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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非倭，首领都是中国人 倭寇为患，从明初就开始了，直至万历年间才止，持续了200多年。其中最烈是在嘉靖年间。所谓“嘉靖倭患”，指的就是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王直等勾引日本倭寇，大举入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这件事。这场倭患一直持续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前后达15年之久。 我想知道倭患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我开始对手中的书籍和资料中出现的倭寇人数进行统计，我发现无论是正史《明史》、《明实录》，还是像《筹海图编》、《倭变事略》这样的野史，都把“倭”和“贼”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大的地方、笼统之处多用“倭”，比如“倭来犯”，但到具体之处，具体到人，都用“贼”。 各种书中所能找到的，被明王朝认定为倭寇首领的有名、有姓或者有称呼者，大约20个。他们是：安徽的歙县许栋、汪直、徐海；福建的李光头，漳州沈南山，福清邓文俊、林碧川，海澄严山老、许西池、洪迪珍、张维，诏安林国显、吴平；广东的萧显，饶平张琏、林凤、许朝光，东莞何亚八，大埔萧雪峰，潮安曾一本，澄海林道乾。他们和王直一样都是中国人。 抗倭之战，大大小小不下几千仗，动辄杀贼成百上千，都是有首级为证的。据书中记载，总共被剿灭的倭寇或贼以及海战中溺水而死者不下十几万人。但其实这里面真正的倭寇并不多，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这并不是今天才明了的事，早在倭患最盛时，许多人就指出这一点。如《筹海图编》在“叙寇源”部分，即追踪倭寇来源时说：“今之海寇，动辄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之无赖，孑人而附之耳。大略福建漳郡居其大半，而宁绍往往亦有之，夫岂尽倭也。”史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又如《吾学编》载：“大抵贼中皆华人，倭奴其十之一二。”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成了杀人越货、对抗朝廷的强盗？为什么这场持续久、危害烈的暴乱发生在东南沿海，也就是浙、闽、粤这一带？ 是因为明王朝严厉残酷的海禁政策吗？那为什么同样濒海的辽宁、河北、山东或者广西诸省没有或者倭患较轻呢？同样濒海，东北、华北、华中的海岸沿线为什么与华南沿海有如此区别呢？ 元末明初，在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之际，一些日本武士自发组织起来，来中国武装走私，也兼营烧杀抢掠的勾当。除了这些，明政府还面临着一些豪强如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他们与朱元璋争霸失败后退到了东南沿海。 为了铲除这些隐患，明王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一来严禁滨海居民私自出海，违者将会面临杀头、充军等一系列严厉制裁；二来大量招收沿海渔民、船户为兵，招收了大约十万多人，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设兵寨卫所，大约有5000余个，并给这些卫所配备士兵和战船。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实际成了前线。在这种严厉的高压下，明初中国的海岸似乎宁静了，但是这是高压下的宁静，是爆发前的沉默。 海禁主要是禁止与海外通商，所以那时所有海上的贸易都成了走私。只要是做生意的船和人就是贼是盗，可杀可捕。 然而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中国东南沿海已经经历了方兴未艾的海洋贸易时代，一个围绕着中国渤海、黄海、东海和南中国海的商贸圈已经形成，而通向印度、非洲的远洋航线也已经形成，中国人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商品。东南沿海的居民已经成了依靠海洋贸易为生的一群人。 在明初的高压下，与番通商、贸易发财的冲动被压抑了，那些迎风远航的中国帆船不见了。但是贸易、赚钱、利润一经发现，就无法阻挡，人们甘愿铤而走险。何况越是禁止，中国货就越缺，价格就越高，走私的诱惑就越大。我看了一张当时行销日本的货品种类和收益的明细表单，一些商品的利润高达10倍以上。 为什么到了明中叶的嘉靖年间，倭乱最盛呢？一个原因是明初，中国海上还看不到西方殖民者，中国人的贸易对象还是东亚、东南亚、西亚一些国家。朱元璋1368年做了皇帝，哥伦布1492年才登上美洲大陆，这中间差了100多年。但到了明中叶嘉靖皇帝（1522年）时，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已经占据了马六甲海峡、菲律宾等地，荷兰人接着也到了。