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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56 个民族是怎么认定的？说起其来历，62年前一个女孩奇特的赴京之旅，是其中一个重要情节。
1950年9月29日，湖南永顺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座上宾。田心桃作为苗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但田心桃向周恩来说，自己并非苗族人，而是土家族人。
当时，土家族不为人所识，这就牵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共有多少民族？当时人们普遍缺少民族概念，自古以来，亦从无确数。这成了新中国亟待解决的命题，因为唯有确定民族数量，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
从1953年开始，国家派出大规模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这项延续近40年的工作，连同其间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不仅开创了其后国内民族政治格局，更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尝试。
三个民族名称的更改
历史上，少数民族间互相敌视。为改善民族关系，国家建政之初，周恩来即提出改善少数民族生活。于是，大批民族访问团赴各少数民族地区发放物资并慰问演出，同时还派出大批医疗队，大大改善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健康状况。
为消除歧视，周恩来曾亲自出面，为壮、彝、瑶等三族更改族称。国家建政前，壮族原名僮族，僮是书童之意；彝族原叫做夷族；瑶族早先则被称为徭族。三个民族称呼中皆有贬义，故周恩来倡议改僮、夷、徭三字为壮、彝、瑶，取美好象征之意。
在解决各民族间的历史矛盾上，国家倡导天下不分民族，受苦人翻身做主人。最终，中共的政策使中国各民族第一次真正团结凝聚在一起。
中国民族识别
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辛亥革命后，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国并不仅只有5个民族，后虽有修正，却终未有确数。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认为，中国可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但提到名称的不过9种。
鉴于此，1953 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从主人”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结果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逾400种，仅云南一地便有260多种民族名称。
从政治角度考量，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例分配，若人口数量不足，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但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故而，甄别上报的400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成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除民族认定与归并，族名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佤族、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是改称。佤族原被称为佧佤族，后发现“佧”是傣族对他们的贬称，意为“傣族的奴隶”，遂改正。鄂温克族早先名称有三：通古斯、索伦和雅库特。通古斯和雅库特是俄国人对其称呼，索伦则是满族人对其称呼，意为“猎手”，三者居住地与经济生活不同，但皆自称鄂温克，有一致的民族认同。
造字与书史
上世纪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1956年，民族调查继之而起，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各自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1951年，中共提出 “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1956 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鉴的是苏联的经验。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400 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后分赴各地调查。
他们共研究了42 个民族50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11 个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祜文、景颇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彭真领导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调查共写出资料340多种，计2900 多万字，整理档案和摘录文献100 多种，计1500多万字。为少数民族拍摄了大量纪录片，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历史文物。从1964 年起，陆续为每个民族出版了简史、简志。
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发起的大规模造字与书史，奠定了现在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定格在56个民族
“文革”中断了民族识别工作。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着手解决上世纪50 年代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对尚待识别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调查。
当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太大，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认同已有民族成为民族识别工作的题中之义。
因此，除1979 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1990年10 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进行着。
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56个民族，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 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4％。（赵家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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