩罚对学习作用的实验。他们一个做'老师'，一个做'学生'，由抽签决定谁当哪个角色。真的被试总是被抽中当'老师'，假的被试总是当'学生' (安排好的)。然后'学生'被带到隔壁一间房中，当着'老师'的面，在手臂上套上通向另一间房中的电机的电极。'学生'的手臂仍可活动，可以按在他面前标着 ABCD的按钮，这是为回答'老师'的提问准备的。'老师'拿到一张印有各种单词的纸，他会把这些词组读一遍，隔壁房间中的'学生'听到后就要记住，然后作答。这是些很难记的词。如果'学生'回答错了，'实验主持人'就指示'老师'给他一次电击。每次电击都须比上一次的厉害 ( 加大伏特数)。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使被试觉得完全象真的一样。'学生'的回答有时对，有时错。随着'电击'，'学生'渐渐发出难受的声音，到电击达到三百伏时，'学生'开始敲墙并要求把他放出来。三百伏后他就再也没有声音了，也不回答'老师'的问题。但是主持人要求'老师'继续下去，把不回答当作错误并实行电击。大多数被试在实验中会向主持人请求指示是否要继续。当他们请求时，主持人会说："请继续"，"实验需要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你一定要这样做， 没其他选择！"最后实验的结果是以每个被试最后愿意发出的电击伏特数来计算的。电机上一共有三十个开关，开到最后一个的被试是最服从的，而中途停下的是不服从的。
设想一下实验的结果吧。如果是你，你会听从主持人的命令而把电机开关一直推到450伏吗？在实验中有多少人会这样做呢？在公布实验结果之前，密尔格莱姆召集了一班耶鲁心理学高班学生还有他的同事，让他们作一个预测。他们的平均预测是只有百分之 1 。2的被试才会这么做。
实验结果如下：
首先所有人都按到了300伏以上(这是那学生开始撞墙并哀求出来 )。在300 伏停下的有五人，315四人， 330二人，345一人，360一人， 375 一人，450二十六人。其中十四人没有听从命令，继续到最高点。但是二十六人，也即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服从了这个命令。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也表示了对'学生'的关切，甚至对主持人不满，但他们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当然，最后在实验完成后，真正的主持者向全体被试报告了实验的真相。
对这个实验的讨论和批评
密尔格莱姆在这个实验的结论中说，第一个没想到的是被试对命令服从的程度。他们都是些普通的人，在做一个关于学习的实验。并不是些残酷的虐待狂。而且他们从小就知道强迫并且伤害别人是不道德的。为什么他们还要这样做？虽说'主持人'以一个权威的身份出现，但你仔细想想，他究竟有多少权威呢？如果他们不服从的话，他们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第二个使人惊奇的是在实验中有些被试表现出极度的紧张和焦虑，按说他们如果拒绝继续的话，就不会焦虑了。但他们并没有。
有个旁观者是这样描述的："我看见一个成熟的、神态自若的生意人带着微笑和自信走进了实验室，但过了20分钟，他却变成了一个震颤着的口齿不清的可怜人，好象马上就要精神崩溃。他有一会用拳头顶着前额喃喃地说，天啊，让我停下来吧。可是他却听从'主持人'的命令直到最后。"
密尔格莱姆提出被试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种解释。一是这个实验是耶鲁组织的，因此一定是有道理的，谁会怀疑这么有名的学术机构呢？二是这个实验看来很重要，我是自愿参加的，我要尽力。三是那'学生'也是自愿来的，他也有义务完成这个实验。四是我是碰巧当了'老师'，要是我是'学生'，就要换个样了。五是我是拿报酬的，我得好好干。六是我对被试应有的待遇及权力不甚了解，相信主持人不会干错事吧。七是他们告诉我这电击虽然痛但不危险。使人有些安慰的是，在实验中当被试可以自由选择电击量时，没有人选用超过 45伏的。
有人对这个实验提出了批评，认为在实验中被试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是不可忍受的，也许可能延续到实验后。而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后，也可能由此产生对现实中的权威不信任的态度。这个实验使大家在对待被试的心理健康及心理实验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有了新的注意。
38、情绪实验 古代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曾把一胎所生的两只羊羔置于不同的外界环境中生活：一只小羊羔随羊群在水草地快乐地生活；而在另一只羊羔旁拴了一只狼，它总是看到自己面前那只野兽的威胁，在极度惊恐的状态下，根本吃不下东西，不久就因恐慌而死去。医学心理学家还用狗作嫉妒情绪实验：把一只饥饿的狗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让笼子外面另一只狗当着它的面吃肉骨头，笼内的狗在急躁、气愤和嫉妒的负性情绪状态下，产生了神经症性的病态反应。实验告诉我们：恐惧、焦虑、抑郁、嫉妒、敌意、冲动等负性情绪，是一种破坏性的情感，长期被这些心理问题困扰就会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一个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和本人的实际情况越符合，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越能把压力变成动力。
39、正文
人们在紧急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自愿而不计后果地挺身相助或冷眼观看的态度。它是社会心理现象，旁观者介入是利他行为的一种特例。
B.拉塔内和J.M.达利于1970年共同创建关于旁观者介入的理论模型（见图），认为旁观者介入是个人的决策判断过程，由几个步骤构成。首先，情景中的个人注意到有些事情不正常，这种能力和反应速度依赖个体平时对此环境的熟悉程度。接着，便是这个不正常事件是否是紧急事件,一般来说，判断依赖3个标准：①事件对某人是有害的，随时间延伸，这种危害会加重；②对该问题没有立即可用的解决方法；③受害者显然不能自己处理此事，需他人帮助。在这一判断过程中，旁观者时常遇到不确定因素，以至不能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看到一所房子在冒烟，不能确定是人家在正常生火还是失火等。因此，旁观者需进行社会比较，看别人怎么做，确定事件性质之后，关键是旁观者是否能承担起个人的责任，决定采取行动，这当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对其会有影响:一是进一步的社会比较结果;二是旁观者对自己行动的代价和自身利益的评价。研究结果发现，当旁观者经过社会比较后，若发现自己比在场旁人更具能力或手段帮助不幸者时，便更有可能承担起个人责任，采取利他行为。但此时，旁观者也可能因为对自己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担忧而不采取利他行动。例如，他可能想到由于自己独自向前会遭到其他旁观者的嘲笑，或者想到自己的行为若无助于不幸者或使不幸者状况更糟怎么办等等，这些想法意味着他的行动要冒一定的风险。不愿承担个人责任的旁观者会停止不前，并且在心理上重新评价事件的急迫性，但坚定的利他行为者会不计后果地介入事件当中实现利他行为，按照拉塔内等人的观点，助人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介入是旁观者本人直接投入事件中，亲自帮助不幸者解脱困境,这依赖于旁观者个人的能力和情景的条件;间接介入是旁观者通过通知有关部门，使其及时采取措施帮助不幸者。间接介入者承担后果的风险要小于直接介入者。 旁观者介入与冷漠
拉塔内和达利的旁观者介入过程模型是对这一现象的整体性描述。而在具体的紧急事件中，旁观者的思维过程和行动实施都是迅速完成的。所以，介入过程虽被研究者分析为几个步骤，但对旁观者本人而言，这不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过程，甚至它不为旁观者所清楚地意识到。J.G.伦奇和J.L.科恩1978年对这个模型的补充意见是：在一些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旁观者介入过程的前两步即注意事件和判断事件可以被忽略，旁观者直接面临的选择是是否承担起个人责任，采取行动。这当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对自己应付代价的判断，其中包括此代价对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它发生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日常发生的各种紧急事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旁观者都介入其中采取利他行为，旁观者冷漠现象时有发生。对此，社会心理学有几种不同的解释，较早的一种是R.罗森塔尔1964年提出的。他认为旁观者冷漠现象是由于大都市工业化生活使人丧失人性，失去良知造成的。这种看法由于没有得到实验证据而不为人所重视。拉塔内和达利1968年根据自己的实验结果提出，旁观者冷漠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众人在场，社会责任被分散了，潜在地消弱了每一个旁观者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的分量,从而减少了他采取利他行为的可能性。在场的旁观者人数越多，每一个人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R.D.克拉克和L.E.沃德1974年的研究从社会比较的角度提出了另一个解释旁观者冷漠现象的原因，即由于情景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个人一时拿不准自己怎样做最合适，宁愿看看在场旁人怎么做，殊不知在场的其他人也有此想法。这样，在场的旁观者人数越多，个人便越会感到犹豫不决，采取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他们的看法为其实验所证实。此外，旁观者对行动结果的代价的判断也是使其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紧急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真正品质。 记忆制药公司坎德尔的海蜗牛实验