1517年，开始有葡萄牙人澳门定居。外国人已经开始出现在中国海，找上门来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王直在宁波附近的双屿岛制造的“16世纪的上海”就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此时全球化已经开始。 明朝的皇帝不知何谓“全球化”，虽然有永乐年间郑和七下南洋的壮举，但那已经过去了近百年了。在明朝皇帝的头脑中，中国还是在世界的中间，其余国家无非是一些地处僻壤的番夷小国。直到万历年间，看到从澳门登陆的葡萄牙牧师利玛窦带来的中国不在中间的世界地图，皇帝对世界才略知一二。对于通过海洋与这些番国贸易的意义，明朝的皇帝不可能知晓。 明朝与前面宋元两朝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农业的重视和对商业的排斥。中国皇帝极少农民出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他生于安徽凤阳，小时候因为吃不上饭被父母送到庙里做和尚，在庙里又因为吃不上饭，被迫托钵游走四方，后来参加了起义军，成为首领，后来做了皇上。所以说朱元璋对农业的重视是顺理成章的。本来中国文明的主体就是一种重农抑商的农耕文明，朱元璋更有许多重农抑商的名言，他经常用本末二字指称农和商。他常说“一夫不耕，民有受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受寒者”这里哪有商的位置。 其实不织不耕也能生存，人类还有游牧和商业这两种生存方式。滨海的民族往往是商业民族，商业精神也是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 什么是海洋文明呢？我思考的结果是：海洋文明不是指“靠海吃海”，不是指为了获取海洋的“渔盐之利、舟楫之便”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海洋文明指的是一种文明能够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的能力，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那种以海为田、耕海牧渔的生产和生活，本质上还是农耕文明，从事这种活动的渔民还是农民，从事这种活动的濒海民族还是农业民族。所以东北、华北、华中的几个省，虽然濒海，但是这里不曾产生海洋文明。他们有航海史，但没有海洋文明史。 “东南沿海”的人一叶扁舟“下南洋”，他们几乎把南中国海变成了“中国湖”，他们给中国带来了无垠的蔚蓝色的海洋。但是中国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海洋，无法理解南中国海的意义，南中国海周边的土地，只能等待远方的殖民者来占领。留给中国的只是大洋中一片珊瑚礁和地图上的“九连划”，即使这些现在也近乎于不保。 明朝的统治者不仅不能理解下南洋，不能理解南中国海，就是像王直这样的在家门口的贸易他们也必须彻底消灭而后快。 而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进入了世界商贸圈，既然这些人依靠海洋贸易为生，那么海禁就等于不允许农民种地，不允许牧民放牧，等于剥夺了他们生存的基础，他们只能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武装走私。武装走私做不成，那只好上岸以劫掠烧杀为生。在《筹海图编》中，我还看到这样的记叙：倭寇对与海外通商的村镇是不抢的。 于是中国沿海一带商人转为“倭寇”也就很自然了。在明代一些明白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虔台倭纂》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愈严而寇愈盛。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海禁松弛或开放海禁，则倭患息，海禁严则倭患起。 明代嘉靖年间的这场倭患，实质是中国民间海商集团的武装走私贸易与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一场持久的大规模的冲突。这期间固然有真的倭寇和流民盗贼参与，但性质并不因此改变。每当社会动乱之际，都是流民和社会游荡不轨之徒的狂欢节。 遗憾的是，这些武装走私的海商竟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和口号，他们还不如历史上的张角、黄巢、宋江、方腊。他们甚至还树不起一面旗帜，这也不能责怪这些海商，因为他们的诉求即使写在旗帜上：开市通商，也不会像“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那样一呼百应。因为他们仅仅代表了东南沿海新月地带那一小部分人。 倭乱，规模之大不亚于任何一次农民起义，但是如此规模的动乱却是无声的，只能听到官方的声音，另一方是沉默的。幸亏王直披露了一下他们的心声，否则他们将带着一个“倭寇”恶名永沉地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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