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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布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中国特色制度保证、国家本位治理的目标是相配套的，方向是执政党指出的方向，制度目标是执政党主导的制度，国家治理目标是执政党治理的国家，方向与目标的内在一致，使改革的布局脱离不了执政党的领导
由于长时间的“饥渴营销”，许多人已经在翘首期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决定，对于其中的改革布局和细节更是想一睹为快。公报已出，决定全文面世不远。只是，高层主导的改革文件能否满百家意，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从公报内容看，一些新的提法、论述和两个新设的机构，更能刺激敏感人士的神经。 （1）形势逼人，改革新节点到来。“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35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国内外的忧患和改革的历史经验共同制造了今日改革大势，使中国“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2）意识形态与时代潮流结合，指出了改革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已存在20多年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延续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叙述的一贯传统，发展市场经济则是不可不融入的时代潮流，二者的结合形成中国特色。既便于在此框架下形成具体的意识形态论述，又便于通过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效，为执政合法性提供实在的辩护依据。 （3）改革方向，引领改革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据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叙述传统，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与中国特色制度保证、国家本位治理的目标是相配套的，方向是执政党指出的方向，制度目标是执政党主导的制度，国家治理目标是执政党治理的国家，方向与目标的内在一致，使改革的布局脱离不了执政党的领导。 （4）改革牵引与改革重点仍在经济体制层面。不可否认，35年的经济改革为执政党带来了现实合法性，而且这种经济改革是在政府比较多地干预市场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政府能减少行政干预，市场配置资源的潜力作用还会有更大的发挥，继而给执政党延续执政合法性，所以公报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5）改革的经验来自于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改革的源泉，“摸着石头过河”的主体是底层的群众，他们常常要冒着许多风险，从法律和道德的局限区域突围，为上层的改革回应提供足够多的民意，而在公报中则表述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所谓“顶层设计”不过是顺应民意而为，而“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众行动则时时处处存在于中国的大地上。 （6）改革的期许与悬念。公报说，“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中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让人浮想联翩。这个“决定性成果”又是什么样的成果，可不可以量化、制度化，这都让人充满猜想。 （7）非公经济的失落，改革布局的应有之义。执政党、政府掌握国家资源、国有经济，奠定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当前的必然选择。要改变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还需要非公经济实体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产权法治保护等方面产出更多的业绩，拓展自身的市场地盘，形成更大的改革压力，让国有经济的厚脸皮再也挂不住，才会使非公经济失落的情绪慢慢平复、失落的地位慢慢回归。35年的改革历史已经证明了非公经济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且已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 （8）法治中国一旦建成，可保证改革成果的共享。党治、人治与法治，在进行规则的博弈。从人类文明史演进的轨迹来看，法治规则才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市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所在。公报说，“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要建设“法治政府”，此种论述已经在当前意识形态框架内做到了最大限度，但是，它也与那些着急呼吁建设“宪政中国”的人士的需求很难吻合。民间的呼吁与上层的呼应，沟通结果常常很难完美，但二者却可以在相互倾听、尊重的基础上达到最大的契合。 （9）把权力关进笼子，改革的制度需求。公报说，“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此论述对制度建设提出了理想化的需求，但是，从腐败案件从出不穷的现实来看，当前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建设还是治标不治本。 （10）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预算法定，税收法定，是多年来财经专家、学者与民间人士共同呼吁的改革重点之一。在当前经济增长预期下行、财政收入减少的背景下，政府要想保证其控制力、投资力、巨大的消费支出，必然有寻找新税源的需求和动力，为防止其以建设现代财政制度之名，谋政府更多财政收入之实，一个健全法治框架下的预算、税收制度才是防范之本。 （11）农民的权益，改革的最重要落脚点。作为底层的农民，数十年来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在参与现代化进程中忍受着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带来的羞辱，所得改革果实也十分有限，这种现实如果继续，将影响城镇化道路的良性推进，高层对此也十分明了，所以在公报中说，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实际的政策落实中，由于农民的利益博弈地位、谈判地位处于弱势，他们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实现，仍是一个问号。 （12）社会治理，改革的理念变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反映着高层对于社会建设的理念变化。在未来，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可能会使执政党、政府更重视从自身掌控的巨大权力蛋糕中分出更多的份额给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当然，从理念变化到成果落地，还有很长的权力博弈的道路要走。 （13）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改革的硬指标。雾霾天气、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恶化事态的积重难返，已危及中国人的基本生活质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高层必须做出决策回应，以引起民众的共鸣。即使是最严厉的惩防措施，也可以得到民意的支持。假如上下一心，严格避免触碰生态保护红线，则可以期待生态环境面貌的改善。 （14）两个新机构，改革的重要操盘手。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从上到下的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会形成一个机构网络，可以制造出体制内人士所偏爱的技术操作模式——领导重视，建立组织机构，明确职能、职责，配备专职人员，划拨专项经费，谋取一定目标。对于领导小组的设立、运转，各级党委、政府都有多年的心得体会，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关键问题在于要想改革实效得到应验，还得看制度建设面临的压力和多方监督的到位。二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个机构的设立，印证了早前的坊间传闻。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求统一协调应对、灵活处理各种突发的社会危机、外交危机、军事危机，并可以对口接待国外同样机构的负责人来访等外交事宜。只是，对于这种新机构的运转，高层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比较可行的方式。对此，国内外人士都会给出他们的观察、评判。 酝酿多时的改革布局已经公布，当前中国改革的方向已定，只是保证改革方向的法治规则的塑造、推行，还需要长时期耐心的实践。要想新历史节点上的改革决策能惠及广大民众，一系列不偏不倚的、最可依靠的法治规则的明确、立法、遵行，才是根本保证。当然，也希望能从即将公布的决定全文中读出更多的有效信息，以便能加以吸收利用。 不过，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再高明的决策也不会完美，也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需求，结合现实的环境、形势，改革自己的理念、思维、行为方式，遵守普遍的法治规则，才是利己利人的可取选择。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作者：刘锋 】 (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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