1980年代，洛夫特斯根据“事实”（fact),断定没有一种神经反应机制可以产生压抑记忆的作用，从而发展其他论点。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坎德尔则不认同洛夫特斯的观点。他进行多项实验，为沉寂多时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论带来一番新气象。坎德尔原本打算专攻心理分析，尽管后来醉心于人脑生理的研究，但仍使心理分析荣景再现，引起心理学界热烈思辨。他进行一系列实验，找出记忆运作的模式，了解到脑部细胞错综复杂的机制。坎德尔现年77岁，依然活跃在心理学界，亦是本书介绍之心理学家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采取最新颖的研究方法，率先探究最不为人知的领域，为心理学指出未来走向。他倡议寻求最简便可行的方式，来研究复杂神秘的人类心智。
1953年，手术日天气炎热，晴空万里，阳光普照哈特福德市（Hartford)。年轻的亨利 Henry Molaison 患有严重癲痫，频频发作，生活几乎停顿。他若不是在癲痫发作中煎熬，就是在回想尚未发病前的生活，那时他双手稳定有力，还能到森林里射击打猎。亨利病情的严重程度使他的家人都难以置信。他发病口吐白沫时，父母总要使劲才抓得住他。吃药、运动、祷告都没用。后来哈特佛医院的斯考维勒医生（Dr. Scoville) William Beecher Scoville，建议这家人参与一项医疗实验。他们答应了。
亨利一家人不认识斯考维勒医生，不知道他热中前脑叶白质切除术（lobotomy),他带着截断脑叶的工具前往附近多所精神病院，总共为三百多名病人进行此项手术。斯考维勒外貌俊俏，斯文有礼，想必这家人都感受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位即将为亨利动手术的医生，有时候相当胆大妄为。空闲时他喜欢开着红色跑车，在康涅狄格州的宽阔公路上超速急驰，后头还有警车穷追不舍。他出手阔绰，曾跳上行驶中的雪佛兰轿车并攀附在车门边的踏脚板上向女友求婚。“他是个发明家，永不满足现状。他外表看似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其实他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式做事情”。这是一位同事对他的描述，刊载于《神经外科期刊》(Journal of Surgical Neurology)。
亨利就要把大脑交给这样的人动手术。斯考维勒心中另有打算，亨利却一无所知。他认为亨利的癲痫频频发作可能是大脑颞叶深层受到刺激，此处即海马回，一般认为是脑部的即时反应区，只需片刻，零星火花就能引发燎原大火。斯考维勒建议亨利割除海马回，并表示他之前为若干癫痫病患实行同样手术，术后都未再发作。斯考维勒只告诉亨利手术的疗效，然而先前接受手术者都是重度精神病人，因此这项手术对正常人会造成何种伤害还不得而知。而这点他却略而不提。
当时，学界对脑部的了解仍相当有限。有位精神病医生发现，精神病人乘坐颠簸的火车时会平静下来，于是他尝试摇晃病人，并逐渐将时间拉长，以此治疗精神病。有些医生相信，疟疾可治愈精神分裂症。1929年，知名心理学家拉什利（Karl Lashley)移除活鼠脑部的不同区域，发现其记忆似乎不受影响。他因而主张，脑部并无掌管记忆的专区，整个大脑皮层外围均具有记忆运作的功能，不限于特定部位。斯考维勒也接受这种说法。
斯考维勒根据这项假设，毫不迟疑决定移除亨利的海马回。手术室很冷，亨利意识清楚地躺在手术台上。因为脑部没有神经，所以手术进行时病人意识清醒，只有头皮局部麻醉。麻醉剂从针头涌出，注人亨利的头皮，斯考维勒随后走近手术台，拿起手术器具，在眼睛上方钻两个洞，再将细小的手术刀伸人洞里，探触到亨利的大脑，掀起前额叶。手术每个步骤，亨利都感受得到。
手术室很安静。偶尔听见斯考维勒叫唤护士递送用品。此外，一片寂静。斯考维勒注视亨利，仿佛看到头盖骨下的大脑，珊瑚礁般粉灰色的脑皮质层包覆在脑膜里，无数细胞成簇聚集，形成宛如风信子的角锥体，里头满是微小的神经元。斯考维勒将一根银色导管缓缓插人，深入亨利大脑里层。还在规律振动的脑部，两侧各有一个粉灰色形似海马的物体，史考维尔将这两块组织吸出，整个海马回就此移除。此时，他大脑内部出现两个边缘参差不齐的空缺，那里曾经是海马回的所在。
斯考维勒摘除海马回时，亨利当时意识清醒，反应还很灵活，不知他有何感觉。当时还没人知道，海马回是人脑储存记忆的主要场所。导管一吸，亨利是否也感觉到过往记忆随之远去？他发现自己已进人遗忘的国度？是突然一阵寒意笼罩全身，还是逐渐滑落无底深渊？喜怒哀乐、甜蜜温存、伤痛心酸，一切化为乌有？
手术过后，亨利癲痫发作次数明显减少，但记性也越来越差，几乎完全记不住事情。护士才刚把名字告诉亨利，随后离开几分钟，亨利马上就不记得对方。他认得自己母亲，但手术之后才认识的人、知道的事，没多久就忘光了。50年后，亨利还是这样。他年事已高，目前住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安养中心。他母亲于1960年代过世，但亨利每次听到别人提起这件事，他都以为母亲才刚过世，一再失声痛哭。他一直认为美国总统还是杜鲁门，他没办法和安养中心里的人交朋友，因为他就是记不住对方的长相或声音，也无从由此获得情感慰藉。相关医学文献中，亨利简称为H.M.，他的遭遇令人同情，却爱莫能助。
手术后几周，亨利心智错乱的情况仍未见改善，斯考维勒医师才发现，他的确移除了引起癫痫发作的源头，然而也在无意中截断所有记忆的源头。他应该感到些许内疚，然而手术结果在科学上的意义更让他感兴趣。这项胆大妄为的手术指出，拉什利错了，大错特错！尽管当代科学家也认同，脑部各处皆能进行记忆运作，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海马回显然是记忆的宝库，没有海马回，亨利只能活在无所依靠的当下。斯考维勒尽管怀有雄心壮志，实验结果却如此难堪，不过他还是将结果公诸于世。斯考维勒碰触到的既非抽象的心理作用，也非迷离虚构的内容，而是承载记忆的实体组织。记忆也有实体形象，位在心灵地图的某处。过去在这里，未来在那里。记忆，在海马回，在大脑皮层下，在斯考维勒的金属导管中。
米尔纳也许是世界上最了解亨利的人。她和我谈起了亨利的案例。1957年，斯考维勒发表手术结果，手术过程让米尔纳惊骇万分，不禁想亲眼一看究竟。米尔纳当时追随知名外科医生潘菲尔德研究记忆。潘菲尔德以电极刺激癲痫病人脑部的不同区域，逐一观察是否产生触觉、嗅觉、视觉，从中归纳出哪些部位掌管何种知觉。实验结果分别写在便条纸上。
米尔纳也许有意自立门户，也许她已厌倦繁琐的纸上作业。据她表示，她一听到亨利的案例，便顺手抓了一叠记忆测验，赶搭第一班火车前往哈特佛。她看过许多记忆丧失的病人，但亨利则是历来研究失忆症的最佳对象。
米尔纳想知道亨利失去哪些心理能力，不过她更想知道亨利还剩下哪些能力。例如，亨利记下得五分钟前的对话，但他还会走路，这也算是某种型态的记忆。亨利早上起床不会主动去刷牙，但只要把牙刷塞给他，他自然而然就会动手刷牙。这种情况很像陶醉音乐中的演奏家，无须思索，旋律就从指尖流淌而出，手指仿佛自有意志思想。
米尔纳针对亨利进行为时多年的测试与观察。她以亨利为证，提出若干有关记忆运作的重要主张。海马回显然贮藏了个人经历的重要细节，甚至可称之为意识的核心（the core of consciousness)。但脑部另有一个记忆系统，米尔纳称之为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或潜意识记忆(unconscious memory)。即使我们想不起对方名字或长相，依然知道怎样骑脚踏车、抽烟。亨利讲不出自己几岁，也不认得镜子里的人就是自己，但若带他回老家哈特佛市，只见他在巷道间来回穿梭，不一会儿就找到以前的住所。这些他都记得，但却说不出所以然。亨利的案例证实，人脑神经中枢的确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反应。但神经元如何运作，还不得而知。
米尔纳提出的记忆理论并非直接来自于观察神经元对记忆的影响，而是间接观察亨利个人表现的记忆反应，并加以归纳推论。米尔纳根据长期追踪亨利的研究结果，得知记忆运作至少分为两个层面，这项发现是她对心理学界的惟一贡献。此后有关记忆的研究也多以其研究结果为基础，陆续找出脑部其他类型的记忆系统：包括：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动作技能的潜意识记忆；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理解事物内容的记忆；陈述性记忆(declarative memory)，对知识信息的记忆，包含自身相关的种种信息。另有学者甚至认为，不同类别的记忆各自储存在不同的记忆区块里。水果的记忆由某条神经主管，蔬菜的记忆由另一条神经主管，猫的记忆在这里，狗的记忆在那里。由此观之，我们的世界似乎全都压缩在大脑皮层里。
坎德尔从不避讳自己喜欢化繁为简，将复杂的现象化约为简单的描述。他认为科学研究并非完整的有机体，而是许多个别的部分。他认为要了解记忆的奥秘，必须先知道细胞如何传递信息。
坎德尔原先专攻心理分析，但他在医学院四年级听到亨利的案例让他大为震撼，因而决定转赴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观察并记录猫脑部海马回细胞的状况。72岁的坎德尔表示：“我蛮适合从事研究工作，我不知道这方面的天分从哪来的！”
坎德尔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玩具工厂负责人，他童年生活相当优渥。不过1938年希特勒出兵进占维也纳，情势瞬间改变。坎德尔曾经历“水晶之夜”事件（Kristellnacht)①，他还记得当时满地玻璃碎片，后来德军甚至强迫犹太人拿牙刷把马路刷干净。
这次事件对坎德尔决定终身致力于研究细胞与记忆的关联有何影响？坎德尔说：“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仍在逃避这起事件。我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告诉你我发生的每一件事。我很幸运，虽然被送进集中营，现在仍能在这里跟你谈这件事，心里丝毫不觉得害怕。”
1939年，坎德尔举家移民美国，定居纽约。在80里外的康涅狄格州，住着与他年纪相仿的亨利，两人的童年却极不相同。坎德尔相当聪明，后来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尽管幼时遭受创伤，却没有影响他的脑力发展，他不断吸收新知识。此时亨利癍痫开始发作，还因此辍学。亨利的脑细胞热烈活跃，却引发负面的结果。亨利和坎德尔素昧平生，但两人的生命也许曾在某个时空中交错，那是人类心灵或肉体所不及的境界。所有生命也许都曾在此交会接触，但我们并不知道。
大学期间，坎德尔醉心于精神分析，但进人医学院后，神经科学让他转移目标。坎德尔说：“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竟然如此契合，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弗洛伊德毕竟也是神经科学的专家。精神分析着重记忆，而我则试图解释记忆的运作机制。我认为一定可以找到精神科学上的证据，印证精神分析的各项论点。”
坎德尔外表迷人，系着鲜红领结，穿着背带裤。将精神分析与神经医学两个独立领域相互结合是他的兴趣，而非首要目标。他最重要的职业要从四十多年前进入国家健康研究院的实验室开始。他致力研究海马回的神经细胞，试图找出记忆的生理学基础。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海马回包含数百万神经元，小写字母o这么小的区域，即可容纳数千个神经元。坎德尔要耗费数年才能彻底了解整个精细复杂的结构。他势必得另辟蹊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要研究人类学习行为，不能依赖简化的动物实验，动物的行为模式却要套用于人，这一定行不通。但我认为这种顾虑是无谓多余的。凡是神经系统会随经验增长的生物，学习型态大同小异，必能从细胞与分子的作用分析出学习的基本型态。所以即使只针对无脊椎动物进行研究，结果也能有效适用于其他动物。”
