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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午后，我们来到莱拉（Lara Lindinger-Lowy）跟男友艾斯格（Asger Sverrild）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家，当天还有两人的朋友史蒂格（Stig Helmer Jensen）与布莉姬（Birgitte I. Saxtorph）造访。 30坪大小的空间，包括卧室、客厅、餐厅、浴室和厨房，颜色以白色为基调。餐桌上，已经放好咖啡与茶，以及一块令人垂涎三尺的巧克力蛋糕。「这是我们週末很常做的活动，」莱拉解释，丹麦人很喜欢邀请朋友到家中作客，一个下午就在喝茶聊天当中度过。 花时间跟朋友、家人相处，是丹麦人很重视的个人生活。「我们要追求的是完美的人生。」4个27、28岁的年轻人，是非常典型的丹麦新世代，从事不同领域的工作，也都服膺「以工作定义自己」的价值观。 莱拉从事人力资源，艾斯格在当医生，同时在念博士班；史蒂格正要拿到药物化学硕士学位；布莉姬则在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担任IT系统的专案负责人。 对他们来说，「完美人生」代表的，正是享受工作与生活。 工作的价值，是一种身分认同 「20年以前，人们的目标是想改变社会，但现在生活水准很好，你的注意力就会放在自己身上，包括你的职涯、人生，」艾斯格指出。 他们的父母辈，工作是为了维持生活和温饱；19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世代，对于「工作」有更多期许。 他们乐于尝试各种可能性，艾斯格认为，他们这个世代就是想什么都试，然后找到平衡：「如果拒绝可能性，就很难去找到你自己到底要什么。」而找到新发展和新体验的方式，就是透过换工作。「一个工作大概做2、3年就会想换，我妈妈在同一个工作40年，我没办法想像我会那样做，」布莉姬笑着说。 「Job is your identity（工作是你的身分认同），」担任网站编辑、同时还在念新闻研究所的潘妮拉（Pernille Lundsgaard Thomsen），一语道破新世代对工作的定义。就算金融海啸让新世代同样受到失业的威胁，但他们也希望找到一个兼具自我发展与能力提升的工作。 如果你在丹麦对别人介绍自己，前3个会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你在做什么工作？」「人们会很聚焦在你的职业，不是你的地位，而是你工作的内容和价值，」艾斯格强调，喜欢自己的工作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你的一部份。」 工作带来身分认同，却不表示年轻人的重心全都在工作上。在丹麦，“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平衡）是热门的词汇。 平衡不是二分法 许多人认为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应该是将工作与生活截然二分，生活并佔据明显比重。但在只要有网路就可以工作的现代，这一点变得十分困难。 在丹麦，每週工时37小时，看似在公司时间很少，但人们通常回到家也会工作。布莉姬的前老闆是两个孩子的妈，她总是4点以前就下班接小孩，「但是我晚上11点左右都会收到她寄的信。」 连半夜都在工作，似乎不怎么平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代表了你可以很弹性工作，」莱拉认为，这是丹麦创造平衡的方式，「因为我可以选择我想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工作。」员工只要下午与牙医有约，或是要想享受午后时光，都能早点下班。 不论是勇于追求乐在其中的工作，还是创造工作与生活平衡，其实都与丹麦的社会文化背景环环相扣。 从小鼓励追求自我 一天，我们参访位于哥本哈根北区的小学Tr?r?dskolen。早上8点半，低年级的学生席地而坐唱着歌，开始一天的课程。随后，我们跟着三年D班学生上数学，发现小朋友都很随性的坐在地上或桌上，老师并不会出言纠正。 从小学开始，学校就把「创意」和「独立思考」融入课程中。比如，上课最后一个小时，老师会让学生随便画他们想画的图；一年级时，老师就一定会问学生「为什么？」学生则藉由问问题、提出挑战，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随着年级渐高，还可以每週自由选择一门自己想上的课程，像是绘画、烹饪。 