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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不受封邑 曾子穿着破旧的衣服耕田，他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鲁国的国君觉得这样的名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耕田，有失鲁国的体面，于是，就派人对曾子说，国君要封给你一块采邑，用来供给你的衣食之用，请添置几件像样的衣服吧。可是，曾子并不接受。使者往返了多次，曾子都坚持不受。使者对曾子说：“这又不是你向人要求的，而是别人赠送给你的，你为什么不接受呢？”曾子回答道：“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不畏乎？”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曾参的好品德，是足以保全他的节操的。 子罕以不贪为宝 子罕是春秋时期宋国的正卿和司城，主持国政。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为了巴结子罕，将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曾经将这块美玉献给治玉的人看，治玉的人认为是宝贝，所以才敢将它献上。”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美玉为宝。如果你将美玉给我，而我又因此蒙上了贪婪的恶名，咱们就都丧失了彼此珍爱的宝贝，与其如此，倒不如大家彼此都保留各自的宝贝。” 公仪休拒鱼 春秋时期的鲁国，有一位名叫公仪休的博士，因为德、才兼优而被选拔为鲁国的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就送鱼给他，他拒而不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自己可以买鱼吃，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自己从此就买不起鱼了，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 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因此，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清廉俭朴、后世景仰的晏婴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生活腐朽，奢侈之风盛行。齐国丞相晏婴却清廉俭约，深为后人所称道。 晏婴平时只穿粗布衣服，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他每日吃的是粗茶淡饭。一天，他正要吃午饭，齐景公派人来见他，他把自己的饭菜分成两份，请来人共进午餐。景公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命人给晏婴送去黄金千两，以供他接待客人的开支。不料晏婴不肯接受，景公命人送了三次，他还是执意不肯收下。他向景公解释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赏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这样做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就变成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义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人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五百个村庄吗？你为什么要推辞呢？”晏婴便以“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相对答，并认为自己虽然愚笨，但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可能是正确的。景公见他把话说到如此地步，也只好作罢。 晏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景公觉得他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多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却都被他拒绝了。景公很不高兴，责问他为何不收。晏婴说：“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反对奢侈浪费，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的负担。我若乘坐好车好马，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流毒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再也无法禁止了。” 晏婴的相府地处闹市，且阴暗狭窄。齐景公提出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也被晏婴婉拒。齐景公并不死心，趁他出使他国之际，为他新建了一处豪华的府第。晏婴回国后，马上从新相府搬回了原来的住处，同时将新相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晏婴一生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所大力倡导的清俭节约的作风。司马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晏子还活着，我就是为他执鞭驾马，也是心向往之啊！” 萧何拒置豪宅 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受封食邑一万余户，利禄丰厚，权倾朝野。凭着萧何的权势，足以在京城内大兴土木，置办田产。可是萧何只在终南山下买了几间没有院墙的茅屋。有人问他为何不在京城置办豪宅？萧何说，我居住茅屋，如果我的子孙贤良，可传我的俭朴家风；如果子孙不贤，房子再好，也要被权贵侵夺去。 “布被丞相”公孙弘 汉武帝时还有个“布被丞相”公孙弘，他食不重肉，夜盖布被。主爵都尉对皇帝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很多，然而却盖布被，说明他很狡诈。”公孙弘却说，我盖布被是学习管仲，因为这样可以过小吏一样的日子。汉武帝首肯公孙弘的节俭美德，自此，“公孙布被”传为美名。 不使心灵留污点的司马迁 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司马迁之女妹绢见到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非常喜欢，惊呼：“太美了，真是稀世之宝啊！”司马迁亦抚摸着玉璧赞叹道：“如此圆润光洁，真是白璧无瑕啊！”女儿见父亲赞赏玉璧，更是高兴得爱不释手。不料司马迁却语重心长地开导女儿说：“玉璧贵在无瑕，人也应当如此。我是一个平庸而且地位低下的史官，从不敢以壁自喻。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并要受制于人。”妹娟听了父亲的话，爽快地同意父亲将玉璧退了回去。 “悬鱼太守”羊续 东汉时，羊续任庐江太守。一天，羊续的下属府丞焦俭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不收吧，对不住焦俭的一片好心；收吧，有违自己为官清廉的道德规范。但眼前焦俭的盛情难却啊，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等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没过几天，鱼成了一条枯鱼干，在屋檐下飘来荡去，羊续也不让人取掉。有一天，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一条更大的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笑着指了指悬挂着的那条鱼，轻轻地摇了摇头。焦俭看着这条枯鱼干，领悟到了太守的一片苦心，红着脸返了出去，从此再也不敢给羊续送东西了。