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心舟，字子陶，号韻石、石林、石林居士，斋名曼陀花馆、林园。浙江绍兴人。他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成就最高的紫砂艺人，但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生前不太知名，以至于他的生卒年月、字号都鲜为人知。当代砂艺术大师顾景舟先生曾在《溯源话艺——谈文人及书画界与砂艺的结合》一文中，写道：“要到同治中叶延至光绪的数十年中，……这个阶段在文人与砂艺的结合史上继续谱写光彩的，要推梅调鼎与制壶家韻石（生平难考）的合作。”
其实韻石即何心舟也，何以见得呢？何作过一把乳鼎壶，底镌“曼陀花馆”、“石林何氏”，把捎下有“心舟”小章。“曼陀花馆”为何心舟斋号：而唐云藏柱础壶，底印也为“曼陀花馆”，把梢印却是“韻石”。洵知“心舟”与 “韻石”乃同一人也，
何心舟的最佳搭档是晚清书法家梅调鼎。梅调鼎是浙江慈溪人，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逝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字廷宽，号友竹、赧翁。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梅调鼎不很著名，只有上海宁波一方面的人知道他。他是个山林隐士，脾气古怪，不肯随便替人写字。尤其是达官贵人，是他所最厌忌的。因此，他在当时名誉不大，到现在，他的作品流传也不多。说到他的作品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呢！”
正是这两位“在当时名誉不大”的人的联袂，掀起了紫砂陶艺史上的又一波高潮。用顾景舟的话来说是：“所有传器，品式多样，形制亦雅，最值得赏识的是壶上书法端秀，刀镌利索：从鉴赏角度而言，制作技法虽不够精致，造型结构却别出心裁，一脱陈俗意趣。铭句、书法与壶身三者融合无间，堪称‘曼生壶’之后又一佳话。”
何心舟，梅调鼎合作的茗壶，流传到今的数量不多，却把把都是精品。如唐云旧藏的汉铎壶、南瓜壶、高柱础壶、博浪锥壶以及别家藏的秦权壶。
何心舟是练泥、调砂的高手：他的调砂壶质坚砂匀，粗而不糙；淘土壶表面光滑，却异常透气。笔者收藏的一把柱础壶，冬日泡茶，桌面竟会有一壶底大小的圆形水气，而抚摸壶底却一无水痕；其泥料之透气性居然达到明代草创期之水平！这该是鉴别何心舟壶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造型多为仿器形的柱础、秦权、汉铎、乳鼎与象生形的南瓜、匏形等，也有独创的博浪锥和五铢钱壶（半月壶的变体）。其共同点是壶身都有较大的块面便于镌刻壶铭。
茗壶的制作一丝不苟，能够十分到位地体现出造型设计的要求。看似没有什么技巧，其实是臻于“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梅调鼎的壶铭每以极简练的文句既点壶的造型又说茶事，切壶切茶而浑融无迹，如南瓜壶的“生于棚，可以羹：制为壶，饮者卢”。此“卢”当为写《七碗茶歌》的卢仝。秦权壶的“载船春茗桃源卖， 自有人家带秤来”。“秦权”就是秦代的秤砣。有了秤与秤砣，尽可卖茶了！短短几句铭文，无不营造出一种至精至美的文化氛围，源于生活在而又高于生活，令人遐思不已。
如果说梅调鼎壶铭的文学性不逊于陈曼生，那么其书法水平则要高于陈曼生。梅书“节奏舒和，气息调匀，骨势开张，举重若轻。提挈顿挫之间劲力内含，品调高雅，笔锋的起落及转换，照应清晰，交代明白……真是道丽淳质，笔力天成”。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在紫砂壶铭文与壶铭书法两方面已达到的审美文化高度，至今还没有人能同时逾越。” （汤鸣皋语）
据秦权壶铭文“光绪丁酉季秋，赧翁”可知，何、梅合作制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左右。作为以制壶谋生的紫砂陶人，何心舟当然还单独或与其他人合作过更多的壶。他做壶喜用本山团泥，壶铭中的壶名或主要内容常用琢沙底镌刻。他还与陶友王东石结伴到宁波创建玉成窑，烧造紫砂壶。制器常钤“浙宁玉成窑造”阳文楷书章。
王东石亦曾经为梅调鼎的“日岭山房”制过壶。目前所见东石署款，底钤“日岭山房”方印的就有波浪壶与秦权壶各一。令人奇怪的是，梅调鼎从未在王东石制的壶上留铭，即使是为自己做的砂壶也吝于落笔。秦权壶便是舍近求远地请上虞籍的晚清著名篆刻家徐三庚（号褒海）题的铭，也许梅调鼎与何心舟合作是在宁波的玉成窑，慈溪本来就是宁波府的一个县。而请王东石制的壶出白宜兴，梅氏不便赶到宜兴去题铭吧？不过，王东石与书画家的合作时间更早，其石瓢壶便由海上名画家任伯年书款，其时在“光绪己卯仲冬之吉”，为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比何梅联手要早近20年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民初艺人与文人的合作已经蔚然成风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