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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农改还能再次拉开新改革的大幕吗 三中全会有关农村建设改革的再次从安徽启程。安徽省12日发布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其中将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今后，农民可通过流转方式“买卖”宅基地。 35年前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一举动，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励了农民的积极性，实现了农村人能够吃饱饭这一历史使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基于地理和商业文化的优势，率先富裕起来。工厂和小企业遍地开花，大规模的民工潮汹涌澎湃，城市以及城市群落不断涌现，投资驱动的滚滚洪流推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然而，三十年之后的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这一模式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改革陷入了深水区。一场经济改革的呼声，越来越急迫。 在重新梳理我们这三十五年的历史之后，如今，改革又开始从复归后的新的原点出发，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不能忘掉乡村建设，而且，随着乡村荒芜化以及老弱病残化程度的加剧，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有所突破，发展速度越快，可能最终的损伤越大。 制约农民变富的关键在于土地固定性难以流动，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却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的宅基地是农民老有所居的根基，承包田是农民老有所养的保障。如果允许农村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或者农民丧失了宅基地，很可能变成失地的流民，这对历代社会都具有无法想象冲击力。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世界的关键在于流动性，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创造财富。小农是中国现代化的阻力，分散的责任田与现代化的机械运作模式不像吻合，农民的宅基地也是农民不愿意市民化的安乐窝，难以为城镇化提供持续的动力，很难想象，现代化的中国是建立在小农基础之上的。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第一种观点看到了农村宅基地与责任田对于农民福利保障的功能，第二种观点看到土地不流动性对于农民创富能力的限制。事实上，这两种观点也是农民纠结的地方。 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已经适应了候鸟式的生存方式，对于他们来说，之所以冒着严寒和拥挤，从遥远的工地和办公室回到家乡，就是图一个合家团圆的乐趣。遥远的故乡是航船归港的动力，在城市灯红酒绿或工厂的噪杂混乱里工作，就是为了寄给妻儿父母一份满意的交代。土地是他们的最终的归宿，特别是那些被城市挤出来的农民工，这也是一份福利保障体系。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社会福利体系应当跟进，如果这个没有跟进，可能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导致矛盾不断涌现。 根据披露，安徽省将建立完善土地交易平台，依托国有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建立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为土地交易提供场所、发布信息、组织交易等服务。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林地使用权、森林和林木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指标、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逐步纳入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可行的方向，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需要防范通过各种方式逼迫农民上楼和不规范的利益侵占问题。如果这两个核心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可能导致农村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权力或资本，获取大量的利益，另一部分人在此市场化过程中利益受损。 总而言之，综合考量农村建设与城镇化的改革是一大趋势，前景也很诱人，只是需要谨慎推进，不能冒进，从而避免走向目的反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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