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也不给他送礼贿行了，羊续就有了“悬鱼太守”的雅号。 “一钱太守”刘宠 东汉刘宠任会稽太守，期满升调时，从山阴县赶来了五、六位白眉皓发的老人，他们带着山民们凑的一百文钱，前来为刘宠送行。刘宠感动地说：“父老们何苦这样劳累自己?”老人们说：“我们从小在山谷中土生土长，从未见过郡府官邸。以前那些太守动不动就派官吏到民间索取钱财，不分白天黑夜，弄得鸡飞狗叫，使百姓不得安宁。自从您到任以来，夜里再也听不到狗叫，百姓们也很少见官。我们这把岁数能遇到您这样的圣明清官，真是万幸!现在听说您要弃我们而去，我们不能不来送送您。这点钱算是大家伙的一点心意。” 刘宠见他们如此诚恳，不忍辜负了这份情意，但又不忍拿走他们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于是从这一百文钱中选取了一枚最大的收了下来，算是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其余的全部奉还给了老人们。从此，“一钱太守”便被传为佳话。 刘宠出了山阴县界，就把这枚钱投到了江里，表明他的清廉自守。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为民造福的太守，人们遂称此地为“钱清”、称此江为“钱清江”。刘宠去世后，人们在绍兴修了个“一钱太守刘宠庙”来纪念他，并在临江构筑一亭，取名清水亭，当地人称选钱亭、一钱亭。 “四知太守”杨震 东汉华阴人杨震，在居官荆州时，发现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推荐王密做昌邑县县令。数年之后，他调任东莱太守路过昌邑县，晚上下榻于馆驿。夜深人静之时，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之下说：“天黑，无人知晓。”杨震正声说道：“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一听，羞愧难当，只得收起金子，谢罪而去。此事传开，大家称赞杨震为“四知太守”。 贞白无私第五伦 第五伦，字伯鱼，西汉时，其祖父第五次被迁徙到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遂以迁徙次序为姓氏。第五伦早年曾当过京兆尹的主簿，后来举孝廉，被光武帝刘秀先后任命为扶夷（今湖北武岗）县令、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太守、蜀都太守。章帝刘炟即位后，调入朝内任司空，成为“三公”之一。 第五伦生性正直，同情百姓。无论在哪儿做官，都以为民解忧为己任。早在他担任京兆尹主簿时，具体负责长安城内的市场交易。他认真校正秤、斗、尺等度量衡器具，严格市场管理，很少发生缺斤缺两的事。即使买卖双方有时出现争执，只要他一出面，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担任会稽太守时，他发现当地素有迷信鬼神的风俗。每逢过节，民间都大量杀牛祭神，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于是，他明令禁止，违者惩处。如此一来，流行多年的歪风很快杜绝，劳苦大众无不由衷地感激。在蜀郡太守职位上，他鉴于郡府中的属吏从官皆多豪富，有的钱财竟达上千万。他们上下班都乘着华丽的车子，骑着高大肥壮的骏马，耀武扬威，神气十足。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人也都竞相摆阔气，讲排场，致使百姓叫苦连天。于是，他又毅然采取措施，将富户出身的官吏全部裁汰，另选清贫正直之士替代，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腐倡廉。从此，当地不正之风渐渐消停，吏治得到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他还认真考核每一个属吏，向上举荐了很多德才兼备者，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受到朝廷重用。 第五伦一身正气，凡事秉公而行，从不曲意逢迎。汉章帝时，外戚当权，先是马皇后之兄马寥、马防、马光同时身居要职，手执大权，威震朝野；后是窦皇后之兄窦宪掌管禁军，出入朝廷，红极一时。不少仕宦之人犹如墙头草，随风摇来摆去，毫无个人主见。第五伦却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一身清白。他认为：戚族过盛，应防止他们骄奢擅权，危及朝政。便屡屡上书，抨击时弊，要求抑制外戚势力。他还明确提出：“对外戚可封侯以富之”，但不能“职事以任之”。结果，得罪了不少有权势的人。这些人同流合污，常常在章帝面前进谗言，致使他一度受到皇帝的冷落。但他毫不气馁，依旧刚正不阿，不入俗流。为此，时人将他同西汉时期的诤臣贡禹相媲美。 第五伦虽然身居高位，俸禄优厚，但他从来不骄不奢，不淫不逸，生活十分节俭。在他担任太守时，常常自己动手割草喂马，妻子亲自下厨房烧火做饭。每领到俸粮，除留下自己一家食用之需，全部赠送或以最低价格卖给百姓中较为贫困的人。升为司空后，他依然“不修威仪”。除上朝时乘着一辆瘦马拉的旧车外，平时穿布衣，吃糙米，徒步而行。比起一般人来，第五伦还有一个独到之处，那就是勇于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有一次，有人问他：你一向尽心公事，难道就没有私情杂念了吗？他诚恳地回答道：有。并且举例说：以前，有人送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三公选拔人才，我心里总不能忘记那个人。尽管那人最终并没有被录用，却说明我仍然有私心。再就是：我的侄子生病时，我一夜曾去看他10来次；我的儿子生病时，有一次没能去看他，竟落得彻夜未眠。若是其他人的孩子生了病，我就不可能会这样。这不说明我还有私心么？ 孔奋：处膏腴不自润 孔奋,字君鱼,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人。东汉名臣,曾任河西大将军窦融幕府议曹掾、姑臧县长、武都郡丞、武都郡太守。所到之处廉洁自律,奖善惩恶,爱憎分明,为政清平,深得百姓敬重。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孔奋任姑臧县长。姑臧因与羌胡通商,是个富县,以前到姑臧当县长的,不到几个月,就能积聚很多财富,而孔奋任职四年,财产毫无增加。因他身处膏腴之地却不能以财自润,所以为众人所嘲笑,但孔奋坚守节操,不改初衷。离任时,河西守令装载财物的车辆充斥道路,只有孔奋毫无资财,单车上路。当地吏民羌胡为报恩,聚集追赠财物千万以上,孔奋唯谢而已,一无所受。 诸葛亮“鞠躬尽瘁” 诸葛亮辅佐刘备转战南北，屡建奇功，建立了蜀国。他一生位高权重，却自奉甚简，不谋私利。生前，他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内无余帛，外无盈财”。 田豫“不收怀金” 田豫，三国时期官拜魏国大将军。田豫是位难得的清官，据《三国志》记载，他清廉节俭，赏赐给他的东西，常常分送给将士们。凡是胡、狄部落偷偷送给他的财物，他都记录在册并送入官仓，从不拿到家里去，所以他家非常清贫。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中记载了田豫不收怀金的故事：鲜卑族素利等部落，常来拜见田豫，并送上牛马等礼物，田豫就把这些礼物转送给官府。这些部落的使节认为以前送给田豫的礼物太显眼，不如送黄金，就秘密地怀藏三十斤黄金，对田豫说：“希望避开左右的侍从，我有话要说。”田豫让身边的人回避，部落来使跪下说：“我们看到您十分清贫，所以送您一些牛马，但您却把它们交给了官府。今天秘密地送些黄金给您，可以作为您家中的财产。”田豫暗想，如果当面拒绝，恐怕会伤了和气，于是就故意张开宽大的衣袖，收下了黄金，并感谢他们的好意。等到部落使节回去后，田豫立即将这三十斤黄金全部交给官府的库房。魏文帝了解这一情况后下诏表彰他说：“春秋时有个魏绛，为表示与戎族友好，光明正大地接受他们送来的礼物。现在你举袖接受鲜卑送来的黄金而交公。你这种做法，我十分赞赏。”魏文帝还赏赐他绢五百匹。他分一半藏在公家的小仓库里，以备奖赏给立功的将士，另一半则送给部落使节，以答谢他们送来黄金的情意。 陆绩“廉石”压舱 三国时东吴廉吏陆绩，官至郁林太守。当时，郁林辖境广阔，包括了现在广西除桂林、梧州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历任郁林太守，离任时都宝物充斥，满载而归，但陆绩为官清 廉，不义之财，一毫不取。他当了几年太守，任期届满，辞官归乡之时，行李空空。艄公见货物太轻，便说：“船装得大轻，遇到风浪，容易翻船。你一家四口，所带的东西还不如一介寒士。