坎德尔秉持此一信念，寻找适合研究的动物，最后选择了海蜗牛。海蜗牛体型略大于一般蜗牛，只有两万多个神经元，大部分以肉眼即可看见。坎德尔说，海蜗牛不仅研究容易，且其神经系统与人类相同，归属于同一个食物链。坎德尔说：“要了解极端复杂的心灵，需要髙度简化的研究方法。”看着海蜗牛略带紫色的黏腻躯体，爬过之处就会留下一条湿润的白色轨迹。他决定以海蜗牛为研究对象。
坎德尔的做法如下。海蜗牛会从腹足的黏液腺分泌黏液，对其施以电击，腺体开口就会收缩。坎德尔和同事随即发现，可以透过习惯化（habituation)、敏感化（sensitization)、经典条件反射三种学习方式，改变海蜗牛这种生理反射。早在20世纪初，斯金纳与巴甫洛夫便发表类似的结果，当时泛称为“学习理论”，20世纪末，坎德尔称之为“记忆”。同样的问题，不同的包装。同样的主张的呈现方式不同，世人的观感与理解也不同。坎德尔把自己钻研的主题界定为有关记忆的问题，扫除可能的反弹批评，他也得以专注研究人类如何保存记忆。这也许是人类世界在经历屠杀后的首要课题。
比起斯金纳的鸽子实验和米尔纳对亨利的观察，坎德尔的研究更有重要突破。他观察到海蜗牛学习记忆新事物时，神经元产生了何种变化。那么神经元在记忆形成时有何变化呢？自18世纪以来，许多科学家各有推论，但都苦无实证。1894年，西班牙科学家拉蒙卡（Santiago Ramony Cajal)主张神经元在学习过程会发展出新的连结，记忆就储存在此。神经学家福布斯（Alexander Forbes)则认为记忆储存在可由自体随意引发的神经元连结中。近代研究记忆的学者赫布（Donald Hebb)也支持此一论点。但这些都只是理论。坎德尔之前，未曾有人找出具体事例来印证这些推论。
坎德尔训练海蜗牛，并加以观察测量。海蜗牛一经碰触，黏液腺口就会收缩，他用放大镜与摄影机观察此时海蜗牛的神经元有何变化。他发现海蜗牛的神经元受到电击后，会释放出神经传导物质，透过突触彼此传递，在强化刺激与反应的连结、传导过程中，神经元的连结也更为紧密。他分别观察“感觉”、“动作”的神经元，都发现同样结果：行为定型时，神经元间脉冲反应也变强。
不用则废的说法果然没错。每次练习一项工作，就等于在脑部重现执行此项任务所需的神经元网络。反复演练、再三提醒自己，特定神经突触之间的电化物质交流就越顺畅，连结就越强烈。我也这样认为。我家里有台小钢琴，第一次弹琴，我的手指笨拙不听使唤，根本不成曲调。经过几星期的练习我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整首曲子，旋律进行到哪里，我的手指随之碰触琴键，自然流畅，毫不困难。以弹琴为例，我至少让两种原本没有关系的神经元产生连结，特定记忆就此形成。人脑相当现实，有关联才有反应，在最常走的路径上往来最为顺畅。
坎德尔提出理论说明了记忆运作过程中的细胞反应。但也许是亨利的情况让他还想知道大脑是如何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的。亨利即使切除海马回后，依然认得母亲的面容，显示记忆在此成形，也由此传送到他处，进人位于大脑皮层的长期记忆储存区。亨利对母亲面貌的记忆早在手术前已连结至海马回，而且储存在某个手术刀所不及之处。
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到大量的信息，像是影像、声音、情绪、人际互动等等。如果全数保留，我们马上就会被记忆所淹没。因此，我们通常只保留对过去的概略印象。例如，我印象中的爷爷家，可以闻得到雪杉香气。每年冬天，天空都是白茫茫一片。不论真实与否，想到过去，我脑中自然而然浮现这些事物。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田里漫步，突然看到地上一个大洞，我探头一看，只见一顶帽子在水中漂来漂去。我也记得曾经把两罐化学药品混合引发了爆炸，规模虽小，却令人难忘。我记得妈妈告诉我金恩博士（Dr. King)遇害身亡，那时我还以为她说的是我的家庭医生，因为他也姓金恩。我记得有天晚上邻居家发生火灾，7名小孩被烧死，火烧的焦味弥漫我们家里好几个星期。
问题来了。这些记忆必须经过哪些步骤，才能从暂时留存的反应写人海马回，再送往他处储存，并让我此刻写作时可以仔细回想？坎德尔认为必定有种机制可让记忆由短期转为长期，而他照例采取简化一切的做法，这次他只用了海蜗牛的一小部分。他挖出海蜗牛的脑核，取出两个神经元泡在溶液里。
坎德尔操弄这两个神经元，使其彼此“对话”，一号神经元长出神经突触，连结二号神经元，这是记忆作用的最基本型态。神经元内部含有一种“反应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element binding protein,CREB)物质。坎德尔将一号神经元中的反应结合蛋白隔离，切断神经元间的对话。缺少反应结合蛋甶，神经元就不会进行与长期记忆相关的活动，如：蛋白质合成、长出新突触。
CREB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积聚在脑细胞的分子，作用在于刺激特定基因，制造蛋白质，强化细胞彼此的连结。简言之，CREB就像细胞自有的强力胶，回忆就固定在细胞传导路径上好几年。没有CREB，记忆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但相当短暂，就像只听过一遍的电话号码，很难记住。我们也可以说,短期记忆像是一见钟情，突然迸出火花，转瞬间又消逝无踪，长期记忆比较像是婚姻，彼此牵系，甚至是相互羁绊，不会再有的想法。CREB本质上特定不变，却有多种联想：强力胶、胶水、快照、性行为，CREB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带有强大的情感作用，让我们能够抓得住自己。
CREB的发现堪称心理学一大盛事。它让各界学者首度窥见永久记忆如何形成。这也意味着人类心灵或许可任人摆布，超乎前人所能想像。当年42岁的基因科学家特利（Tim Tully)得知坎德尔发现CREB后，相当振奋。特利曾经改造果蝇基因，使其大量分泌CREB，因此造就了昆虫界的天才：记性绝佳的果蝇。一般果蝇不管学什么，至少需要10次训练，才学得起来。特利的果绳只需一次训练即可学会某项任务。特利和坎德尔处于竞争态势，海蜗牛与果蝇的对决。几年之后，坎德尔培养出用CREB强化改良的海蜗牛。这些蜗牛竟然记得起周遭贝壳的螺旋花纹、珊琐礁的颜色、成对相关的事物、笼子角落的食物，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坎德尔不只发现CREB,他也找到抑制它的分子，能让老鼠忘记刚刚学会的事。这项发现寓意深远，坎德尔也体认到了。1997年，他与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大胆的资本家弗莱明（Jonathan Fleming)、神经科学家乌特贝克（Axel Unterbeck)联手创立记忆制药公司（Memory Pharmaceuticals Inc.)。这家公司目前正在研发一种新药，据说会彻底颠覆我们对年纪、时间的观点。届时也许每个人都可以像法国文学家普鲁斯特（Marcel Prmists)②，只要一阵气味袭来，不管是浓茶、饼干或面包，思绪便由其牵引，漂浮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我边写边用我日益老化的脑袋，努力记住这些事实。
我不记得这个故事是听别人讲或我自己写的。总之故事主角是一名决定遗忘一切的女性。她一人独层，房里贴着玫瑰花样的壁纸，她的感情不顺，年纪也大了，有天她决定忘记房里玫瑰花样的壁纸，接着她要忘记手上拿着的咖啡杯，再来是忘记捧杯子的那只手，接着是带她行走在孤独世界的双脚。她慢慢忘记自己的每一部分。她坐在厨房里，整个人越变越小，属于她的事物一点一滴被移除了。后来，她忘记自己的长相，只剩心还在，其他都不见了。最后她连心也忘了。她开始漂浮空中，没有意识，自由自在，但也完全不是个人了。
这个故事点出记忆对人类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活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记忆才有现在，这种说法我们听了太多遍。忘记过去的人必会陷入永无止境的轮回。记忆就像故事，让我们的存在能够持续有所的意义。人类相当重视同忆，有时甚至沉湎其中，无法自拔。或许是因为回忆影响遍及抽象思维与具体生理反应，也可能是时代环境凸显记忆的特殊地位。人到哪，记忆就跟到哪，人脑堆不下，就储存在电脑里。到2010年，世界会有一半以上人口高于50岁，你我都是。这些人活得越久，受失忆症威胁或罹患老年性痴呆症的比率都会越来越高。若做好更好的筛检设备，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是否罹患老年性痴呆症，因而就能注意自己脑波的变化。
创立记忆制药公司的坎德尔深知此事。该公司位于新泽西州蒙特维尔（Montvale)市花园大道（Garden State Parkway)，距纽约州立精神病学中心约40分钟车程。走进迂回曲折的走道，两旁摆满了老鼠和猫的兽笼、没有头骨覆盖的脑部，墙上吊挂着透明罐子，新月状的大脑皮层切片浸泡在深色药水中，由20位乌特贝克团队的药品研发人员密切观察。该公司的目标在于找出特定的化学复合物，可以活化培养皿中从脑部剥下的神经元，然后再植回人脑形成更稳固持久的连结。该公司希望此种药物能强化CREB，让我们能跳脱老化引起的记忆丧失，重拾感官知觉的敏锐。
坎德尔认为，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可望在10年间上市。研发这种药物并非为了治疗老年性痴呆症，而是针对战后婴儿潮世代迈人老年后，出现记忆衰退的问题，如：记不起钥匙放在哪里，或是话到嘴边就是讲不出来。实验中的药物称之为磷酸二酯酶-4(Phosphodiesterase-4,PDE4),目前PDE4在老鼠实验中效果卓著，即使是年纪相当人类80岁的老鼠，也能像年轻老鼠一样，穿梭迷宫，来去自如。
坎德尔称之为“红色小药丸”。
坎德尔实验造成巨大影响，综观20世纪心理学实验，无人能出其右。
尽管药物还未上市，就已经引发了诸多道德争辩。坎德尔表示此种药物是为治疗一般因老化导致的记忆缺损。然而若干科学家表示，老化导致的记忆缺损早在20岁就开始，难道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尽早服用这种深红色的药丸？也许在为进人大学努力准备各项测验考试时，他们就该先服用这种药丸了。会不会有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服用这种药物？或是有人自觉需要服用，才能跟得上已经服用这种药物的人？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伦理争议。这种药物若能帮助我们建构、储存记忆，也就等于掀开覆盖过往的黑布，让过去点滴都摊晒在阳光下，让我们不由自主想起许多根本不记得的细节：阿姨躺在海边水洼，家里除湿机上头的指针刻度，父亲身上的气味，草地定时洒水装置的水声，角落的钥匙，壁架上陈年的灰尘等，这些无关紧要却历历在目的细节，会对我们产生何种影响？这种药物原本要让我更有活力迎向未来，却反而让我们陷人钜细靡遗的过去，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