在丹麦，不但受教育免费，大学生每个月还能领到约5,000丹麦克朗（约台币28,000元）的津贴。由于进入大学基本上是5年制（大学及研究所），再提供1年的时间余裕，让学生有重新选择科系的机会，所以零用金最多给到6年。 「在教育中，你被鼓励去追求你做得很好的事情，当你带着这样的文化进入职场，才会发现什么是你要的，」在丹麦房地产公司担任发展经理的麦可（Michael Danielsen），原本从事软体工程，但他发现自己更想当经理人，半年前转到现在的公司任职，担任IT部门主管。 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更是让人民无后顾之忧的一张保护网。 失业不会世界末日 「丹麦热门的科系不是工程、会计，反而是设计、文学、艺术，」驻丹麦台北代表处代表陈国璜观察，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想念什么，就算毕业后不好找工作，社会福利的大网也会张开，把你接住。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随时可以辞职，」台湾移民第2代、目前从事软体工程顾问工作的李崇孚表示，政府会提供失业劳工每月11,000丹麦克朗（约台币61,600元）、期限最多2年的救济金，前提是个人有意愿找工作。「大家都会想工作，这样才会有薪水，社会福利不可能完全负担你所有的支出。」 丹麦人关于工作与生活的各种思考，归根究柢，是来自「价值观」。丹麦文化根植一种崇尚平等与谦逊的态度。 北欧小说家阿克塞尔（Aksel Sandemose）在1933年出版的《穿过自己足迹的避难者》（A Fugitive Crosses His Tracks）一书中，将这种态度称为「扬特定律」（Jante’sLaw），亦即「你并不比任何人特别，或比我们更好。」 「如果你显示你有很多钱，别人就会觉得你在炫燿，你不懂得如何做你自己。」布莉姬进一步说：「所以我们不为钱工作，是为了兴趣，然后赚取薪水。」 大部份的丹麦人也相信，钱无法带来快乐，虽然它的确让生活好过些，却不是快乐的源头。史蒂格便提到，其他国家定义的「成功」，是需要赚很多钱、必须住大房子，「但在丹麦，如果你住的是跟大家一样的房子，你还是很快乐。」 当然，面对全球化浪潮席捲而来，丹麦在无法自外的情况下，这样的价值观不免逐渐松动。 全球化与移民带来改变 当世界变成平的，就连艾斯格笑称是《魔戒》书中「哈比人」的丹麦人，也无法倖免。 美式文化、「钱」会说话……，这些不同以往的价值观，日渐随着全球人口流动而「入侵」丹麦。过去丹麦街头可能很少看得到高级名车，但现在偶尔可见一台超级跑车唿啸而过；私人医院开始兴起，有钱就能得到更好治疗。 外来移民，尤其是中东移民愈来愈多，从过去10年佔人口3％，变成10％，文化差异让丹麦开始质变。工作外包、工厂外移，丹麦人也感受到压力。 但年轻世代依然对自己很有信心，就像李崇孚除了懂程式设计，同时也兼顾问，对自己掌握市场的能力很有把握。即使「竞争无国界」的命题对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一样，习惯从小问「为什么」的丹麦人也会这么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採访后记：拜访玩具巨人 从台北─香港─伦敦─哥本哈根─比隆，最后再回到台湾。 此次採访光来回就飞了48小时， 却也是我们心灵和採访内容收穫最丰的一次旅程。 出发前，其实忐忑不安比兴奋还多，毕竟要採访的是成立近百年企业的CEO。而见到面后，又是另一点让我意外。这位CEO平易近人的程度，就像寻常同事一般，完全看不到平常在台湾所见的「CEO受访、公关正襟危坐」画面，反而是公关翘着二郎腿，一派悠闲轻松的样子。这也反映出丹麦的文化：平等，没有谁比谁更高尚。 而最令我们感到强烈反差的，是乐高总部所在地比隆。请计程车司机载我们从宛如美国公路旁汽车旅馆的住宿地，出发到所谓的「市中心」，小镇上只有5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餐厅、一间Pub、一间超市；除了镇公所高于3层楼，其他全都是平房。 人迹罕见，让摄影记者光是等路人出现，就花了大半天。很难想像乐高这个大企业，会从如此朴实的小镇孕育出来。 回到哥本哈根，虽然是首都，却一样朴实。路上行人穿着以深色居多，看不到什么名牌包包，就连逛街区的精品店，也是又小又安静。我走过第3次，才注意到LV的店面其实一直矗立在一角。 丹麦是先进国家中最以「快乐」着称的国家，确实，低物欲与平等的价值观，让丹麦这个只有台湾1.2倍大的小国，却过得比我们更满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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