船太轻，得想办法增加重量才行。”陆绩与艄公商量，买了两大瓮咸菜和一担笋干搬上船。但船还是吃水很浅，不敢开行。情急之中，陆绩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块大石头，足有七八百斤重，于是便请人把它搬上船。有了重石压舱，船便开始远航。船到家乡，消息传开，那块石头便被当地士人收藏起来，并吟诗赞颂，称之为“廉石”。 父清子廉留美名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皆以清廉著称于世。魏文帝时，胡质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加封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其子胡威，晋武帝时官至青州刺史。胡质在曹操当政时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他之所以日后官职显要，既不靠逢迎拍马，也不靠贿赂开路，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胡质任东莞太守。他在东莞九年，政通人和，上下称颂。任荆州刺史后，他的政绩依然卓著。胡质病逝时，“家无余财，惟有褐衣书箧而已。”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志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有一年，胡威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由于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去看望父亲时竟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只好骑着毛驴独自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刺史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胡质总算翻出了一匹绢。胡质望着临行的儿子，深有感触地说：“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为父给你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沾，不知道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用来给你作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他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晋武帝司马炎闻知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美名后即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二人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胡威卒于青州刺史任上，朝廷因其政绩突出，且为官清廉，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加封谥号为“烈”。 王恭身无长物 东晋王恭从盛产竹子的会稽任职期满回到建康，王忱来看他，发现他用的竹席很好，便向他讨要。他把竹席送给王忱，自己坐草席。王忱说：我以为你从会稽回来，一定会有很多的竹席，所以才向你讨要一条。王恭说：你不了解，我把这条竹席送给你，便“无长物”（没有多余的东西）了。后来以“无长物”比喻清贫廉洁。白居易曾写诗赞道：“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 山涛陈丝藏阁 西晋山涛曾任吏部尚书，执掌全国官吏的任免升降大权。有个名叫袁毅的贪官，给山涛送来了100斤蚕丝，以求庇护提挈。山涛正颜厉色地说：“送礼纳贿，污浊官场，败坏吏治，徇情枉法，均由此而起，故历来为正人君子所不齿，更为我平生所恶，此戒断不可开。”袁毅留下蚕丝，抽身走了。山涛便唤来篆吏，将百斤蚕丝的来由叙说一篇，并当众将丝高置于阁楼上，说：“自今日起，但见馈送者，均以此为率。”若干年后，袁毅出了事，被抓了起来。这时，山涛令人从阁楼上取下“积年尘埃，印封如初”的百斤蚕丝，交给了官库。 徐勉“誓将清白留子孙” 徐勉，南北朝时梁朝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一生身居高位，但从不营置家产。平时所得的俸禄，大都分给了亲族中的穷困者，因此家里没有积蓄。他的门客和老朋友中有人劝他为后代置点产业，他回答说。“别人给子孙留下财产，我给子孙留下清白。子孙如果有才能，他们自会创家业；如果他们不成材，即使我留下财产，也会转到别人手中去。”徐勉曾写信告诫儿子徐崧说：“我们家世代清廉，所以平常日子过得清苦。至于置办产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提及过，不仅仅是不经营而已。……古人说：‘以清白的名声留给子孙，不也是一份很丰厚的遗产吗!’又说：‘把整筐的黄金留给子孙，不如教他们攻读一门经书’。仔细研究这些言论，的确不是空话。我虽然才能低下，但有自己的心愿，幸得遵奉古人这个教训去做，就不敢半途而废。自从我身居高位以来，将近三十年，一些门人和老朋友极力劝我趁有职有权时见机行事，有人劝我购置田园；有的人劝我开设商店客栈，或者搞点水上运输，也会经营生利，发财致富。像这样一些意见，我都拒绝采纳。这并不是我要学汉朝的公仪休那样不与民争利，只是想避免后代为争夺财产而闹得一塌糊涂……”徐勉终生洁身不贪，言传身教，为子孙树立了榜样。更有远见的是，他不为子孙置办产业，而是将宝贵的清白遗给后代，让后人享用无穷。 吴隐之饮“贪泉”以明志 东晋元兴初年(402～404)，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当时，广州富商云集，富甲一方。历任广州刺史都乘机聚敛财富，离任时个个腰缠万贯。吴隐之南下广州赴任，途径石门。石门有个泉水叫“贪泉”。据说，过往官吏一饮此水，便贪心大发。吴隐之走到泉边，掬泉而饮，自信不能改变自己的廉洁操守，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他以古代贤人伯夷、叔齐自励，以明心迹。在广州任上，他生活俭朴，任满乘舟北归，行囊空空。其妻刘氏携带沉香一斤，吴隐之发现后，命投入水中。后世追慕其廉洁，称石门下游沙洲为沉香浦。后人在“贪泉”建碑，以警贪官污吏。 任昉“不以一物还故乡”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今属山东）人。南朝萧梁时曾任新安太守。任昉一到新安，就经常访查四乡。他衣着普通，手持拐杖，带着几名随从，徒步在乡间小道上。遇到百姓申诉，就在路边迅速处理。任昉关心民众疾苦，他有这样的规矩：凡郡内八十岁以上的老者，每年都派遣郡、县属官上门访贫问苦，了解情况，遇有困难，马上解决。郡内产有杨梅等山珍，历来每年都要为太守采办一些。任昉看到采办危险很大，就下令停止。老百姓都高兴地说：这真是百余年来没有过的好事呀。很不幸的是，任昉因病在任上去世。临终留下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他的后事也十分简单：杂木为棺，旧衣入殓。办完丧事，他家里除了还有二十石桃花米之外，就别无他物了。 苏焯为官先治心 苏焯是西魏时期的廉吏，权大不贪，堪称当朝楷模。 大统十年（544），苏焯任大行度支尚书，领著作兼司农卿，管财政，司文墨，可谓位高权重。官这样大，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的安危，并向朝廷提出了6条建议，全部被采纳，并作为“六条诏书”颁发。这6条之首是为官要“先治心”，他把“清心”列为第一要务。“清心”，就是不贪财。他说到做到，自己带头毕生奉行。 苏焯认为，要做到“心如清水，形如白玉”，其关键在于自奉俭约。为此，他不为自己谋置宅地田产，严禁家人仗势聚敛钱财，保持清廉洁白的家风。由于他家教严明，他的儿子苏威做了隋朝的重臣后，仍然秉承父命，“行已清俭，以廉慎见称”，被史家所称颂。 苏焯“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便成了朝中楷模。当时，西魏的大权握在丞相宇文泰手上。宇文泰敬重苏焯的人品，对他十分信任，每次外出，便预先留下一些署过自己印章的空白公文纸，让苏焯“随事施行”，允许他以丞相之名行使临时处置的权力。但桩桩件件，苏焯都秉公办事，绝无偏私。 苏焯49岁去世时，人们发现，他家无余财。秉承苏焯的遗志，宇文泰用一辆素车，将他的遗体运回家乡安葬。