增强记忆的药物可能导致的问题多不胜数。没有人知道CREB的发现对我们的现在与过去有何影响。就算这种药不会让过去的回忆如洪水般涌上心头，那么有没有可能会让现在的印象太过鲜明，盘踞不去，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人类与生俱来的演化动力，让我们抛去不重要的琐晬细节，得以在远古时期形成的平原上演化出髙科技的现代社会，人类持续生存繁衍。
我想知道，有人想过丧失记忆的好处吗？这样想也许显得太过天真，然而当我看到老年性痴呆症患者一旦发病，记忆力就如溜滑梯般急剧衰退时，却从不觉得这有何可怕。记忆是部庞大喧哗的机器，既让我们深陷过去，也让我们忧心未来。我们忙于回忆过往，幻想未来。事实上，预想未来也是种记忆，不管我们投射何种期望，都是基于过往经验，因此我们很少活在当下。也许我们都不了解全然活在当下、不受时间感觉左右是什么感觉。动物也许知道，它们也似乎比较快乐。申克（David Shenk)的杰作《遗忘》(The Forgetting)，引述老年性痴呆症患者所说：“以前我不知道，得这种病竟然让我感到平静，事实确实如此。人生舞台的布幕缓缓放下，生命看来竟是如此美好。”也许亨利也有类似感觉吧。对他来说，每一次吃到草莓，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看到雪花缓缓从天而降，都是全新的感受。每一次内心的感动，都是全心全意。一起来这美丽世界吧！
坎德尔一定知道拥有太多记忆的危险，人脑也需要适度的遗忘。神经病学文献屮有项知名病例S，21岁时接受俄国医生卢里亚（A. L. Luria)治疗。当时20岁的S记性极佳，任何4栏数目组成的数列，即使只看过一眼，他都可以记得住。卢里亚对S进行多年测试，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多年之后，S依然记得自己曾经看过哪些数列。他也记得住每一页面文宇的排列组合，20年后，他依然还记得报纸上哪篇报导印在哪个位置。
然而S却有严重的问题。他无法从阅读的事物中攫取意义。荷马的长篇巨著《奥德赛》(The Odyssey)，近千页的篇幅他只需6分钟便能看完，且能一字不漏加以复述，但他却完全不了解其中意义。S无法解读对方表情的涵义，他专注于对方嘴角的细微运动，却无法判断这个微笑是发自内心，还是伪装而来。S认为自己终生都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他也真的做不到。S独居终日，呆滞漫尤目的，空有绝佳的记忆力。
还有许多人，尽管不像S拥有绝佳记性，但也需要遗忘。他们脑中不断浮现惨烈战情的越战退役士兵、襁褓中便遭强暴的孩童，或是遭受其他创伤记忆困扰的孩童。我们都希望记住事情，不过也同样需要遗忘的能力。
坎德尔可能会否认他其实也想研发抑制记忆的药物，事实上，这也是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坎德尔会辩称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纯粹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只为了感受发现的快感。然而谁知道呢？坎德尔发现CREB时，也发现了作用相反的物质。他发现正常人脑原本就有遗忘的机制，关键在于一种名为钙调神经磷酸酶（calcineurin)的酵素。1998年坎德尔等人大胆推论，老鼠具有掌管钙调神经磷酸酶分泌的基因，也发现老鼠的大脑皮层仿佛铁弗龙不沾锅，任何事情部无法久留，恐惧抛在脑后。
记忆制药公司或其他药厂，能否研发这样的药物给人使用？特利已在研发类似药物，一旦上市，创伤受害者在24小内服用，就可消除创伤记忆及当天所有记忆。若有人经历可怕事件、恐怖攻击、飞机失事、他人恶意攻击等创伤，服用此种药物便可有效消除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消除创伤只需一颗胶囊，里头掺了忘川的水，冥王就是用这水消除死去魂魄的过往。
坎德尔从前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总像未曾远去的阴魂，不时现身干扰。由此观之，只要是让人遗忘的药物应该都会让他感兴趣。坎德尔预见到这种药物牵涉的道德议题吗？世界若再发生屠杀异己的事件，是否就可让幸存者服用这种药物，可消除其记忆，也消除随之而来的异议与责难？预谋强暴的歹徒是否可以先让受害者服下此种药物，除去其犯案的重要罪证？没错，坎德尔确实知道这些事。所以尽管他找出与遗忘有关的分子化学过程，但他和记忆制药公司的CS0(首席问题官）乌特贝克并不积极研发这种药物。
此时坎德尔正将心力投注在回忆上。我在一个晴朗的春天见到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这天坎德尔正在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挥舞着一叠纸张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回忆录，我刚开始写，希望来得及完成，交给我的子女女。”
他把那叠稿子放在茶几上。我们分坐茶几两边，我想拿起稿子瞧瞧，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
坎德尔的眼光从手稿上飘走，望向窗外。他说：“集中营与我近在咫尺。我想尽可能将这些记忆宣泄而出。”
坎德尔告诉我，他几个月后要去维也纳。他正在筹划一场座谈会。我以为是和科学有关，不过他说不是。他说：“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已面对纳粹屠杀的历史，奥地利至今仍未坦然面对。我打算举办这场研讨会，帮助奥地利来面对过去发生的事。”我想像他到时候会拿个针筒，里头装满含有CREB的强效药剂，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打上一针，让所有混杂纷乱的思绪，全部回到“水晶之夜”事件的当时。坎德尔因为想了解神经元如何记忆，所以又开始了研究，现在他想知道的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建构新的神经反应路径，建构全国适用的神经突触结构。坎德尔20世纪的成就，虽始于极其微小之处，却有极为庞大复杂的内涵。他一贯采取简化的研究方法，成就却远远超出各项实验的总合。
和坎德尔见面几天后，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德尔广场，四周有好几家咖啡馆与书店。我本来打算向右转走上纪念大道，前往图书馆入口，后来却向左转，沿着校园中狭窄的小径走了下去。我在波士顿住了一辈子，却从未到过这里。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成群学生紧握手机，快步经过我身边。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走下去。春天的空气弥漫淡淡肥皂香味，闻起来很舒服，木兰花盛开，我捡起一朵手掌大小的花，想起坎德尔的红色小药丸。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返老还童，而且连死亡也只要一颗药丸就能逃过，我们会想要这样吗？可以看到百年后的子孙到底好不好？如果这样好，我们是否丧失某些人类的本质，毕竟生死循环是记忆的开始与终结，也是建构生命的原形。假如我们接受、借助或依附某些外力，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型态？坎德尔带领我们到达更高的认知层次，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腾空旋转，毫无立足之地。
此时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靠在护士身上，沐浴在走道的阳光下。在旁边这栋建筑的斑驳的大门上写了些字，我眯起眼睛，上头写着“精神科门诊处”亨利不就住在那里吗？我知道那位老人不可能是亨利，却不禁这样幻想。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这位长者眼神平直呆滞，在双眼之上，我仿佛看见斯考维勒摘除海马回后留下的空洞。尽管在这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中，亨利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却不记得自己的遭遇，这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非常不公平。当我看到那位老人站在那里，我知道我宁愿拥有记忆，也不要每次都是全新的经验，我不想要每次咬下水果，都像第一次品尝，过去的些许记忆都被脑中的无底洞吞噬，消失无踪。我想要保留记忆、污溃、影像、纪录。坎德尔的药片若真上市，就让我们一口吞下吧！如果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应该能逃脱遗忘的宿命，想起那些早巳去世的人，将他们从遗忘的鸿沟里拉回。
但是我可以确定没有这种药的存在，没有一种药可以无限抵挡衰老。我们身处后现代，但我们不是后人类（posthuman)。没有一种科学可以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牵绊，到头来曙光乍现，转瞬熄灭，我们又回到幽暗的黑洞。
老人和护士开始往建筑物走去。他们打开嵌着深色玻璃的大门。我靠近门口往里看，只看到玻璃映出我的脸，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怪异。也许是玻璃门板晃动，也许是颜色的关系。但可清楚看到我自己面容僬悴，脸上坑坑疤疤，眼窝凹陷，额头有些奇特的斑点，不知是什么。晒斑、痣都清晰可见。也许是我脑中老化神经元的投影。不管我多么努力思考，依然无法让神经元突触不萎缩，只能任由老废的神经元散置在大脑皮层中。
记忆幻境虚假记忆的实验 记忆是人生旅程的深浅足印。如果没有记忆，我们的过往只剩一片空白，任凭他人诠释注解。唯有记忆的存在，才能证实从古至今，人类繁衍存续，非虚幻梦境。柏拉图认为记忆是纯粹且完美的，过往经历皆完好地收藏在记忆领域中，随人回顾怀想。弗洛伊德鼓其如簧之舌，有时说记忆由梦境与现实交杂而成，有时則将记忆比喻为重播的影片，滚轴回转到特定时间点，人们透过自由联想，可以还原当时情境。今曰我们对记忆的诸多看法，皆不出自弗洛伊德及柏拉图的观点。心理学家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却打算挑战两位宗师的地位。她怎么说？记忆像诡异多变的河流，像狡黠的老鼠，行踪难以掌握。洛夫特斯大胆创新的见解，震撼实验心理学界。她精心设计实验，测试记忆内容是否真实可靠，结果不仅出人意表，更耐人寻味，也引起各界议论挞伐。
