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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犹太人想逃避战争。但是那些弄到外国护照想出国的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仅要他们呈验“哈加纳”发给的免服兵役的证件，而且还必须呈验纳税收据，证明他已向犹太当局缴付过“一笔税款以供军费开支和救济欧洲犹太人之用的”。这种税款是按惩罚性的标准来估计征收的，征收多少按实际情况而定。犹太人的迁移就这样受到了官方的控制和管理；而有限制的从耶路撒冷迁往沿海平原，就成了人口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确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业现在最直接地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不仅旧城的犹太区仍然处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而且北面的阿拉伯人居高临下，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新城的一部分也处于他们的火力之下。因此，当4月18日高级专员提出当地局部停火建议时，犹太代办处就表示准备接受，但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了。接着又开始谈判只限于旧城的停火。主持谈判工作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于4月23日成立的一个停战委员会，委员会由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组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不相信阿拉伯人提出的保证，即：如果“哈加纳”部队撤离旧城的话，阿拉伯人将保证该地犹太区的安全和粮食供应。但是，28日还是达成了一项旧城停火的协定。然而，4月29-30日夜间，“哈加纳”向卡塔蒙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居住的郊区发动了进攻。卡塔蒙座落在一条山脊之上，当地中产阶级居民已经逃走，阿拉伯人以该地为坚固据点，居高临下地向犹太人郊区开火。“哈加纳”占领了这个阵地；当它同意5月2日英国人发出的停火命令，以便谈判一项更广泛的休战时，也还坚守在那里。现在，问题的焦点并不是一千七百名被围困在旧城的犹太人的处境，而是新城十万犹太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哈加纳”于4月9日夺取卡斯塔勒以后，护送亟需的食品的车队，已从海岸开抵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但是，4月17日阿拉伯人开始在城西十二英里的瓦德隘口拼命攻打，力图切断大路，断绝犹太人的水与食品的供应，因为这个城市的用水绝大部分是依靠极易受到破坏的一连串抽水站从特拉维夫以东十英里的艾因角的一些水井输送过来的，而这些井已经被伊拉克非正规军占据了，水管也被炸坏了。停火谈判一次次地继续下去；到5月9日，阿拉伯人的军事处境已十分恶化，以至不得不宣布他们准备在整个耶路撒冷实行停火。但是现在轮到犹太代办处来不理睬高级专员的邀请了。他们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美国公民伊曼纽尔·纽曼)解释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几位高级官员大概已经会见了高级专员，而他想会见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则在特拉维夫。纽曼还说： 在这些日子里，从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里有着某些障碍和困难。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的说来现在是在竭力设法排除这种障碍，希望不久就可以让人民更加自由地来往。 在这次含蓄而带讥讽的谈话中，纽曼提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俯瞰瓦德隘口路障的阵地所发动的一次新进攻。虽然最初他们是成功的，但是阿拉伯人进行了反击，使他们仍然不能打通通往首都的交通线。耶路撒冷的大量英军，从5月8日至14日，在那儿维持了这一种不牢靠的停火。但是，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破坏了停火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动用重武器再度开战。5月12日，即委任统治结束前两天，高级专员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建议。沮丧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接受建议，但是犹太代办处再次不予答复。14日上午6时，英国国旗从政府建筑物上降落下来，最后一批英军从耶路撒冷撤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哈加纳”和犹太“异端分子”在新城的几个他们还未曾占领的重要地点挫败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参议负沃伦·奥斯汀4月5日非正式地告诉安理会成员们一项美国提出的建议，把它作为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确保公共秩序和维持政府工作的一种紧急措施。建议主张由托管委员会通过一名总督来管理巴勒斯坦，直至这一制度为阿拉伯和犹太双方大多数人所赞成的一项政府方案所替代的时候为止。4月20日，根据安理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进一步考虑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在会上美国提出了它的建议。几名犹太复国主义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谢尔托克，据说曾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权宜措施，但是被本-古里安和支持他的好斗的极端分子们否决了。据报道，沃伦·奥斯汀曾说过，他希望可以利用驻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和别国的部队，在托管制度下帮助维护法律和秩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条强有力的路线，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并阻止美国势力在中东的增长。当联合国大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继续下去的时候，美国政府同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它建议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延迟十天，以便代表们前往巴勒斯坦商量制订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这个建议没有被交战双方接受，也没有被英国人接受。