启程之日，宇文泰率满朝文武徒步跟在车后，哭送灵车达于郊外。到灵柩下葬的当天，宇文泰又派专人，以祭祀的最高规格——“太牢”祭奠他，并亲自写了祭文，盛赞苏焯。 唐太宗劝廉 “百字箴言” 唐太宗李世民为劝诫臣下恪尽职守，廉洁勤政，给文武百官写下了《百字箴言》：“耕夫碌碌，多无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之言，富贵功名可久。”此《百字箴言》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至今对我们仍有教益。 “清慎太过”的陆贽 唐朝宰相陆贽一生清正廉洁，分外之财，分毫不取。唐德宗见他一贯“苛求”自己，便下发一道密旨，责备他“清慎太过，诸多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过”，并说“如不接受贵重礼物，细小物品如鞭靴之类，受亦无妨。”但陆贽却回复道：收重礼是受贿，收薄礼也是受贿，“贿道一开，展转滋甚”，“利于小者必害于大”，“涓流不息，溪壑成灾”，肃清贿赂之风要从上面做起，率先垂范。陆贽母亲去世，按制要守墓3年。各地藩镇有意巴结这位“内相”，都纷纷赠送厚礼。但是陆贽说：“我母亲去世，是我私人的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结果陆贽一无所取。守墓时，陆贽生活相当贫困。为了节省开支，他一直蜗居在洛阳篙山丰乐寺里，靠着好友韦皋的按月资助，才度过难关。身为宰相高官，连母亲的丧葬费用也要靠友人接济。陆贽为官的清正廉洁，由此可见一斑。 “清风肃然”的杜暹 唐朝名臣杜暹，初补授婺州参军，唐玄宗时任郑县县尉、监察御史、安西副都护、光禄大夫、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在补授婺州参军期满离任时，同僚们送给他一万张纸。当时纸很贵，人们常以存纸多少来表示富有。可杜暹只取了１００张，以示领受了同僚们的情谊。公元７１６年，杜暹迁升监察御史。当时，安西副都护与西突厥可汗发生矛盾，双方均上奏朝廷指责对方。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朝廷便命杜暹前去处理。杜暹先到西突厥调查，西突厥见朝廷派人来，设宴招待，并拿出许多金子赠送杜暹。杜暹再三推让，随从见此情况，委婉地劝杜暹：“来到边陲，不可失去当地人的情谊，否则会影响边疆的稳定。”杜暹不得已收下。等到席散人空后，杜暹命随从把赠金埋在了自己住的帐篷下面。几天后，杜暹离开西突厥，行至半路后，用公文通知可汗，让他们将埋在帐篷下面的金子收回。西突厥可汗既吃惊又感动，对他的清廉非常敬佩，上奏朝廷希望杜暹到安西任职。朝廷得知后，即命杜暹为安西副都护。杜暹在任副都护的四年里，“绥抚将士，不惮勤苦，甚得民心”。公元７４０年，杜暹病重弥留之际，对儿子说：“我死后，不要收人吊祭的财物。”史家称他“清风肃然”。 “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的姚崇 姚崇曾先后在唐朝三位皇帝手下任宰相，并协助唐玄宗实行改革，除掉弊政，为实现“开元盛世”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自奉俭约，清廉寡欲，曾作《五诫篇》，提出“为政以公，毫厘不差”，“其身既正，不令而行”，“与其浊富，宁比清贫”等主张，带头移风易俗。他身为宰相，却不置府第，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他上朝处理完公事，往往因路远，天黑前不能回家，就住在附近的罔极寺里。唐玄宗批准他全家搬入四方馆(属中书省)居住，但他以那里有众多文书，不适合家人去为由，始终住在旧址。开元四年，姚崇因儿子广通宾客，受人馈赠，觉得自己身为宰相，愧对国家，加上中书省主簿赵诲“受胡人赂”，便自请辞职。开元九年，姚崇因病去世，留下遗嘱，要求自己死后入殓，只穿平常衣服，一切从俭，并告诫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应由子孙依吾此法。 “清风常在”的卢钧 唐代廉吏卢钧，一生清廉自守，至死不渝。唐文宗开成元年，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广州商贾云集，贸易繁盛。他上任后，行商坐贾们按照“老例”，纷纷向他送上厚礼，谋求关照。但卢钧以节操为重，一概不受。当地居民无不敬佩，“时称清廉”。他“专以清静为治”，严格约束部下，维护社会秩序，安抚饱受侵夺的沿海百姓。唐代自贞元以后，不少中原人士、官员因罪被放逐岭南，流离失所，生活贫困，虽遇赦亦无力返乡，卢钧悲天悯人，拿出俸禄施救，流人“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殓，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百姓“服起德义，令不严而人化”。卢钧一声辗转南北，在各种职位上，他都心怀仁恕与至诚，采取相应措施，减轻百姓负担，发展生产。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平时衣着却“不为鲜明”，一如平常之人。他不治产业，87岁去世时，家无余财。唐宣宗颁发诏书，称赞他“和气不衰”、“清风常在”。 一生清正、万世流芳的崔戎 崔戎，字可大，唐代博陵（今河北定州）人。他由科举入仕，以关心百姓疾苦利害为己任，积极主动地为百姓办好事。在担任剑南宣抚使时，他上疏朝廷，请求废止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姜芋钱”，取消税外增税，使百姓负担合理，公私兼顾，获得百姓爱戴。 崔戎关心百姓疾苦，以在华州刺史任上最为显著。唐代中后期，吏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受贿习以为常，反之倒显得不正常。按照惯例，华州专门“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崔戎到任后，对这笔钱分文不动。他离任之时，为了革除官场这个弊端，就召来部下说：“这些历年积累所得的钱财，全部留给军队，专门用来改善士兵的生活。”华州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后，非常敬佩这位清廉爱民的刺史，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他将升为兖海沂密观察使，但百姓依然不愿让他走，他离开那天，华州百姓扶老携幼，蜂拥而至，阻断了道路，使他无法上路。父老们甚至脱去他的靴子，弄断了他的马镫，以此举表达决意挽留之情。一些人还聚拢到负责调动官吏的专使面前哭诉，求专使上奏皇帝，收回成命。专使深为感动，答应代为禀奏。 崔戎行程被阻，脱身不得，便劝慰百姓不可违抗朝廷旨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挽留大人，触犯了皇帝，皇帝不过是杀我们几个带头前来的无用老人。只要大人还能留在华州，我们就是被杀，也心甘情愿！” 这样由白天僵持到黑夜，百姓依然不肯散去。崔戎迫于无奈，只得半夜里单身匹马，悄悄溜走。父老们发现后，便挑灯追赶，直到明知再也追赶不上了，才返回华州。 杜甫拒开“后门” 杜甫生不逢时，一生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唐代宗广德二年，经两川节度使严武举荐，他当上了检校工部员外郎。虽然有了个官职，但俸禄菲薄难以温饱。一天，一位客人远来，说是久仰先生诗名，特来送给他一条价值千金的丝织锦褥。客人介绍说：“这条锦褥用来铺垫，可隔绝的潮湿，用作挂壁，可作画图欣赏，而且图案还能驱邪，使室中雅静，便于先生吟咏。”杜甫虽然很欣赏锦褥的精美，但他想到里面另有用意。因为两川节度使严武的父亲严挺，是杜甫的老友，客人必是想利用这层关系，求他找严武办事。一探问，客人果有此意。于是，他坦诚地对客人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条褥子我不能收。”客人还想说服杜甫收下礼物，杜甫却语重心长地向他讲起了做人行事的道理：要安守本分，没有权不要争权，有了权不要滥权；要安贫乐道，不能贪婪聚敛，收受不义之财。客人听了大受感动，终于收回锦褥。事后，杜甫还挥毫写了一首五言叙事诗：“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这首诗是诗圣拒收厚礼、拒开后门的名作。 勤政爱民的何易于 晚唐时，四川益章县令何易于，勤政爱民，清廉正直。一次，利州刺史崔朴带着随从、宾客泛舟春游。当时，官船行至何处，就从当地征夫拉纤。当官船行至益章时，有人发现拉纤的人中有县令何易于，于是就报告崔朴。崔朴得知后很吃惊，便招来何易于：“你身为县令，为何亲自拉纤？”何易于答：“方春，百姓忙于耕地、养蚕，时间非常宝贵。