她首先请受试者描述看过的物品，如：交通标志、胡须、农舍、刀子等。她可能会问受试者：“那个标志不是黄色的吗?”只要她言词暗示有此可能，受试者明明看到红色的标志，几乎都会附和说是黄色。其次，她请受试者观赏影片，片中一名头戴面具的男性，身受枪伤，倒在无人街头。她若问到以下问题：“你记得那个人有没有留胡须?”每位受试者都说有胡须，然而片中男子头戴面具，根本无从分辨。任教于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实验心理学家洛夫特斯说：“现实与想像只有一线之隔。”她以这项实验印证上述观点，也让我们知道，即使是微乎其微的暗示，也会影响记忆的真实性。只要告诉某人他看到一座谷仓，打算把谷仓漆成蓝色，大脑就开始酝酿，此种印象逐渐浮现。记忆宛如孩童的水彩画，在画纸上随意涂满浓稠颜料，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事实上却是一片混沌。
洛夫特斯自此声名远播，或说恶名昭著也无妨。不过她发现记忆会遭扭曲，这项发现本身已具有极佳卖点。20世纪70—80年代，多位律师委请洛夫特斯协助，指出目击证人的描述与监视器拍摄画面不符，试图改变陪审团的决定。洛夫特斯说：“我帮过不少人。”包括山腰扼杀者（the Hill side Strangler)①、梅嫩德斯兄弟（the Menendez brothers)②、诺斯中校（Oliver North)③、泰德·邦迪（Ted Bundy)④等。我很惊讶：“泰德·邦迪?”她说：“没错。那时还没人知道他是连续杀人犯。” 我问她：“你这么肯定？你为这些人辩护，但你怎知他们确实清白无罪?”她回答：“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吧！虚假的记忆让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骗子。现在层出不穷的儿童性侵害案件，搞得人心惶惶，其实虚假记忆这种病才可怕。……每天晚上在我们好梦方酣之时，不知有多少儿童遭强暴或虐待，这些孩子可能不敢讲出来，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会相信的人还真不少!”洛夫特斯说完，突然哼了一声，接着一阵沙哑的笑声，凸显话语中的戏谑意味。她很特别，略带洒脱散漫的气质，游走于专业形象与个人情感间，来去自如，难以捉摸。她接着补充：“25%的受试者会这样。虽然不到半数，但就统计学层面观之，意义相当重大。这么多人会受……。”她静默片刻，突然话锋一转，说：“我讲过我的情人吗?”今天是2月14日，她刚收到前夫的卡片。这是指她“过去式”的丈夫葛瑞格。洛夫特斯拿出卡片，念着：“你知道我爱你哪一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像弗洛伊德讲的。”她笑说：“我还爱着他，可惜他巳经再婚了！”
1990年是洛夫特斯人生的转折点。一般人很难明确指出哪些事情改变自己的一生，通常都是许多事件纠结不清，逐步酝酿，总得经过多年沉淀，才看清一切始末。洛夫特斯却不是这样。1990年，一位名叫洪葛德的律师致电洛夫特斯，请她为一桩相当棘手的案件出庭作证，被告是一名63岁的老翁富兰克林。他的女儿艾琳指控父亲在二十多年前强暴她的好友且予以杀害。这段回忆在她心里尘封多年，直到此时才想起。年代久远的无头公案，受害者已成一堆白骨，正是心理学天后洛夫特斯拿手的好戏。她当仁不让，跃上舞台。洛夫特斯说：“你目睹重大变故，完全失忆，而突然在十几年后，灵光一闪，想起整件事的始末经过？我认为这不可能。”洛夫特斯并不打算争辩这些重大变故是否确有其事（毕竟总是会有儿童受害）。她质疑的是，受创的经验能否完全与意识脱节，原封不动贮藏在某个秘密空间，等时机在熟，全数涌上心头，犹如深埋地底的珠宝箱，开箱即可见到硕大宝石闪闪发光。洛夫特斯说，记忆的光芒无法持久，转瞬间消褪隐灭。她曾在实验中亲眼目睹纯粹的记忆如何受到污染，此外，时间越久，记忆越模糊。眼前这名老翁富兰克林即将被判有罪，除了女儿的儿时记忆，没有其他确切根据，而她的记忆很可能是受某位新世纪心灵治疗师的暗示而来。洛夫特斯将“暗示”视如妖魔！常人不过一层薄皮覆盖肌肉与骨骼，任何东西都穿得透，才会难以抗拒暗示。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所以洛夫特斯出庭为富兰克林作证。她告诉陪审团员，艾琳的记忆未必可靠，问题不在她这个人，而是记忆运作的必然结果，时间一久，遗漏在所难免。遗忘多时后突然恢复记忆，这类案件在当年屡见不鲜，媒体也大肆报导，富兰克林案也是其中之一。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指出，人类心灵惯于将事实与想像混杂，改造过的记忆反被当做确有其事。她举实验结果为证：受试者把红色标志记成黄色，不存在的谷仓却描述得煞有其事，印象中有胡子的人事实上却没有。艾琳说她看到父亲用来敲碎好友头骨的石块，看到戒指在阳光下闪烁，她还想起地上有一滩血迹。洛夫特斯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艾琳后来从新闻报导中才得知这些细节。”陪审团并未相信她的说法，洛夫特斯为此深受打击。事隔二十多年，富兰克林因强暴及谋杀女儿好友，被判有罪。这样的结果令人心寒，也让她决定后续的研究方向。洛夫特斯告诉我：“从那时起，我便立志终身都要帮助那些遭受诬告的人。谷仓与交通标志的实验结果的说服力显然还不够。更何况当时正流行恢复回忆的心理疗法，每个人都相信记忆会受压抑。我知道我不仅得证明记忆会受扭曲，更要证明我们可以把全然虚构的记忆植人人脑，让记忆无中生有。”洛夫特斯露出了得意的神情，好像万圣节时要糖吃不然就捣蛋的小孩。有了机会可以捉弄人，岂有不把握的道理！洛夫特斯拥有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是个数学奇才，对流行趋势了若指掌，深知如何迎合时下潮流，让他人接受其信念。然而她的想法未必都是好的。她也许和我们没有分别，也会放大记忆美好的部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终究是常人的通病。
1990年，洛夫特斯为富兰克林案出庭作证，尽管当时一般人普遍认为艾琳是因记忆受到压抑，多年后才回想起当时所见，洛夫特斯却认为这些回忆未必可信。在此之前不久，巴斯（Ellen Bass〉与戴维斯（Laura Davis)合撰的《勇气可嘉的女人》(The Courage To Heal：A Guide for Women Survivors of Child Sexual Abuse),—出版就造成轰动。书中提到：“你觉得受到侵害，……就表示你的确受到侵害!”洛夫特斯对这种主张相当不以为然。还有许多心理治疗师鼓励经历创伤的病人“恣意想像，解放受压抑的记忆”。性侵害的相关法规也逐步修改，原先规定的法律追溯期为事发后5年内，改为记忆恢复起5年内，皆可提出诉讼。换言之，只要子女接受心理治疗后想起什么，即使父母年事已高，也得面临法律诉讼。洛夫特斯说：“这些指控可能是恶意栽赃，罗织罪名，并且联邦调查局探员找不出任何真凭实据。”
巴斯与戴维斯的书、富兰克林案的审判，多少都有影响。但关键则是全美各地涌来的信件。许多父母看到洛夫特斯在法庭上为富兰克林辩护，纷纷写信求助。许多父母遭子女控诉施暴，尽管内容相当粗糙，情节离奇地让人难以置信，却让这些家庭破碎，让这些坚称自己无辜的父母心力交瘁。
洛夫特斯说：“这些人接二连三来到我家，我的电话费暴增，一个月几百美元。但我知道，除非我提出科学证据来证明心灵不仅会扭曲记忆，而且也可以全然无中生有，否则我帮不上忙。我想要以实验证明这种可能，但怎么做呢？怎么做都会涉及伦理道德。一扯上研究伦理，怎么做都不对了，任何信息都得不到。你只是找人施行心理实验，不管影响再小，就算完全无害，都会被夸大渲染，好像是医师明知病人感染梅毒，却不加以治疗。”她边笑边说：“最好的办法是植人受到性侵害的记忆，但这样不道德。我反复思索，怎样才能让受试者感受深刻，却不会造成伤害。我想了很久，想过许多不同的情境。”
我问：“比如说?”
她说：“拜托，我现在哪想得起来!”
最后她终于想到用什么办法既能植人虚假记忆，又不违背研究伦理。洛夫特斯和学生想到“在购物中心迷路”的情境，也许最贴近美国民众的生活经验。
这项实验分成许多阶段。正式实验前，洛夫特斯要求学生在感恩节假期中，设法让兄弟姊妹产生假回忆，并将对话过程进行录音，然后返校后将录音带交给她。这部分虽然是正式实验前的预试，但已提供充分实证显示了虚构的情节如何扭曲实际的记忆。正式实验时，洛夫特斯在助理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协助下，找来24人参与实验。洛夫特斯为每位受试者准备一本手册，内容包括四则受试者幼时经历的事件，其中三则真实经历由家人提供，一则在购物中心迷路的经历，则是洛夫特斯杜撰。受试者家人协助为四段经历分别写下长短相近的一段叙述。受试者来到实验室，阅读手册记载的个人经历，且依据记忆，写出相关细节，若不记得有此事，只需写下“我不记得了”。
结果让洛夫特斯颇感讶异。不只是惊人的统计数据，而是伴随虚假记忆而来的细节描述。她说：“我很意外，这些人对
无中生有的事情侃侃而谈，还深信不疑。”她的语气丝毫不见惊讶，倒有几分兴奋。也许是她已经拨开层层迷雾，看清虚假谎言的源头。以预试为例，有位学生吉姆告诉弟弟克里斯，说他5岁时曾在购物中心迷路。克里斯信以为真，稍后复述此事时，自行加人许多细节及情感的描述。两天之后，克里斯提到：“我那时好怕再也见不到家人了，我发现事情不对劲。”第三天，克里斯“想起”他和母亲的对话：“我记得妈妈跟我说，以后别再这样了！”几星期后，对此深信不疑的克里斯来到实验室。吉姆给的些微暗示，宛如温室里的种子，成长迅速，甚至开花结果。但这些“真实”记忆纯属虚构，充其量是逼真的塑胶珍珠。“我先是和你们一起，过一会我跑去玩具反斗城看玩具，就和你们走散了。我一直找你们，边找边想‘完了，现在怎么办？’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的很害怕。……后来有个穿着蓝色外套的老人走过来，他有点老，头有点秃，……有一小撮灰发，戴着眼镜。……”凭空捏造出这么多细节，实在令人喷喷称奇！显然人心厌恶空虚，无法坦然面对空白，所以就设法填满一切。
洛夫特斯的实验揭露一个又一个捏造记忆的实例。在另一次预试中，一名亚裔女孩谈到自己在超市迷路，四处乱跑，急着想找到祖母。她钜细靡遗地描述超市里的情景，货架上毛巾的柔软触感、卖场灯光的强烈刺眼、突然高起的走道让她站也站不稳。正式实验中，25%的受试者会突然想起自己曾在购物中心迷路，后来知道一切纯属虚构，反应都相当讶异，甚至震惊。
发起协助暴力受害者计划（Victims of Violence)且著有《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父女不伦恋》（Father-Daughter Incest)等书的精神病医生赫曼（Judith Herman)说:
“‘在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很有意思。洛夫特斯认为她证实人类记忆不可靠，可是看看实验结果就知道，75%的受试者并未捏造记忆，他们的记忆真实可靠！洛夫特斯想用实验结果说服我们，却适得其反。”
另一位专攻创伤治疗的精神病医生范德库克（Bessel van der Kolk)更直截了当。他说：“我讨厌洛夫特斯，光听到她的名字就受不了。”
洛夫特斯自知在特定领域风评不佳，但她不在乎。也许是因为她对科学的热情，所以不怕打压排挤；也可能是善于自我推销的她知道，宁可声名狼藉，也不愿默默无闻。当我对她提到赫曼的评论，75%的人并未捏造记忆，这似乎意味多数人所言属实，她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5%已经是很重要的少数。此外，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也成为其他记忆实验的根据。有些实验发现受试者捏造记忆的比例达到50%，甚至更高。”洛夫特斯接着跟我谈起其他实验：“不可能的记忆”实验，诱导受试者相信自己回想起刚出生的情景；另有实验诱导受试者“想起”婚礼上把酒洒出来的糗事，受试者描述自己身穿白色洋装，水晶酒杯从手中滑落，粉红色的污溃逐渐晕开，还责怪自己不小心。洛夫特斯说：“美国最擅长植入记忆的人，首推波特（Steve Porter),他之前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你该去见她。”继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后，波特让将近50%受试者相信自己儿时曾遭凶恶动物攻击。洛夫特斯说：“那当然也是假的。”