大会所能作出的最大成就也只是于4月15日任命了一个联合国调停人；很有意义的是，规定给他的职权并没有要他受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的约束。 这时，在杜鲁门总统的干预之下，国务院负责管巴勒斯坦事务的洛伊·W·亨德森(他很久以来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目标)把他的职务转交给了J·H·希尔德林少将。希尔德林在上一年秋天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第二代表时，就已经热烈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在这最近一次任命的前一天，在1948年犹太人福利基金募捐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他在一次演说中又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当5月14日委任统治结束时，在那里将既没有停火，也没有在新的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军队之间的任何临时性安排；而国务院与总统的政治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也缩小到了美国承认那个犹太国家应提早到什么程度。直到5月13日总统才同意暂且慢一慢；对他施加政治压力还在继续；14日中午，国务卿要求再给他几天时间，以便同英法两国政府磋商；但是总统的一位政治顾问，据说在最后终于说服他要坚持必须立即承认。据一位可靠的记者说： 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否认，想要胜过俄国人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终究得承认一个犹太国家的话，政府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第一个政府应当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大国。苏俄很难说是应当享有这样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权利而赢得以色列人民的感激的。而且，别人这样告诉我说，被一个民主国家首先承认，不仅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更为必要，一个犹太国家将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这种话已经谈得够多的了。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准备迎接它的奇迹般再生的独立。 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他们保持平静，非常平静，好象是在默默地祈祷和感谢上帝的仁慈，让他们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祈祷，有的人天天祷告，有的人每周一次，也有人一年一次，祈求这得到拯救的一天的来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多数犹太人来说，它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一种不可能如愿的祈求，一种被逐走了的希望。这可能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此时此刻的英雄是工党领袖本-古里安。在最后几个星期，当他的那些同事已经打算妥协的时候，他的勇气和决心仍然坚定不移。正是他，这一位当选总理而又尚未就职的人，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一次犹太民族会议上，简短地回顾了犹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悲剧，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纳粹的大屠杀和联合国成立前的活动，接着他以响亮的声调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叫作以色列”；他宣布给予国内阿拉伯居民以充分的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所有邻国和睦友好，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他结束讲话时宣称：“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信任，我们在5708年8月5日，安息日的前夕，于特拉维夫城召开的这一临时国务会议上，谨作此宣布。”然后本-古里安宣读了新政府通过的第一号法令，即废除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以及白皮书对移民和购买土地所施加的限制。金奇加以评论说：“这证明了一个人和一种理想的正当；这是先知、极端分子和鼓动家反对现实派、温和派以及政治家们的永久的保证。”而且，似乎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对照，年老力衰的钱姆·韦茨曼甚至当时没有在场，而是在美国充当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发言人和对国务院的发言人；只是在三天以后临时议会召集第一次会议时才推选他担任总统。 特拉维夫的公告发表后十六分钟，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就立即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这一宣布打断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当天傍晚加西亚-格拉纳多斯驱车从芳草地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国旗骄傲地飘扬在许多高楼大厦上。真的，这个美国大都会的犹太居民比整个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人还多两倍；这个新国家——只就它的诞生得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虽然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危地马拉政府(它的驻联合国代表就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只比美国晚一天就承认了以色列；接下来是苏联(5月17日)；波兰，乌拉圭和尼加拉瓜(5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5月19日)，后者这时还没有公开脱离苏联集团；南非是在5月24日承认以色列的，即在标志着史末资将军终于退出政治舞台的大选的两天之前；匈牙利于6月1日，芬兰和罗马尼亚也分别于6月11日和12日承认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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