我足为县令，但没有其他事，所以来充役拉纤。”听完他的话，崔朴等一帮人满脸通红，赶忙下船，骑马走了。 “清廉若水”的赵轨 北周赵轨，河南洛阳人，自幼勤奋好学，注重自身品德修养，以廉慎自居，不营产业。他担任齐州别驾时，先以才干闻名，后来其廉正节操也为人们所更多地了解。其东邻院内种着桑树，树枝伸进赵轨家院里，桑匿熟后落入院内，赵轨见了，忙叫家人捡起来，全部还给东邻，并告诫儿子说：“我这样做，决不是为了求名。不是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应该要，你们要以此为诫。” 赵轨在齐州四年，政绩显著，被调为京官。他离任时，百姓纷纷来送，痛哭流涕，不愿赵轨离开。一年迈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敬奉到赵轨面前，激动地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一点一滴也不沾老百姓的，如今您要走，我们不敢以酒相送，您清廉若水，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 赵轨接过水杯，一饮而尽，含泪与百姓告别。 “清慎奉公、天下为最”的裴侠 裴侠，山西解州人。周文帝命他任河北郡守，他手握一方钱赋，但他生活十分俭朴，仍“躬履素俭，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一天三顿粗茶淡饭。河北郡原来有个规定，设置渔夫猎夫30人，捕鱼射猎，以捕获物供应郡守；设壮丁30人，专供郡守役使。裴侠将这些统统革除，下令将他们的劳动所得交公积攒，留做公家买马使用。日子一久，马匹买了一群。他去职之日，马一无所取，钱一文不要。百姓怀念他，做歌传唱说：“肥先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周文帝赞赏他是“清慎奉公，天下为最”。裴侠有两个堂兄弟，见他家无余财，劝他说：“为官一场，应该功名利禄俱丰，吾辈兄清苦如此，图什么呢？”裴侠回答：“清廉乃为官之本，节俭为立身之基。我清廉自守，不为沽名钓誉，而是志在修身；我固守穷困，是怕有辱先辈的清明名啊！” 宋太宗的“戒贪碑” 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在审阅灭亡的后蜀国主孟昶对臣下的训谕中，发现孟昶撰写的诫饬官吏的铭文对臣下很有用，于是，便从中摘取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下天难欺”十六字，令在全国各州、府、县衙署大堂前，刻石立碑，提醒各级官员要公正廉明，不要贪赃枉法。此碑称之为“戒石铭”，也称“戒贪碑”。 这“戒贪碑”用了几百年，历经元、明两代，后有人以出入不便为由，将立石改为牌坊，文字刻在牌坊上，戒石遂废。现在戒石看不到了，但保定市“直隶总督署”旧址还保存着完好的木牌坊。 “为官如清水”的包拯 北宋廉吏包拯，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为官一生清廉，不畏权贵，最恨贪赃枉法。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民间称他为“包青天”。包拯曾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盛产端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佳者片石千斤。宋代规定每年要向朝廷缴纳一定数量的端砚。历任知府借机加倍勒索，中饱私囊，搞得怨声载道。包拯到任后，下令只按进贡数量制作，一枚也不许多要。离任时，他将有人悄悄塞在他行李中的端砚投入江底。“为官如清水，不持一砚归”传为佳话。包拯60寿辰时，他吩咐家人，一概不收寿礼。不料皇帝第一个送来了寿礼，家人不收。皇宫派来的太监要来一张红纸，在上面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看后，挥毫题诗：“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巧妙地辞去了皇礼。包拯晚年一子，他死时，儿子才五岁。他留下的遗训是：“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祖坟）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要求把这个遗训刻在石上，砌在堂屋的东壁“以昭后世”。 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52年）是北宋名臣，廉洁奉公，以天下为己任，节操高尚，名垂青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范仲淹关心百姓疾苦，敢于直言进谏。朝廷从陕西征购木材，运往东京（今开封）广修宫殿。他认为因大兴土木而加重百姓负担，乃是弊政，即上疏反对，宋仁宗“以仲淹为忠”。明道二年（1033），蝗灾、旱灾十分严重，他奏请朝廷，派使节巡视，赈济灾民，却未获答复。他气愤已极，冒着丢官甚至杀身之祸，当面质问宋仁宗：“宫中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仁宗被问得无言以对，就派他去灾区安抚饥民。范仲淹救灾完毕回京，便把饥民吃的“乌味草”带回京呈献仁宗，请他传示六宫与贵戚，以劝诫他们少些奢侈挥霍。 权臣吕夷简徇私舞弊，容不得范仲淹直言敢谏，便指使人暗中威胁范仲淹：“汝既非言官之任，就不得妄议军国大事”。范仲淹无所畏惧，当即表示：宁可丢官丧命，也不姑息奸恶。吕夷简看吓不倒他，便调虎离山，让他去管开封府。“天下繁难数开封”，这里皇亲国戚、官僚世家、横行不法之徒众多，管理者动辄得咎。然而范仲淹一到任，“决事如神”。当时，有内侍仗势为恶，掠夺财富，鱼肉人民。他查清事实，一一开列其罪，疏奏朝廷严惩。他知道处境险恶，给子女留下遗言说：“吾上疏，严斥君侧小人，必得罪已死。吾即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由于他视死如归，严惩邪恶，使开封“肃然称治”。 后来范仲淹在抵御西夏入侵中立了大功，官至参知政事，依然一贯为政清明,十分节俭，还最爱周济他人。一次他被贬出京，家财只3000匹绢，全部分送于人。家中妻子衣食，仅能自给。他“虽位充禄厚而已贫终其身”，“其殁之日，身无以为殓，死无以为丧。” 公正无私、节俭爱民的欧阳修 欧阳修(1007一1072)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江西吉安)人。幼时因家穷无钱读书，便在昏黄的灯光下由母教授。无钱买纸笔，便用荻草为笔，以沙滩为纸，练习写字。终因发愤读书，后科考入仕。欧阳修为官后，荐人出以公心，外举不避仇。嘉枯6年，他任参知政事，皇帝要他举荐3个可任宰相的人，他举荐了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的父亲吕夷简曾诬陷过欧阳修，害得欧阳修下大狱；司马光、王安石，与欧阳修政见不一，矛盾尖锐，曾使其遭贬。但欧阳修并不计较这些，世人无不敬服。欧阳修痛恨贪官污吏，敢于同贪官污吏斗争。守边将军葛宗吉贪污巨额军费，建造华丽宅第，大肆挥霍。案发后，有人主张从宽发落。欧阳修坚决反对，认为不严惩无以劝善。淮南转运使吕绍宁，搜刮10万现钱进献朝廷，企图取媚升官。欧阳修上奏：“吕绍宁刚至淮南，竟用何术，于何处得10万钱以进，若是搜刮所致，则百姓困苦不堪。”经派人核查后，将吕绍宁以苛剥人民、谋取私利而治罪。 欧阳修为官主张节用，反对浪费。至和元年，全国苦旱无雨，国穷民困，而宋仁宗还在大兴土木，营建不停。欧阳修尖锐指斥那些迎合皇上、鱼肉百姓，竭天下之财、兴无用之役的官吏，说他们是“但欲广耗国财，务为己利，恣侵欺于官场，图酬奖之功劳”。他坚请宋仁宗停修宫殿，养民力，节财用。欧阳修为宫40余年，尽管仕途坎坷，三起三落，但他刚直不阿的品格，不畏权贵的精神，廉洁奉公的作风，谦虚为人的美德，始终不变。加上他著作等身，诗文冠世，因而赢得了当世和后代的景仰。 耿直清廉的苏轼 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峨眉人。他一生仕途多舛，屡遭串逐。其原因，是由于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默视，托文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太有棱角，是非分明，因而不容于污浊的封建官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但一些政策脱离实际，恶吏又因缘为奸，因而利民之法变成扰民。苏轼提出批评，辩论激烈，为此他被外贬。宋神宗死，王安石闲居，守旧派废止新法，要将免役法重新改为差役。而苏轼深知，差役“法久多弊”，且官吏恣虐，百姓因差役而多破产。