1993年洛夫特斯在《美国心理学家》发表其实验结果。当时美国国内一片升平和乐，世界各地的藩篱陆续消失，戈尔巴乔夫宣布苏维埃联邦解散，柏林围墙拆除。许多美国人找出内心的铁幕，正努力拼凑破碎的自我，使其恢复完整单纯。我们想要完整统一的世界，表里如一的自我不想再有任何隐藏伪装。成群麋鹿、夕阳映照的西伯利亚平原，放眼望去，尽是枯黄短草，一切不再遥不可及。一水之隔的美国，弥漫着特有的怀旧氛围，渴望追寻自我。当年美国小姐的告白堪称代表。她面对镜头宣告，自己已摆脱寒冷阴森的深沉过往，将这些不堪的回忆一一释放，让她成为表里如一的个人。“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白天的我欢笑愉悦，到了夜里，我蜷缩在床上难以人眠，任凭父亲摆布。”美国小姐接受治疗，回复记忆，找回完整的自我。
美国女星罗森安妮·巴尔（Roseanne Barr)也是。她在接受《众生相》杂志（people）访问中，卸下沉重伪装，承认：“我是乱伦受害者。”巴尔表示她有多重人格，尽管有那么多人共存在她脑中，但彼此还能相安无辜，这些人格以女性居多，也有男性，时而欢愉，时而惊恐。恢复记忆的观点蔚为风尚，《时代》、《新闻周刊》也加以报导，斯迈莉（Jane Smiley)也以此为主题写了小说《一千英亩》(A Thousand Acres),赢得普利策奖。
当时社会一方面义愤填膺，谴责加害者，一方面对受害者百般包容，全盘相信，为其疗伤止痛。洛夫特斯就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发表了研究结果。她独排众议，指出许多人可能受他人暗示，误信假相谎言。谁敢保证这些所谓的受害者有没有受到治疗师的暗示？倘若治疗师积极引导，提供臆测，则真实性更有待商榷。不久之后，洛夫特斯更公开表示，许多受害者捏造不实的陈述，就像她实验中的受试者，说词都不足采信。她更质疑弗洛伊德记忆受压抑的说法。洛夫特斯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能证实压抑这种心理机制确实存在，她更进而推断，压抑记忆的案例日益增加其实反映了些许事实掺杂幻想——旁观者的恐惧、讽刺心理，新闻媒体的渲染夸大。洛夫特斯说：“真相有两种.捏造幻想的真相与千真万确的真相。……我们为确实发生的真相加油添醋，只要用心检视这些叙述，不难找出破绽。有时候连自己也会搞混，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捏造的。”但为何有人要捏造这种骇人的故事？洛夫特斯说：“事实有时候很微妙，言语无法形容。也许这些伤痛看似寻常，当事人却刻骨铭心，找不到适切语言描述，所以才更动原有情节。也可能是当事人已经完全融入自编的故事，且从中找到自我定位：受害者。”
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受害者，又都深信否认创伤记忆会导致毁灭的时候，多数人都不会想挑战主流观点。提出质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洛夫特斯肯定有此胆量。达尔文曾因畏惧教会的惩处而迟迟没有发表进化论；许多学者批评弗洛伊德顾虑当时保守的社会风气，而未能坚持最初对歇斯底里成因的解释。洛夫特斯从不在意这些因素，她说：“我迫不及待要将自己的想法公诸于世。”这股勇气部分来自于她喜好批判、论辩的特质，部分源于更深层的因素，只是我不清楚是什么。
洛夫特斯说：“实验结果发表后，不少人以最卑鄙下流的手段对待我。我甚至得请保镖护驾，有人威胁要控告邀我演讲的单位，有人投诉华盛顿州州长，临床心理学系的学生在我路过时会发出嘘声。我和我的学生受到许多威胁。不过，你知道吗？至少我们敢畅所欲言。”
洛夫特斯经常只戴一边耳环，因为另一只耳朵每天总要接触电话听筒好几个小时。她睡得很少，就连睡觉都会梦到工作。她满脑子都是统计数据，往来于美国各地，不需看稿就能上台演讲。她全心专注工作，随时精力充沛，外界的批评完全阻止不了她。几年前有位妇女在机场辱骂她是妓女，她住的房子不时逋人丢掷鸡蛋，干掉的蛋黄黏在门窗玻璃上，挡住窗外景观。
洛夫特斯依然毫不畏惧，她在短时间内树敌众多，却也贏得支持与名声。遭受指控的父母来函道谢，经历创伤的幸存者来信痛骂，信件堆满她的办公室。洛夫特斯只是继续研究。她开始思索，既然能将虚构的受创记忆植人受试者的印象，杜撰的犯罪记忆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在检验这项假设的实验还未设计完成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众所瞩目的案件。
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树木终年青翠，田野一望无际。41岁的基督徒保罗和两名女儿住在此地。有一天，保罗的女儿突然想起，某次宗教静修期间，父亲心生邪念，两人惨遭父亲侵害。保罗在狭窄的房间里接受讯问，长达数小时之久，警员一再逼问：“一定是你，对吧?”警员边问边靠近，保罗几乎可以清楚感受到他讲话时的呼吸。保罗只是个平凡的中年男子，怎堪如此严词威吓。警员又不断对他说：“你一定做过，你女儿是不会说谎的。”一连几天不能睡觉，以咖啡提神，连番讯问，换是你你会怎样？保罗努力苦撑，手紧抓着桌沿，大声呼喊：“上帝，慈悲的上帝，请帮助我!”几天来的冗长讯问和警官绘声绘色地述说，说他抚摸女儿胸部之类的话，终于保罗说他想起来了。一开始还语带迟疑，口中还念念有词：“上帝，亲爱的上帝!”接着他说记忆开始恢复了。就在侦讯室里，保罗首度承认强暴两名女儿。他一开口，就停不下来，还提到自己参与邪教长达十多年。想像突然化为事实，仪式过程都历历在目。他边讲边哭，最后判刑入狱。
洛夫特斯得知保罗的案例及其接受讯问的情形，她感觉事有蹊跷，应该深人探究。于是她联络友人，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社会学家与教派研究专家奥夫希（Richard Ofshe)。奥夫希曾去监狱探视保罗，他和洛夫特斯都是研究暗示的专家，都努力揭露许多看似真实的虚假内涵。奥夫希告诉保罗，他的儿子和女儿指控，曾被迫在他面前性交。保罗瞪大眼睛，说：“我对这件事没有印象。”他一开始都这么说的。奥夫希说：“试着回想看看，想像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叫保罗回牢房后，试着向上帝祈祷，让他想起这件事。奥夫希随即先行离开。
两天后奥夫希再度前来探视保罗。到此为止，都和洛夫特斯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情境如出一辙：先给予暗示，等候一两天。此时保罗已经根据奥夫希捏造的事件写出一整篇自白。保罗不仅承认曾强迫儿女当着他面前性交，连房间颜色、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等细节都详尽描述。奥夫希与洛夫特斯在法庭上提出这些事证，质疑保罗曾遭人存心误导，才承认犯下这些罪行。他太容易受影响，所以仆么事都招认。事实上，他们后来告诉保罗，奥夫希所言纯属虚构，保罗也推翻先前信以为真的记忆，但为时晚矣，他已经在狱中度过多年，只因为想像力太过丰富。
洛夫特斯从保罗的案例中得知，人类无中生有的倾向相当强烈且影响广泛，甚至可以凌驾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之上。我们捏造故事不全是为了帮自己脱罪、而是必然反应或难以抗拒的欲望让我们不计代价这样做。我们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所以采取某种说法，甚至不在乎自己是否会因此成为罪人。
洛夫特斯睡得越来越少。她的论点逐渐完备成形，证据益发充分。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只要些微暗示，便可创造出虚假的记忆，这些暗示可能来自你所信赖的家人，也可能是听到他人的谎言，或是你的心理医生。……我们可以植人虚假的记忆，却无法断定这段受性侵害的儿时记忆是否属实，也还无法判断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记忆可以轻易扭曲编造，因此对于自我探索之类的书籍或某些治疗师提出的若干建议，我们应该审慎看待。”这段话实在隐晦难解。不过洛夫特斯稍后另一篇文章中则可略见端倪：“我们身处一个诡异危险的世界，排斥异己，无所不用其极，简直是当年迫害女巫的翻版。”洛夫特斯开始学射击，至今还把射击要领与靶纸贴在书桌前。1996年她接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访问时，最初20分钟内，她两度落泪。她不改平日的多变圆滑，仍然言谈夸张诙谐，畅谈事实与想像间的模糊界限。然而她是坚持信念还是偏执极端，情感丰富还是夸张做作，这都难以分辨。洛夫特斯说：“这和迫害女巫没有两样。”然而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不仅没能强调时代背景，更凸显她的紧张不安。洛夫特斯似乎忘了，迫害女巫本质上就是对女性的侵害。记忆还是很重要的。
和洛夫特斯谈话，感受到了她的豪情壮志，她总是精力充沛、情感热烈，仿佛体内有好几股力量同时并进。让人不禁想问，这些力量从何而来？尽管洛夫特斯最痛恨他人提及过往，我还是开口了。
你发生过什么事吗？
说来话长！洛夫特斯的父亲是位数学家，她从小不知何谓父爱，但只要有关数学，不管是三角形角度、圆周长度，甚至是艰深的微积分，父亲都会教她。母亲比较温柔，也较情绪化，常会陷人忧郁。洛夫特斯谈起这些往事时，语调中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她说：“我现在对这些事没什么感觉了。不过时间地点如果对了，我也许会哭出来吧！”我有点怀疑她所说的话，她看起来没那么脆弱，不像会轻言感伤掉泪，况且她满腹心思都用来研究别人的故事了。洛夫特斯回想起，有天父亲带她去看表演，开车回家途中，月亮好像钟表髙挂天空，时间缓缓流逝，她听见父亲说：“你妈妈有点问题，她不会好了。”
她父亲说对了。洛夫特斯14岁那年夏天，母亲在自家游泳池溺死。他们发现她时，她脸埋在水中，在深水处载沉载浮。那时天刚亮，朦胧天色带着些许红光。洛夫特斯还记得当时自己吓呆了，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医护人员把氧气面罩盖在母亲脸上。洛夫特斯说：“我很爱她我问：“是自杀吗?”洛夫特斯说：“我父亲认为是。每年我回家过圣诞节，我弟和我都会想到这件事。但没有人知道事实。”她停了一会，又说：“那不重要。”
我问：“什么不重要?”
她说：“是不是自杀不重要，因为事情总会过去。”除了话筒沙沙作响，我没再听见任何声音。
我问：“你还在听吗?”
她说：“噢，我在听。明天我要去芝加哥，有个死刑犯等我去拯救。我要出庭，有工作真好。”
我说：“你一直都在工作。”
她说：“没工作，我还不知怎么过日子呢!”
