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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的甲子年（公元184年），太平道人张角领导了著名的黄巾民变，导致三十七年改朝换代的军阀混战（184年至220年曹魏帝国建立）。由于“天下兴兵，衣冠世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通典·选举二》），即各地方等待朝廷察举委任的“贤良”、“方正”、“孝廉”、“秀才”之士，在战乱中或遭剐，或逃离。朝廷即便还念及须起用这些人才以“治国平天下”，但已实在难得找到几个会喘气的斯文人了。这种情况下，新兴帝国的君主，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创立了名为“九品中正制”的政府官员选拔制度，以改革汉代创立的察举征辟制。
“九品中正制”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各州设“大中正”，各郡、县俱设“小中正”，由朝廷委任各地“德才兼备”的公卿、郎吏充任。“中正”的意思是刚正不阿、公正无私、兼不偏不倚（不知民国时期的蒋总统介石先生的名字，是否也取此意）。“中正”的岗位职责是为朝廷选拔干部，有点儿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长。其具体工作，是对辖区范围内的现任中、下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依据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政治才能，且区别所管的人和物，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称为“九品”。
这种对人的等级划分和评判标准，其直接的来源，想必是班固的《汉书·卷二十》里的那份《古今人表》。在那份表中，班固正是依据他所开列的“古今人”的道德品行、政治才能、和行为业绩，把他们分列为上述九个等级。譬如，上上：伏羲、神农、黄帝、周公、孔子等；上中：女蜗、比干、孟子等；上下：鲍叔牙、子贡、范蠡等；中上：愚公、老子、伍子胥、商鞅等；中中：齐桓公、扁鹊、孙子、吕不韦等；中下：吴起、苏秦、张仪、秦始皇等；下上：易牙、庞涓等；下中：夏桀、秦二世等；下下：蚩尤、共工、商纣等。
人才等级评定之后，由各郡、县的小中正上报给州上的大中正；大中正审查复核后，再呈报给丞相；丞相审定后交尚书省（魏晋时设在中央的官僚机构。原是九卿之一少府下辖的负责收发皇帝文书的秘书官。唐代演化为内阁级中央行政中枢。祥情后述），中央政府据此程式授各品人才以官职。
九品中正制，对中国帝国时代的封建政治制度及其官制的影响，最大的有两点：
其一，后来历朝的官员等级定为九品，即由此而来，直到清末。影响力绵延一千七百年！
其二，它进一步强化并秩序化了封建官场中的等级观念，及其行政运作规范，经与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教粘合起来以后，渗透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百姓的宗族家庭生活之中，造就了中国人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特有的官场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政治奴性！——寡廉鲜耻地拍马逢迎、指鹿为马式地阿谀祷颂、不惜吮痈舔痔般地礼敬贿赂、不负责任地随声附和、权力淫威下的鸦雀无声、同僚间雅致而又肉麻的包庇和吹捧……所有这些，都讲述着一个连普通百姓都烂熟于胸的朴素道理：官大一级压死人！
仔细考察起来,“九品中正制”在政府官员的选派过程和程序上，对于察举制而言，并无太大实际的、革命性的变革。因为，尽管它以“中正”为幌子，表面上看是以品德和才能为评判和铨选的标准，却是以进一步推行和强化等级制为实质的。而且，它也无力阻挡原先“察举”制度下的“人治”色彩，更无法杜绝实际操作中的“人情”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制度，恰恰有为“人治”和“人情”大开方便之门的嫌疑！因为那些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中正”们，原本就是朝廷以“人治”的方式，经“人情”为媒介，由当朝权贵们从统治集团内部“察举”、抽选出来，并委任以“中正”之职的。
从整个程序上来看，依然是皇帝、朝廷经“察举”而委任出大大小小的“中正”，再由“中正”们“察举”并评定出后备干部的“品”，继而再完全由他们的一面之词汇报给皇帝和朝廷。故而，“九品中正制”实行不久，便被士大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封建世族把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工具。
士大夫，是西汉察举征辟制实行以后，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产物。士和大夫在周王朝时，本都是奴隶主贵族政权体系下的政治工具。士人之中既有文士，也有武士，而且早期的士必定是武士居多，一般担任军中的中下级武职。大夫多是为天子和诸侯服务的文官，但也绝非不介入军事。士的地位低于大夫。士与大夫结合起来，就像老虎钳子的上下齿一般，按照奴隶主贵族的旨意一开一合，或夹或拧，对象自然是俯首帖耳的平头百姓。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随着察举征辟制在两汉的持续推行，儒家知识分子接踵进入封建政权体系当中。作为非皇族血统的官员，那些饱读经书的儒士们，通过挖掘他们超出普通人的智商潜力，施展他们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手段；通过缔结朋党、剪除异己，与专权的外戚或宦官，或明争暗斗，或同流合污，逐渐形成一个遍及中央至地方政权的新兴特权阶层——士大夫。既然作为控制了部分政治权力的特权阶层，当然要坚决维护本阶层的既得利益。士大夫们维护自身利益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往往打着儒家“仁、义、礼、智、信”，这些谁也不敢妄自言非的伦理旗号，执行“忠诚”、“孝悌”、“廉洁”，这些很容易恰到好处地，以几个具体事例表现出来的软道德标准，借中央政府委派他们察举“孝廉”，征辟“秀才”、“贤良方正”之机，大肆网罗党徒与亲信，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政治利益。
察举征辟制初行的时期，还比较注重道德声誉和过硬的才学。像司马相如那样，风月和作赋手段均出类拔萃的破落书生，还有被推举入仕的可能。后来的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到了“九品中正”时代，官员选拔和官阶评定的标准，已经完全把出身门第、门望、阀阅置于道德才学之上。由于各地负责选拔后备干部的“中正”官，本身就是世族中人。世族豪强的子弟，自然就容易被评定为高品，而成为被荐举、征辟的对象。家中田产不丰而老子又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纵然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和学识，也只能被“中正”轻松地找个理由评为下品；而家财万贯或头戴乌纱（封建时代二者往往合而为一，故此，升官与发财总是被联在一起说的）者的子孙，哪怕脑子里只记得几句儿歌，兼品质顽劣、行为荒唐，照样天生就是上品。
于是，同属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开始一分为二：有钱而又有权的成为世家，他们的神圣使命和职业就是世代为官；没钱而又没权的成为寒门，他们只能读书写字或教几个学生，充其量再写几篇或咏志，或牢骚的文章，以抚慰寂寞、无奈的灵魂。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正是对当时这种社会政治生活的概括和写照。
九品中正制的变味和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实际是传承并强化了周代的爵位等级制和世官制，营造出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在这一观念的指引下，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志趣情操、社会责任，乃至整个人生价值，都取决于他所隶属的门第。门第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几乎是无法改变的。老子当官，儿子继续手执大印；父亲杀猪，子孙只能接过屠刀。这不仅由国家机器予以制度的钢铁保障，更因为有世家知识分子的礼教维护，而变得坚不可摧。到了南北朝时期，世族与寒门，进一步演变成等级界限更加森严的士族和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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