已回朝任中书舍人的他，站起来坚决反对，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复”。于是，守旧派又把他贬逐出朝。苏轼虽然身为逐臣，但在地方上依然不畏奸佞，执法严明。在杭州，富豪颜巽及其子颜章、颜益共为奸凶，枉法贪赃，还集众惊扰一方。苏轼依法逮捕颜氏父子，刺配牢城，为当地除了一祸害。在定州，他对吏治严加整饬，将贪污不法者刺配于远恶之地，赌博成性者处于杖笞，并加强纪律，训练士兵，使北部边关守备加强。苏轼为官40余年，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在放逐黄州时，他耕耘与东坡之上，披星戴月，“日炙风吹面如墨”。由于“廪入既绝”（不再发薪俸），他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为此，他定出严格节约计划，每日用钱不越过150文。月初，取钱4500文分为30串，悬于梁上，用长叉日取一串；维持最低生活。他在《前赤壁赋》中写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表现出了高尚的道德品格。 心系苍生的司马光 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是同一时代人。他官至一品宰相，位高权重，本来可以家财万贯，但他心忧天下苍生，生活一直十分简朴。那个时代，土地兼并十分剧烈，“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天下半数田亩都归了他们。而司马光为官近40年，只在洛阳有薄田三顷，他妻子死后无以为葬，只得典了田置办棺椁。司马光对己则省吃俭用，对穷困亲友则慷慨解囊，经常周济他人。庞籍死，遗下孤儿寡母，司马光便接来供养。他年老体弱后，友人刘贤良想用50万钱买一婢女来照料他，他回信谢绝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50万市一婢女乎？”此言坦露了他的心灵。熙宁、元丰年间，司马光居住洛阳，潜心著述。他的住所是仅能避风雨的茅屋草舍，三九寒天，北风呼啸；炎炎夏日，又酷热难耐。司马光只好穿地丈余，入住地下。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撰写了一部光耀千秋的不朽之作——编年史《资治通鉴》。 明太祖“四菜一汤”倡廉风 公元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借农民起义之势推翻元朝，当上皇帝后，由于连年战争，再加上天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可那些达官贵人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整肃吏治，决心治一治腐化奢靡之风。一天，适逢皇后生日，朱元璋趁众位大臣前来贺寿之机，有意摆出普普通通的“四菜一汤”宴客，以此提醒文武百官。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和第四道菜是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宴上，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是“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犯，严惩不贷。”从此，“四菜一汤”在明初成为定律，有效地整肃了吏治，制止了奢侈之风，改良了社会风气。 “三不”清官的海瑞 明朝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他一生敢于直言，坚持正义，被誉为“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的清官。嘉靖三十二年，海瑞在福建南平县当老师时，他教育学生不许给先生送礼，逢年过节，也不得给先生送酒菜，所有俗例一概免除。步入仕途后，他一如既往，穿布袍、吃糙米、食自己种的菜。一次，在为母亲做寿时，他只买了两斤肉，在百姓中传为佳话。他知道百姓贫穷，去农村巡视时，命部下挑着菜和米随行，自己开伙，从不扰民。他一生未置田产，只依靠祖上留下的十亩地养活一生。海瑞临终前三天，兵部派人送来的柴金费多了七钱银子，他命部下送了回去。海瑞死后，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在料理他的丧事时，看到他全部家当只有十多两银子，绫、绸、葛各一匹，所有帏帐十分破旧，清贫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两袖清风”的于谦 明代著名政治家于谦，曾任兵部右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上任时只乘普通骡车，无锣鼓仪仗，无卫兵侍从；明查暗访时，也都轻骑而行，从不惊扰百姓。当时，外官每年回京述职，都得向权臣国戚送重礼。但于谦一身正气，不随波逐流，每次都是两手空空。好心人劝他随风入俗，“不送金银，送些土特产品也行啊！”。他举起袖子笑笑说：“你看，我这不是带去了两袖清风吗？”并口占《入京》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两袖清风”的成语便由此而来。“夺门之变”于谦遭诬陷被杀，抄家时，竟“家无余财”，实现了自己“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誓言。 以《青菜图》自励的徐九思 明代廉吏徐九思，40岁踏入仕途，初任句客知县。他在句容任职9年，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百姓都知道，“勤、俭、忍，徐公三字经也”。他在居室中堂挂了一幅《青菜图》，旁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并以此自励，“平生不嗜肉，惟啖菜”。他自己常说：“俭则不费，勤则不堕．忍则不争，保身与家之道也。”县衙有个大园圃，以往因县吏忙于盘剥百姓，任其荒芜。徐九思“躬率吏卒，辟治芜秽”，种植蔬菜瓜果，饲养禽畜，于池塘里养鱼，以改善生活。徐九思爱护百姓，遇到灾年，按旧例救济粮要全数平价出售。但他深知，此时平民早已无钱，平价卖粮只便于富户囤积居奇。他亲自监督，用救济粮于衙前施粥，救活了无数人，抑制了豪强。徐九思乐道安贫，不求名利，不与官场奔竞之风同流合污，触犯了上官。一次，府尹找了个借口要将他调离句容。百姓闻讯，数千人去见府尹说：“微徐公，吾曹只有填沟壑而已！”此事惊动了吏部，经派员查实，便调走府尹，让徐九思留任。后来，徐九思因不顺从大贪官赵文华而离开官场，句客百姓专为徐九思建祠纪念。他死后，消息传到句容，虽然他调离已 35年，百姓到徐九思祠拜祭的仍成千上万。 糟糠之妻不可弃 刘戬，江西安福人，明代著名清官。成化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荣登榜眼，被选入翰林院供职。这时，有人对他说：“现在，你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了，必将担当大任，前途不可限量。可你老家的妻子已经双目失明多年，无论从国家大事，还是从家庭琐碎小事来说，她不仅帮不了你什么忙，而且只会给你增添麻烦。为先生今后着想，你还是另选一名贤妻吧！”刘戬听后，淡然一笑，说：“自古有句俗话，叫做‘糟糠之妻不可弃’。况且为官之道，贵在克己奉公，以效下民。我岂能行此喜新厌旧的不仁不义之事，若此，则愧对万民！”此言一出，很快就传遍朝野，满朝上下，莫不称道。 唐侃备棺拒贪官 唐侃，江苏丹徒人，自小刻苦求学，品行端正。明正德八年（1514年），唐侃乡试中了举人，授为永丰知县。他赴任时不带妻子，与书童一起生活，青菜豆腐，粗茶淡饭，生活很俭朴。久而久之，当地人都信服他清正廉洁。此后，唐侃升任武定知州。一次，朝廷清理军籍，按规定有1.2万人要去充军。武定一共３万人口，如果按规定派遣，就空了半个州。唐侃如实报告情况，据理力争。其时朝廷又筹划迁移州境上的居民去服河工的劳役，唐侃再次向上进言，陈明不宜把百姓的财力掏了去填河沟。这两条意见都得到采纳，从此，武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明章圣皇太后死后远葬承天，出殡队伍所到之处，太监内官们大肆勒索金钱，声言不办供张者处死。有财力的地方官送钱保命，擅长拍马的官员乘机搜刮，没钱的州县官吏大多逃走。唐侃预先准备了一个空棺材，殡仪经过时内官们索要急迫，唐侃就把贪官们领到棺材旁，指着棺材说，“办吾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贪官们惊愕无奈，悻悻而去。