洛夫特斯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她与最高法院法官的合照，旁边有一张黛米·摩尔（Demi Moore)的照片，不过脸部贴上洛夫特斯自己的照片。她说：“我想要大腿细一点。”访谈结束前，我不只知道她穿几号鞋，连她的胸围、罩杯都一清二楚。她不拘小节，平易近人，也许正是她的魅力所在。她问我：“可以不把这些写进你的书里吗？”当然可以。放眼当今心理学界，似乎只有她能够纵横学术领域与普罗文化。奥普拉（Oprah Winfrey)、萨莉·拉斐尔（Sally Jesse Raphael)等当红谈话节目她都上过，她的文章不仅出现在《魔力》(Glamour)等时尚杂志，也刊载于学术期刊《心理学及其本质》（Psychology and Its Neural Substrates)。难怪有人对她如此反感，如：记忆受到质疑的受害者。不过为何她想在这些领域出名呢？她的主张对我们有何启示？
洛夫特斯不只谈论记忆内容，也探讨记忆是否真实，人类能否拥有纯粹无伪的记忆？她让我们明白，过去犹如繁复多变的织锦，每个人都能挥洒创意，任意拼凑自我形象，不管与现实的落差有多大。她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存在的深不可测，显然我们并不喜欢这种处境。她毫不留情地指出，记忆随时间推移而消磨，难以持久。严格来说，信息一传到海马回，印象就开始消褪了。洛夫特斯让我们全成了老年性痴呆患者，尽管大脑还未萎缩，记忆已经衰退。
洛夫特斯认为记忆的本质松散易变，并不可靠。这与长久以来深植人心的观点与精神病学的理念相悖。我们引用弗洛伊德对压抑的解释，他宣称我们能掌握过往的点点滴滴，回忆清楚分明，只要详实叙述，即可映照出生命实相。洛夫特斯却说，我们掌握的半是幽微梦境，半是虚构故事，全然不可信。她刺中弗洛伊德的要害。心理学宗师沦落至此，我们无法接受。于是生理学家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上场应战，他找出生物学上的证据，支持弗洛伊德压抑记忆的说法。潘菲尔德掀开癫痫患者的头骨，先以带电的探针碰触其脑部组织，此时病患意识清醒。潘菲尔德发现，只要碰触大脑特定区域，似乎就能唤回所有记忆，小孩站在石墙边大哭、对母亲的印象、泛黄的影像，这一切的记忆鲜明清晰，就在我们脑子里。潘菲尔德的发现鲜为人知，但他以带电探针刺激脑部的做法，且主张脑部特定区域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记忆，却对文化影响深远。洛夫特斯对潘菲德的评价：“资料显示，只有3%的病人在探针碰触脑部时产生回忆，再者，他们的回忆是确有其事，抑或只是梦境的残留都还有待商榷。”的确如此！轮到潘菲尔德受刑，现在他也和弗洛伊德的下场一样了。
购物中心迷路的实验获得惊人的结果，后续亦有多项研究成功地证实了可让受试者相信虚构的创伤经验，如遭猛兽攻击。洛夫特斯决定挑战记忆受到压抑的理论。她曾认为许多压抑的记忆不足采信，因为我们可能是受自我探索书籍或心理治疗师的暗示误导。她更进而质疑，根本没有压抑这种心理机制或现象。洛夫特斯想：“怎么证明压抑确实存在?”要证明太阳是否存在，抬头一望就看得到，阳光照射会让人感觉灼热。但洛夫特斯说：“可是我看不见压抑，证明给我看！”没人做得到。
洛夫特斯继续探索。也许压抑作用也被压抑封存在某处，也许拨开覆盖其上的尘土就能看见它如何发挥作用。洛夫特斯检视数百篇相关研究，试图证实受害者会一度全然忘记受创的遭遇，把记忆贮存在脑海某个角落，若干年后受诱导而又浮现。然而她却遍寻不着实际个案，也没有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来发现人脑特定部位是否专门C存受压抑的回忆。她甚至还发现，以往的研究结果都与当时许多受害者恢复记忆经历完全相反。多数创伤受害者不断想起自己的遭遇。例如，纳粹屠杀的幸存者忘不了集中营里的生活，坠机事件的生还者一再想起飞机坠落的瞬间，即使事故发生数十年，幸存者年岁已高，每次搭乘飞机，他们的回忆依然清晰。
洛夫特斯也许是对的，她也引用这些研究印证自己的论点。不过她忽略一件事：这些创伤经验不同于性侵害的创伤。性侵害受害者往往将创伤隐藏心中，伪装若无其事。我抛出这问题，洛夫特斯回答：“如果私密是压抑的要素，为何性侵害他人的记忆不受压抑？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事呀!”
我问：“你需要哪些证据，才相信记忆确实受到压抑？”
她说：“很简单，眼见为凭。”
但这一点也不简单。赫曼对我说：“你自己也研究心理学。你该知道，有许多实例可以证明压抑的存在。法国学者沙可（Charcot)、让内（Janet)的研究就是最好的例证。”事实上，哈佛大学研究记忆的学者沙克特（Daniel Schachter)也提及，一名40岁男性脑中不断浮现10岁时被一群男孩包围攻击的景象，最初他不胜其扰，后来终于想起与这事件相关的细节与受性侵害的创伤。一名当时也在场的表亲证实确有此事。所以至少有实例显示压抑记忆确实可能。不过，沙克特也写到：“目前还未找到有力证据显示，童年长期受虐或侵害的受害者在经历创伤后会立即忘记受虐经验。”
洛夫特斯小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她的日记本封面鲜红，内页画着淡蓝格线。她知道母亲有时会翻阅她的日记，于是想出巧妙办法来维护隐私。母亲能够接受的事，她就写在日记本里，至于不想让人知道的，则写在另一张纸上，用回纹针夹在日记本里。若她感觉母亲有偷窥的意图，就把那张纸藏起来。洛夫特斯称之为“可移除的真相”。
早在当时，洛夫特斯已经习于不断改变的叙述。她应该从那时候就开始怀疑历史都是人类编造出来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汇还不像今日如此泛滥，当年的她，早熟世故，颇有远见。
洛夫特斯将记忆比喻为可移除的真相，批评者认为她引喻失当，尤其不适用于创伤记忆。范德库克说：“洛夫特斯告诉我们，受试者以为自己小时后曾在购物中心迷路，这类经验与创伤记忆无法相提并论。人脑对于创伤记忆，自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
风度翩翩的荷兰精神医生范德库克，家在波士顿南区的街道上，那里宛如童话世界.鹅卵石路面，煤气街灯，时间仿佛在此停驻。范德库克相信“身体必定留有印记”，家门前那条街保存着历史的痕迹，人脑也会留下时间的印记。范德库克认为，某人遭遇重大变故后，身心难以承受这些创伤经验，而无法诉诸一般的言语叙述,记忆因此转而贮存在脑部非语言区域，即体感觉皮质区（somatosensory cortex)，并以若干生理反应表现，如：肌肉疼痛、莫名的严重焦虑、突如其来的幻觉。意识还来不及反应，生理反应就已消逝无踪。范德库克认为，心理治疗的主要任务便是将这种非语言的生理反应，提升到脑部负责掌管语言反应的部分，这样才能消除创伤的诅咒，用言语来描述创伤，接纳其为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与其他事件融合共存。
洛夫特斯则认为，范德库克这番理论缺乏确切证据。范德库克在著作中引述脑部影像的研究结果及其观察所得的证据（anecdotal evidence),洛夫特斯认为范德库克早有预设立场，引用这些证据只在印证其假设。洛夫特斯甚至表示，就算范德库克对创伤经验由分裂到整合的理论成立，也无法证实记忆会受压抑。个人对于引发创伤回忆的暗示，确实可能产生身心反应，如：焦虑发作、肌肉僵硬等等。但身体留下害怕的记录，并不等于心灵全然忘记创伤。如果我们询问罹患战斗疲劳症（shellshocked)的军人，他们是否忘得了战场上的情景，强暴受害者会不会记得在污秽走道上遇到的施暴音，洛夫特斯会说，身体会记录一切，但这不等于心灵就失去作用。
赫曼认为创伤记忆可信，刺激脑部即可产生反应，若千动物实验结果可以印证。例如，老鼠若在高度紧张状态下学会某件事，便很难消除这种行为。罗英特斯对此解释：“他们引用这项实验，就表示他们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创伤经验的记忆‘不可抹灭’。他们批评我把大学生和创伤受害者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拿老鼠来解释人类。”
洛夫特斯开始广泛涉猎有关创伤记忆的信度（reliability)研究。有项研究就是以目睹士兵持枪扫射校园的儿童为对象。研究者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立即访问若干目击儿童，请他们说出当时身在何地，看到什么。事发一星期后，这些孩童的记忆有些模糊，也可能受到扭曲，同样的问题显现出了不同的回答。例如，一名女孩原先说自己身在运动场内，后来改口说她站在运动场的篱笆外。她的记忆似乎并不深刻，7天之内就混淆改变。洛夫特斯的同事研究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对民众的冲击。
埃默里大学的奈瑟尔（Ulrich Neisser)在爆炸隔天访问若干民众，问他们事发当时身在何处，并加以记录。“我当时站在电话亭前”、“我在厨房里煎蛋，收音机放在窗台上"。3年后，奈瑟尔等人再度对这些受访者提出相同问题，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明显改变。原来在煎蛋变成正切肉；原来在厨房变成在海边；原来在电话亭前，摇身一变跑到博物馆里。受访若看到自己当年事故发生时的回答，都大感讶异，反而认定此时的叙述才是真的。此一现象显示，“感觉真确”并不等于“正确无误”。虚假记忆渗透到受试者的内心，改变他们对真实的感受，在这混乱颠倒的世界里，明明是杜撰，反而让人觉得是事实。
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时，我和姊姊正在塔夫茨大学的学生餐厅里吃着鲔鱼三明治，棕色面包边缘露出些许新鲜生菜。落地窗外，只见光秃秃的树枝与耀眼天空恰成强烈对比。我印象中一直都是这样，不过现在我也不确定了。搞不好我其实在老家客厅里，覆盖家具表面的缎布已经泛黄，铺着粗呢的地毯，看着电视画画中太空梭的尾端冒出浓烟，分为两道。不过，似乎有点不对！那天好像还下着雨吧？搞不好我其实是和爱尔兰男友在酒吧里喝啤酒，还是更晚一点？只要打开电视，太空梭解体的画面一再重播。我记得一开始总是兴奋的人群垫起脚尖，满怀期待，仰望天空，接着兴奋转为错愕，太空梭开始分解，碎片纷纷落下，完全看不出原先模样。
我问洛夫特斯：“挑战者号爆炸时，你在哪里?”
