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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举隅 曹立波 研究阮籍其人、其诗,难免让人想到《红楼梦》——阮籍的狷狂痴态、朦胧的诗篇、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对心理平衡的艰难追求等,都可以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现象吗?其实,若论阮籍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之间的联系,也并非毫无缘由。 首先,曹雪芹倾慕阮籍。曹雪芹字“梦阮”(另说号“梦阮”),这“阮”应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梦阮’之一别号的背后可能暗示着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是并非泛泛的。”(《曹雪芹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诚“步兵白眼向人斜”(《赠曹雪芹》)的诗句,用阮籍(世称阮步兵)青白眼的轶事来称赞曹雪芹不肯随波逐流的傲世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赠诗揭示了曹雪芹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与阮氏在历史上有亲缘关系。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孙,敦诚曾写道:“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寄怀曹雪芹》)诗中“奇气”的评价颇为传神,建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到了《红楼梦》,的确体现出“文采风流今尚存”(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了。汉魏之际,曹氏与阮氏关系密切,阮籍之父阮蠫是曹氏父子身边的文官,父死之后,阮籍仍受曹氏的关怀。当然,曹雪芹“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更重要的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模。 此外,《红楼梦》的朦胧意境与阮籍的《咏怀》诗很相似。阮籍的诗朦胧曲折,仅“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两句,就有三种以上的解释,至今难以定论。《红楼梦》书中也曾提到阮诗,黛玉教导香菱学诗时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这里谈到了“阮”,足见作者对阮籍的重视。不过,这段话还隐含了一个问题:中国诗史上,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诗佛、诗圣、诗仙、陶、谢、瘐、鲍、阮籍、嵇康,再上溯到建安时代,便数三曹七子了。而《红楼梦》中只提了一个在当时年辈较小、存诗较少的应来代表建安作家,对才高八斗的子建、开一代文风的曹操和首倡“诗赋欲丽”的曹丕都故意避讳,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从敦诚《挽曹雪芹》的诗句中可见,曹雪芹不仅世袭了建安曹氏的风骨,也承继了正始诗人含蓄曲折的风格。书中象这样闪烁其辞者不计其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其说《红楼梦》在写作上颇具匠心,不如说它象阮籍扑朔迷离的《咏怀》诗一样煞费苦心。 阮籍与曹雪芹之间的诸多联系,增强了笔者比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将通过四个相似点具体分析阮籍对《红楼梦》的影响。(一) 时人多谓痴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征。《晋书·阮籍传》:“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时人多谓之痴。”《红楼梦》的篇头诗即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而描绘宝玉的《西江月》词云:“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对宝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与阮籍的“时人多谓痴”酷似,不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点是他们的“痴”都由于和“时人”不同。 阮籍和《红楼梦》中的宝玉都曾经被统治者所重视——阮籍受过当时持掌朝廷大权的司马昭的关心和庇护,司马氏甚至用联姻来拉拢他。(参见《晋书·阮籍传》和《晋书·何曾传》)宝玉也深得贾府至尊贾母的宠爱,其实,贾政对他的严厉也是一种望子成龙的爱。然而,得到当权者关爱的前提是他们必须顺服。正因为他们不安于头上那片庇荫,他们才成了“多余人”。不是现实社会要抛弃他们,是他们在摒弃黑暗社会。他们都很孤独,但那是一种走在时代前列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大凡历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态为当时世俗所不容,阮籍与《红楼梦》中的宝玉即是两个典例。 阮籍的放达形象常被视为魏晋风度的化身,他曾创造过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记录,然而他的神志却始终是清醒的。正始时期,由于阮籍的影响,阮氏家族以清谈闻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达也被列入竹林七贤,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想效仿,却遭到了阮籍的反对。他之所以阻止儿子放浪纵恣,“盖以浑(阮浑)未识己之所以为达了。”(戴逵《竹林七贤论》)他担心儿子只知其表不解其里,自己的狷狂中蕴含着老庄玄学的思想积淀,埋藏着愁肠百转的世事忧苦,其精神实质是难以效仿的。险恶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将灵与肉分开,形醉而神不醉。(见拙作《阮籍现象的文化意蕴》,《求是学刊》1996年3期)《红楼梦》中的宝玉形象,从行为到精神几乎也构成了魏晋风度,透过他与阮籍的相似点,我们不难体会出宝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蕴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进一步从同中求异,相比之下,贾宝玉对“古今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张锦池《究竟是回归,还是叛逆——〈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社会观念的比较研究》,《红楼梦学刊》1996年2期)比阮籍单纯的对曹魏政权的失望、对司马氏统治的反抗,意义更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个别的(魏晋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红楼梦》是对所有封建仕途经济道路的否定。所以后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富有精神价值了。 (二)谁云玉石同? 阮籍《咏怀》第五十四首:“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楚辞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逸注曰:‘贤愚杂厕。’”阮籍在此倾诉了对贤、愚不分的现实的不满。也可曲折地理解为玉石纵殊,同于灰烬的无奈。 阮诗此句可以引发对《红楼梦》中玉、石意蕴的思考。关于《红楼梦》的主旨从玉还是从石的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而认为舍玉从石者较多,笔者曾撰文论及。(《〈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红楼梦学刊》1996年3期)现在看来,对玉、石之争的问题应该采取立体的视点:第一,在表层上,是弃玉从石,返朴归真的。第二,在深层中,《红楼梦》的作者在维护主人公外石内玉的品质。这“玉”的象征意义不是金子般的贵重,而是清水一样的高洁。《红楼梦》中三个品性高洁的人物都以“玉”字为名,即宝玉、黛玉和妙玉。足见作者对玉并非持厌弃的态度,而是苦于不被理解,被与金银铜臭归为一族。作者真正厌弃的是“金玉良缘”。正因为宝玉的怀玉之质不被世人认识,世人真、假不辨,宝玉才名“假(贾)”实真,这是《红楼梦》的辩证内蕴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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