明代贪贿成风，大气候不洁，唐侃在“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官场中恪守道德，保持了节操，堪称是“真名士自风流”。 拒礼名胜“却金馆” 何文渊，江西广昌人。明宣德五年出任温州知府。他在任六年，勤政爱民，为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得百姓敬重和爱戴。在任期满，他要回京复命，离任时居然连一顶轿子也雇不起。为了不惊动百姓，他身背一个行囊，悄悄踏出府衙的大门。殊不料，刚出大门，就见温州百姓万余人已在夹道为他送行。此情此景，他两眼湿润了，遂赋诗一首，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作郡焦劳短鬓蓬，承恩又侍大明宫。行囊不载温州物，唯有民情满腹中。”于是，他离开温州步行赴京。一天傍晚时分，他来到丽水一个名叫刘山铺的小山村。这时，温州五县民众派代表日夜兼程，抄密林小路赶上何文渊，说：温州百姓闻知何公离任起程，见何公囊中羞涩，纷纷解囊筹金，特资盘缠。话毕，当众奉上了一大笔礼金。何文渊推辞不下，只好暂且收下。第二天一大早，他弃礼金于驿站，没向任何人告别，又悄悄起程了。这令住驿站的人们十分感慨，其中一位士人在墙壁挥毫写下了“却金馆”三个大字，以志何公人格。从此，刘山铺村就成了“却金馆”村，现已成为丽水众多名胜之一。 不为身计的董三泉 明朝廉吏董三泉为官十几年，只穿一件青布袍，一双皮靴。由四川西充令升任蓬州太守，赴任前，儿子们请求道：“您一生的志节，我们能够谅解。但是，您老人家年事已高，四川那里又盛产优质木材，可以准备一些，待你百岁后（死后）自用。”他答道：“好吧”。后来董三泉退休还家，儿子们前去迎接他，顺便问道：“先前所说的好木材，是否准备好了？”他回答道：“听别人说，杉木比不上柏木”。儿子们惊喜道：“那您准备的一定是柏木了？”他微笑道：“我带来了一些柏树子，种下将来就可以得到柏木了”。 “黄金难换腐儒贫”的李汰 明朝时李汰，文章颇有功夫，受到朝廷重用。虽身居要职，在钱财面前毫不动心。一次，他赴福建主持秋闱考试，李汰抵闽后，许多考生连夜纷纷上门行贿通路子，被李汰一概拒绝。第二天，在科场的门上，高悬着一幅大匾，上面题诗一首：义利源头识颇真，黄金难换腐儒贫。莫言暮夜无知者，怕寒乾坤有鬼神。 郭汝霖拒赠 郭汝霖（1510-1580年），今江西省永丰石马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刑科给事中、少卿、府丞、太常卿。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适逢琉球国（今日本）国王请封，郭汝霖被任为正使，朝廷赐给他玉带、一品官服，奉国书前往琉球国。按以往贯例，凡出外国的正、副使者可各乘一船，带黄金千两以备途中之用。可郭汝霖为官清廉，克己奉公，为节省路费，与副使同乘一船，飘荡大海，途中险阻重重，他却毫无恐惧，置生死于度外，第二年才到达琉球国。琉球国国王获封后，特铸造精美马蹄形黄金40两赠送给郭大使，郭汝霖却婉言谢绝不受。回朝复命时，琉球国使者将郭汝霖辞谢赠金的情况转告皇帝世宗，世宗听了非常高兴，多次在朝廷官员中赞扬郭汝霖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其行为表现了大明王朝使者的风范，连声赞曰：“一崖，清官也。”特赐给白金、贮丝以资表彰。 竖年，朝廷命他督修通州海城，众官员都说，修该城非耗金20万两不可。汝霖到达通州后，亲自四处察看，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精心规划，实行定时定量定费，仅半年时间，通州海城修复一新，而且全部费用仅用3万多两。朝廷官员甚感惊奇，问汝霖“有何奇招”，汝霖说：这有何奇怪！我不过能禁止经办此事的官吏从中渔利罢了，做到钱不乱花，将钱实实在在的用到工程上。皇帝为奖赏汝霖督察有功，被提升官俸二级，升任大理少卿，后又升为南京太常卿。 曹鼎不可 明朝有个叫曹鼎的人，他年轻时当过山东泰和典史。在一次捕捉盗贼时，抓获了一绝色女子。押解途中，天黑了，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下，曹鼎和那个女贼就住在了一座无人的破庙里。夜间，那个女贼频频以色相勾引曹鼎，曹鼎为挡住女贼的诱惑，就用纸写了“曹鼎不可”四个字贴在墙上，警诫自己，一晚上写了撕，撕了再写，如此反复多次，直到天亮。曹鼎以坚强的信念保住了自己的操守。 “豆腐汤尚书”汤斌 “清官第一”于成龙 于成龙山西永宁人，顺治18年任广西罗城知县。罗城“偏处山隅，峦烟瘴雨”，北方人若去，“生还者十不一二”，亲朋劝他莫往，他说：“吾此行决不以温饱为志，誓不昧‘天地良心’四字。”当时，罗城县衙皆为茅屋，院中长满荒草中堂。于成龙推土石为几案，在柱下支锅做饭，与百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百姓见他清苦，便凑钱给他，他谢绝说：“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于成龙从穷乡僻壤调到商贾云集、“遍地是钱”之地，依然清廉自持。他任四川合州知府，“仅畜一羸马，以家仆自随”，并对以土特产“孝敬上司”的陋习，一概革除。康熙17年（1678），于成龙调任福建按察使，发财易如反掌，他却说“节操棱棱还自持”。外国商船靠岸后，按惯例送他礼物，他一概“摈斥”。他的住处但见一只竹箱、两口铁锅，“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却无一物”。康熙19年，于成龙调任直隶巡抚。他深知，身为官吏，光洁身自好还不够，必须敢于铲除邪恶，将一批豪强大盗绳之以法，直隶被治理的井井有条。康熙22年，68岁的于成龙病死在江南、江西总督任上。临终前，他私人财物只有“一袭绨袍，几罐盐豉”。百姓闻其死讯，“罢市聚哭，家家绘像奠祭”。康熙褒奖他为“清官第一”。 “操守极清”的张伯行 清代康熙年间清官张伯行，以清正廉明名闻朝野，誉满江南。他赴任江苏按察使时，按惯例，得向总督、巡抚馈送币礼，约合银子4000两。这是腐败积弊，被张伯行严加拒绝。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钱，安能办此？” 拒绝送礼,因而得罪了总督和巡抚，常受到他们的排挤。 第二年正月，康熙皇帝南巡到达江苏，在苏州谕令总督和巡抚举荐贤能的官员。在举荐的名单中康熙皇帝没有看到已闻名朝野的张伯行，就对总督、巡抚申斥道：“朕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是个难得的栋梁之才，你们却不举荐！”说完又转向张伯行：“朕很了解你，他们不举荐你，朕举荐你。将来你要居官而善，做出些政绩来，天下人就会知道朕是明君，善识英才；如果贪赃枉法，天下人便会笑朕不识善恶。”康熙当场破格升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张伯行任福建巡抚，见衙署中帷幕都是锦绣，器皿都是金银制作，一问，才知这是由百姓摊钱置办的，便悉数撤除破陋习。康熙中叶，贪贿舞弊之风渐盛。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即发布檄文，严禁馈送。他说：“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分之污。”康熙50年秋，张伯行不顾身家性命，上章弹劾两江总督噶礼科场受贿案，朝廷将张伯行与噶礼都免职。张伯行离去时，士民扶老携幼送行，并献上果蔬，哭着说：“公在任只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不得已，张伯行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次年春，审讯完毕，张伯行回到苏州听候结果，一路上，数万人集于江岸迎送。后来康熙降旨：张伯行留任，噶礼革职。消息公布，士民欢声如雷，皆写红幅于门旁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一生“操守极清”，正如他给康熙的奏疏中所说：“臣虽历官巡抚，而服食、起居未脱寒酸故态。” 一介不取的张鹏翮 清代廉吏张鹏翮，四川遂宁人。康熙九年进士，官至大学士。他任兖州太守时，居官“不受官属一钱，不取民间一物”。当时，科场考试舞弊严重。康熙帝说，只有“择一清官以司学政”，才能革去弊端。为此，张鹏翮当了江南学政。他铁面无私，严于查访，康熙称赞说：“卿非常清操，朕甚敬重。”康熙三十七年，张鹏翮当了刑部尚书。因为他公正廉明，“不避权贵，人皆惮之”，所以凡有大案都派他查处。四川陕西总督吴赫等侵蚀挪用百姓的粮食和银两，康熙又命张鹏翮去查处。他秉公执法，严惩贪污，督抚以下有违法者皆按律治罪。康熙对他的公正廉明很赞赏，说：“张鹏翮前往陕西，朕留心察访，果一介不取。天下廉吏，无出其右者！”后来，张鹏翮当了吏部尚书，全国官吏的升迁调补，均有吏部掌管。