她说：“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我想像她独自待在办公室，又想像她独自在家，美国西岸常见的宽敞房子，前夫的领带还放在衣柜，仿佛他还会回来。洛夫特斯说：“他离开是因为我放不下手边的工作。他想过正常生活，希望偶尔休息度个假，我却只想坐在电脑前想事情。”
洛夫特斯没有丈夫，也没有子女，这让她深感遗憾。她说：“我们开始尝试，但为时已晚。那时我已经36岁，每次看到月经来潮，失落感就更深一层。”
我想像她独自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模样。多数时候她都专注于追寻真理事实，同一时间，挑战者号上第一位平民女太空人麦考利夫（Christa McAuliffe)正从晴空中陨落。我不禁思索，洛夫特斯若是男性，她的发言是否也会受到质疑？我倒不认为性别有损其可信度。尽管她在某些方面未能达到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但也不是这个问题。重点是大势已定后，洛夫特斯似乎无法掌控全局。她似乎茫然无头绪，言论总不得体，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射击练习的靶纸，但她的记忆实验的确令人赞佩。洛夫特斯打电话给我，却挂了电话，随后又很难为情地打电话来说：“天啊，我太没礼貌!”她没多做解释，真怪！她说：“我就是想要让因为不实记忆而分裂的家庭恢复完整，回到从前和乐融融的时候。”这名没有母亲的女孩，20年后离婚，到现在客厅里还放着前夫的东西。她对我说：“我想要一切恢复完整。”但她似乎没有发现，一直以来她所有的尝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某种因素造成了她的分裂矛盾、悬而未解、抑郁寡欢、日益偏颇。她自己历经创伤，却还质疑创伤是否属实。这是她最大的盲点。
不过洛夫特斯的重大贡献不容抹灭。她独排众议，另辟蹊径，带给我们许多不容忽视的重要思想。挑战者号爆炸时你在哪里？你还记得吗？洛夫特斯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飞多高，离地多远，都无关紧要。
我问她：“什么力量支持你？如果记忆不能信赖，我们能依赖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我们需要一些美好的记忆，才能在世界上找到信仰。然而要是你若在洛夫特斯的世界里待上片刻，就会不知该将信仰寄托何处。我问她：“你有宗教信仰吗?”我这样问：“你有什么可依靠?”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可依靠？
洛夫特斯没有回答，她只说：“我前几天写了一封信给我母亲！”她拿给我看。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星期天，外头下着雨，天空阴沉沉的。今天醒来，只觉得郁闷。你离开我们40年了……，我想告诉你，过去40年来我所做的一些事。最近我到芝加哥参加一场研讨会，发表有关记忆的演讲，主办单位是美国国家司法受害者协会(National Conterence On Wrongful Death convictions and The Death Penalty)。我遇到26名男性、两名女性，这些人曾遭误判死刑，差点冤死狱中，他们彼此拥抱痛哭。因为工作之故，我得以接触到这些饱尝社会不公不义的受难者。
我不做研究，也不上课的时候，就拿来研究受不实指控的案例。我不敢确定我要帮的这个人究竞是罪有应得，还是遭到误解。但想到这些指控可能是罗织的罪名，我就无法里之不理。……我一定得帮忙，连片刻犹豫都不应该。
我为什么这么沉迷工作？是想逃避某些痛苦的想法？还是想借工作找到弥补从前失去的重要事物？……我现在忙着工作，没太多时间去想我失去什么。家庭的爱与亲密，这是我失去的，也是我想念你的原因。
永远爱你的女儿 贝丝
最后，洛夫特斯还是没说她有什么可依靠，不过她倒是说出心中的失落遗憾。最后我们只看到她灵光乍现的远见及全然的痛苦。也许全然的痛苦就是我们仅有的了。记忆不可靠，只会不断退化。这是惟一确定、惟一可以依赖的。或许我们不妨效仿洛夫特使堆叠过往记忆、站上顶端。这样就能触及某个目标。
哈洛的猴子辨别实验
在猴子面前呈现两个物体，如一个是立方体，另一个是立体三角形。在一个物体下面藏着葡萄干，并以它为强化物。通过几次尝试，猴子很快“知道”葡萄干藏在立方体下面，不在立体三角形下面。 当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立即给它呈现另一个类似的问题，如两个物体均为立方体，但颜色不同，一为白的，另一为黑的。它必须进行新的学习以解决这个新的辨别问题。当它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又呈现一个新的辨别问题，如此继续多次。 当猴子解决了许多这样的辨别课题之后，它解决新问题的速度越来越快，尝试的次数越来越少。 于是，实验者认为，猴子学会了如何解决问题，或者说，学会了如何学习。哈洛在谈到这个现象时说：“猴子已经获得了解决问题的学习定势。” 类似的学会如何学习的现象，在以儿童为被试的实验中得到证实。
例如，在一个实验中，智力落后的儿童（年龄为10岁，智龄只有4岁）在解决一个辨别问题时感到非常困难，但先从较容易的问题开始训练，然后转到较难的问题，学习效果就明显提高。 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 认知失调理论是认知一致性理论的一种，它最早由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 1957）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在费斯廷格看来，所谓的认知失调是指由于做了一项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而引发的不舒服的感觉，比如你本来想帮助你的朋友，实际上却帮了倒忙。费斯廷格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如你和你喜欢的人一起郊游或不理睬与你有过节的另一个人。但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如尽管你很不喜欢你的上司夸夸其谈，但为了怕他报复你而恭维他。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以戒烟为例，你很想戒掉你的烟瘾，但当你的好朋友给你香烟的时候你又抽了一支烟，这时候你戒烟的态度和你抽烟的行为产生了矛盾，引起了认知失调。 每个人的心理空间中包含多种多样的认知因素。这些因素是人对外部世界和对自我的种种认识，包括观念、信仰、价值观、态度等许多方面，同时，也可以是某种行为的表象或再现，甚至是对未来事件的期待。随着人当前社会活动的内容不同，各种有关的认知因素会以各种组合方式并存于人的当前意识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3种可能性,即协调、失调和不相关。协调和失调是针对认知因素之间是否在心理上存在相互矛盾而言。所谓两个认知因素相互失调是指这两个因素之间不一致，偏重的是心理意义上的矛盾。 认知失调理论研究当人具有相互失调的认知因素时的心理体验的特点，以及在这种体验作用下的心理活动变化。费斯廷格认为，相互失调的认知因素会引起人的心理上的紧张，并产生不愉快体验，他将其定义为失调感。例如，一个平日吸很多烟的人，读了论证吸烟可能导致患肺癌的文章后，心理体验是不愉快的。因为“我平日吸许多烟”与“研究证明吸烟很可能引起肺癌”这两个认知因素相互失调。失调感的程度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两个认知因素矛盾的程度；二是从个人角度看，两个认知因素的重要性。给人带来不愉快心理体验的失调感可成为动机作用于人，使人努力减弱或消除它。采用的方法有4种:①改变认知因素之一的方向，使其与另一个相协调；②采取新的行动获得协调；③收集新的认知因素重新调整原来的认知系统；④改变认知因素的重要性。费斯廷格提出,人在减弱或消除失调感的过程中,一般对自己的心理活不充分合理化实验 让被试做 1小时枯燥无味的绕线工作，在其离开工作室时，实验者请他告诉在外面等候参加实验的“被试”（其实是实验助手）绕线工作很有趣，吸引人；为此，说谎的被试得到一笔酬金。然后实验者再请他填写一张问卷，以了解他对绕线工作的真实态度。结果发现，得报酬多的被试对绕线工作仍持有低的态度评价；得报酬少的被试提高了对绕线工作的评价，变得喜欢这个工作了。 费斯廷格的解释是：当被试对别人说绕线工作很有趣时，心口不一致。他头脑中有了两个认知因素：“我本不喜欢绕线工作”和“我对别人说这话有趣”，两者是相互失调的。为了消除心理上的失调感，他便要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费斯廷格认为，得钱多的(20美元)被试会用这笔不小的酬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认为自己之所以对别人说绕线有趣是因为有明显的外部好处，这样说是值得的。心口不一致所带来的失调感就削弱了。可是对得钱少的（1美元）被试来说,用这种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就较困难。由于失调感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他会再审视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因素。其中第 2个是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做出的事不易收回;第1个对自己内部态度的认识相对来说要较为容易改变。所以，被试便不自觉地提高了对绕线工作的态度评价。新的认知因素“我比较喜欢绕线工作”与“我对别人说绕线工作很有趣”就相互协调了。结果，得报酬少的人比得报酬多的人更喜欢绕线工作。这种情况被称为在不充分的合理化条件下因认知失调引起的态度改变。 决断后效应 人对几个各有利弊的事物做出唯一的选择是个决断过程。如果在决断之前，每个事物的价值在决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则难于决断其优劣；但在作出选择之后，决策者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评价就发生了改变。人对被他选中的事物更加偏爱，对未选中的事物易于采取贬低的态度。认知失调理论认为，这种现象也反映了人内部解除失调感的过程。人作出选择意味着他放弃了未被选择事物的利处,接受了被选择事物的弊处,对这一结果的认知与他自己对自身的评价（“我是个理智而能干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矛盾造成人的失调感。为了消除它，他可以采取行动改变原来的选择，但在很多情况下，所作选择是难于改变的，于是，便采取重新评价各种事物的方式，收集新的信息缓解由于决策造成的失调感。这时，他更多地意识到被选事物的优点和被拒绝事物的缺点，致使对两种事物的评价在态度上就有了明显的区别。 以削弱失调感增强信念 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另一情形是，人为了某个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发现结果与原来所期待的相差甚远。当面对与期待不一致的结果时，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却坚持原来的看法。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做过一次现场调查研究：偶然的机会，他读了报上一篇报道，说某个地区的宗教团体向人们宣布了上帝的意思，在一个特殊日子，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将被一场洪水彻底摧毁。费斯廷格随后来到这个地区，观察当地的人们为迎接这个特殊日子所做的种种准备活动。当这个日子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随后他发现人们不但没有改变原来对上帝的信仰，反而更加虔诚地敬仰、崇拜他，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之所以没有被毁灭是因为他们积极的努力和热情的迎接死亡的态度感动了上帝，使之改变了原来的计划。人对某种目标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会引起很强的失调感。消除这种由于徒劳的努力引起的失调感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已经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变原来的信念，也无法消除失调感：“我曾为某种信念投入了巨大的劳动”与“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这时，人只好寻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选择是对已有的事实作少许让步。比如说找些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理由为已存在的开脱，或是简单地承认在这次活动中有些小的失误，但总的信念系统是正确的。在对事实作出小的让步的基础上，以更加坚定的方式信奉原来的信念，并更加努力地宣传它和维护它，以此缓解人内心中怀有的失调感。费斯廷格指出，以削弱失调感的方式增强人的信念这种现象可以在历史上的许多群众运动中发现。动状态缺乏明确的意识。 引起的争论 认知失调理论在学科中也引起很多争议。其中有两种反对的观点较有影响：一是以M.J.罗森伯格等人为代表的强化观点；二是以D.J.比姆为首的自我知觉观点。争论主要围绕着不充分合理化实验展开的。持强化观点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态度是由人所得到的酬赏数量决定的。人喜爱一事物是因为该事物给他带来较多的酬赏。人对没有酬赏的事物自然不喜欢。这当中不存在失调感及其影响。他们批评原来的实验在方法上有问题,并且从强化原则的角度出发,重新设计实验，获取有利强化原则的证据。自我知觉论的观点是对认知失调理论的另一种批评，它接受不充分合理化实验所获得的结果，但不赞成用认知失调观点所作的解释。比姆指出，人评价自己对某事物的态度与他评价他人对该事物的态度的方式是一样的，他作为观察者，观察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以推论出自己或他人对该事物的态度。他对别人说绕线工作有趣，并得到少量的钱，这时他会从观察者的角度评价自己对绕线的态度，既然在很少好处的条件下说了此话，则自己对绕线的态度是喜爱的。反之，若是在较多好处的条件下说绕线有趣，则是自己并不喜欢绕线，只是为得到好处。这种解释也否定了失调理论。 反对意见和相应的实验证据引起了支持认知失调理论的心理学家对失调理论本身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丰富了支持失调理论的实验证据，并且从理论上探讨了认知失调理论适用的领域和场合。由争论引起的各种研究对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突出作用是，它们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方法的发展和改善。反复的争论和探索终于使心理学家认识到，人的社会心理活动是极为复杂的现象，每一种理论都是对这种复杂性的探索，它们作为人的问题的理解,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谬误之处。在此处适用的观点在彼处不一定适用，但它们相互之间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它们对人的问题的理解依赖于当时现象的特点和存在的条件。认知失调理论探讨人对自身活动的认识与外界事物发生过程之间的联系，强调人的行为对态度转变或持续的先行作用，这在理论上是对心理学科的一项贡献。在此之前，人们强调的是态度先于行为，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但认知失调理论提醒人们注意另一方面的情况。人的行为也可以是态度改变或更加坚定的先行条件，已做出的行为引起人的内部失调感，从而发生态度的改变。这一看法对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认知失调理论自身的弊端是，在语言表达上不够明确，特别是关于认知“失调”这一重要概念，始终没能给出明确的定义，只是说：两个认知因素在心理上不一致。这给进一步严格的科学研究带来困难。在有关的实验中，研究者不能用可观察的指标定义被试内部产生的认知失调感，只能假定或推测它的存在。在学科中一个好的理论不仅应能正确反映事物的规律性，而且应包含良好的证明手段，认知失调理论在后一点上是薄弱的。 80年代以来，人们对认知失调理论的讨论转向新的方面。其中较为引起重视的课题有两个：一是认知失调现象与人格的自我评价之间的联系，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认知失调感的发生通常伴随着人的自我形象的损害；二是认知失调感作为一种负性的情绪，它的发生伴随着何种特有的生理唤醒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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