为了对付说情、请托之人，张鹏翮在自家厅堂上树了关公像，旁有周仓持刀侍立。凡有亲朋说情请托，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圣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循隐！”“周将军手中的青龙偃月刀很锋利，你不惧怕吗？”他借人们敬畏神灵的思想，消除其邪念。张鹏翮为官50余年，“终身一茧衾，食无兼味，亦无田庐。有书楼数间，荒田数亩而已。” 张清烙檄文禁馈赠 清朝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张清烙，从来不受属下分文赠礼，因此备受康熙皇帝的称赞，晋升为福建巡抚。到任以后，一些僚属门生，至亲好友，纷纷携礼前来祝贺，都被他严词拒绝。但送礼者仍不乏其人。为杜绝送礼者，张清烙便写了一篇《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署衙门外：“一丝一缕，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一些送礼者本报希望而来，但看到此篇檄文，不敢自讨没趣，均悄然离去。 “双肩明月”的王尔烈 清代廉吏王尔烈，关东辽阳人。他有才而廉明，博得“双肩明月”的美誉，嘉庆帝称他为“老实王”。有一年，他从江南主考回京，嘉庆问：“老爱卿家境如何？”他答道：“臣家有茅屋三间，里面半藏农器半藏书；还有薄田数亩，那是一望春风一望雨啊！”嘉庆欢喜地说：“老爱卿为官清廉，朕是知道的。这样吧，你去安徽铜山掌管铸钱，在那里任职三年，也许你就富有了。”历朝历代，掌管铸钱最是肥缺。王尔烈上任一晃三年，任满回京。嘉庆问：“老爱卿，这回可度余年了吧？”王尔烈笑笑说：“臣依旧一无所有。”嘉庆说：“此言未必是真吧？”王尔烈也不争辩，当即从袖筒里甩出三枚铜大钱，个个磨得锃亮。原来这是铸钱的样钱，他每天拿着它们去检查铸钱质量，时间久了，都磨得溜光。嘉庆见状，称赞说：“老爱卿清廉如此，真可谓老实王啊！”王尔烈告老还乡后，嘉庆下令在辽阳为他建了一座翰林府，但他把正厅作了义学，自己只住偏房。数年后，他的一位学生从京城来看望他，见他的夫人尤氏正在织布，又见室内空无长物，便问：“我老师家境为何如此寒酸呢？”尤氏答道：“你老师一生非法不为，非义不取。他那点俸禄不够用，所以我就得织布，自食其力。”嘉庆得知后，降旨拨钱让他赡养晚年，但他用这些钱办了义学，直到去世。 “对联廉吏”姚步瀛 清朝同治四年，姚步瀛在浙江慈利县当县官。他上任伊始，挥笔写了一副对联：“举动即愆尤，常恐己过不闻，获戾于朝廷百姓；官民多壅隔，安得下情上达，推恩如父子一家。”命人贴在大堂两边的柱子上，以此勉励自己为官要清廉，多为百姓做实事。姚步瀛访三老，察民情，减免租税，发展生产，兴办学校。经过两年治理，老百姓安居乐业，对他十分感激。一次，一群乡民带着土产品来县衙道谢，只见客厅挂着一副对联，写的是：“百里才疏勤补拙，一官俸薄俭养廉。”众人看了更加钦佩，非要见上姚步瀛一面不可，师爷推托不过，只好领着大家来到县衙后的菜园里，见一位穿着打补丁衣服的人正在低头干活，这人就是姚步瀛。乡亲们一定要姚步瀛把土产品收下，姚步瀛哈哈大笑说：“东西大家带回去，待本县下乡时到各家分享，听听大家对治理地方的高见，岂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有人看到姚步瀛衣裳单薄，心疼地说：“大人现在天气冷，千万别穿得太薄呀！”姚步瀛指着墙角边那凌霜怒放的菊花和几株梅花，深情而又诙谐地说：“多谢关爱。淡如秋菊何妨瘦，清到梅花不畏寒。”姚步瀛经常用对联告诫自己，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人们都尊称他为“对联廉吏”。 杖妻拒贿的侯鸣珂 清同治二年，陕西孝义厅（今柞水县）阴雨两月，庄稼霉烂，收获不足一成；同治三年，又遇蝗灾，食尽田禾。孝义厅户户断炊，外出讨要。就在艰难之时，同治四年春，侯鸣珂调任孝义厅抚民同知。到任后亲写呈文，报灾于抚台，请求赈济。粮食到厅后，他又赶着骡马，将粮食送往乡下。厅衙小吏余言吉，不甘忍受无油粗饭，向一百姓勒索了１０斤猪油，自食５斤，将其余５斤暗送侯鸣珂夫人杨芝香。鸣珂得知后大怒：“刮民脂膏，如杀我父。百姓倒悬，尔等安享清福，不堪造就。”当即将余言吉削职为民，并令其妻杨芝香将５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四十。杨芝香当场声泪俱下，后悔莫及。侯鸣珂怒斥其妻：“知过并非无过，不杖股四十，尔不会以此为训。”衙役听罢，只得按鸣珂的命令，打了侯夫人四十大板。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后期，侯鸣珂却出污泥而不染，清廉从政，杖妻拒贿，深受百姓赞颂，他离任时，百姓送“仁德如春”大匾，近万人含泪相送。 清廉俭朴的林则徐 清代爱国大臣林则徐，先后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要职，两次被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但他始终保持着俭朴清廉的作风，这从他发出的两道“传牌”可见一斑。针对官场陋习，他赴任就职前，总要先发出一道“传牌”，告诫沿途官府。１８２０年，他任湖北布政使，由襄阳赴省城发出的《传牌》，云：“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途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所属官员，只在本境码头接见，毋庸远迎。”若有违反，“该地方官立即严拿惩办，不得稍有徇纵”。１８３０年，他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向广东省发出的《传牌》，云：此行“并无随带官员供事书吏，惟顶马一匹，跟丁六名，并无前站后站之人”，“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遵懔毋违。”从《传牌》令可看出，林则徐升任出差途中，一不准下属远迎；二不准摆酒席；三不准索贿受贿。林则徐这种廉洁正派的作风，确实值得称道。他一生为国家、百姓办实事，从不为个人争名利，也不置什么家产。他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分家产时，每人只分得6000串钱，对于一个任封疆大吏十余年的高官来说，这笔钱少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官清若竹、 爱民若赤的郑板桥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44岁中进士，居家候官4年，后被任山东范县令。 到任后，他常常不坐官轿，身着便服，脚穿草鞋，下乡察访。无论去哪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肃静”、“回避”的牌子。夜间查巡，他只许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不许惊扰百姓。 任范县县令5年，因政绩显著，后调任潍县令。潍县临海，有渔盐之利，有“小苏州”之称。郑板桥依旧清白为官，爱民若赤，以“安黎元、济苍生”为己任。贫家寡妇之子上学无钱买书本，他便解囊相助；孩子遇雨放学不能返家，他留下管饭。任潍县令7年间，5年遭遇水旱蝗灾。面对遍野哀鸿，他一边申报朝廷请求赈济；一边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使饥民就食。他还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施粥，以救济人命。自己常常节衣缩食，捐出官俸。灾害最危急时，他不等上面批准，就开仓放粮，让百姓凭条借出，至秋后归还。秋后灾情未减，他又当着百姓的面，把借条付之一炬。当时，郑板桥的书画已很著名。山东巡抚包括前来求画，郑板桥就画竹相赠，题诗一首，表达他的爱民情怀：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板桥心系饥民，千方百计救灾，反复呈请上司拨粮救急，惹怒了上面的大员，屡遭打击，还被扣上一个子虚乌有的罪名。为此，他愤然辞官，时年60岁。离开时，潍县百姓倾城相送，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以画告别潍县父老，并题诗相赠：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鱼竿。 郑板桥回扬州居住，生活仍较贫寒，过着“聊凭卖画佐朝餐”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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