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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孩提时代的记忆是混杂着儿时的美食和少年时的饥饿混合品。
我从刚刚记事起就包绕在一群奶奶们的疼爱之中，这种疼爱的具体体现就是各式各样的吃食了。后来我知道，我是我们那个前后两进的四合院里当时唯一一个男孩儿，在当时的这种背景下接受多达七位各姓奶奶的这种疼爱也就似乎是必然的了。
那时时值大跃进初期，后来可怕的食品匮乏的影子还没有显现出来，计划经济的严酷性也还没有发展到后来的极致。我最初的对生活的朦胧记忆就是每天早晨，听到外面小铜锣的叮当声，就闹哄着奶奶或姥姥领我去街上买八宝粥喝，因为是天天光顾的“老顾客”了，买八宝粥的老爷爷照料是多加上一勺白糖，甜甜粘粘的八宝粥就权作我的早餐了。
中餐一般既不需要我那时忙碌的父母，也不需要已经年迈的奶奶姥姥忙活，而是由院里的各姓奶奶负责照料，她们比着做各种精致的小食，不待中午吃饭的点儿就送来了。至今我还记得王奶奶，颤颤巍巍地端了小盖垫，上面整齐地码放着精致的小水饺儿，一边逗弄我一边放在我们家门前的石台子上的样子。
可惜这样的美好时光在我刚刚能清晰记事的时候就嘎然而止了。随之而来的便是饥饿的年代。
整整几年，在我的印象中是随时可以吃进东西的，即便是刚刚吃过饭，也可以马上再吃东西。可以说，那几年基本记不得吃饱是个什么样的滋味了。有下面几个片断，可以说明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一度在城市里也办起来了公共食堂，爸爸妈妈工作忙，爷爷奶奶已经年迈，加上吃的差，也没有多少力气了，所以，去离我们家不远的食堂去打饭的任务就落在了大约四、五岁的我的肩上。说是打饭，其实是去那里拿配给的主食而已，菜还是在各家自己做的。在我的印象中，主食通常是窝窝头，黑黑的，粘粘的，是地瓜面掺了不知道什么别的面和一些菜叶子做成的。后来生活稍好，回忆起来就觉得绝对是难以下咽了，但是当时正值发育长个子的我还是到不了家，就吃完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儿，然后在吃饭时候在爸爸妈妈对我们双方的责怪声中，再吃掉本属于奶奶的一半儿，奶奶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正长个儿呢，我再吃也不长了！当时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之后，这个居然成了有益健康的食品，卖得比大白馍馍还贵得多！
那些年中，连续几年的春上，杨树一发芽，大家就有了盼头，杨树莾一生出来，就被人们上树去捋光了，还有郊区大地刚刚返青时的野菜，都帮助缺粮的人们度过了一些艰难的日子。
比起我的大多数同学来，我当时的生活应当算是很好的了。一是因为我是那时候少有的独生子，父母工资又相对比较高。二是父母当时可以享受所谓的特供卡，可以每周一次，悄悄地到我们城市主要大街最大的食品店旁边的一个小门里，转到店的后面，在一个小房子里，以平价买到当时市场上以什么价钱都难以买到的白糖、黄豆、香肠什么的，当然还有香烟。于是有了下面的镜头：
下课回家后，我在门口小板凳上坐着写作业，前面放了很小的一碟香肠，边吃边写。住在我对过胡同的同学跑来问我作业题，看我吃的东西后大惊，说：这个锯末片片怎么可以吃呢！我告诉他这东西叫香肠，好吃极了，并递了几片让他放在嘴里。刚刚放进去我妈妈就出来了，这个家中有继母的同学见到大人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吓得嘴里含了东西一动不动。我好奇地告诉妈妈：LPS还没有吃过香肠呢，我母亲二话不说，转身进屋又切了一小盘出来，叫我们一人一盘，边吃边做作业。四十年后，我这个小学二年级就转学后再也未曾谋面的儿时玩伴在外地发达后，不知什么办法，辗转找到我，执意要请我和妈妈吃饭，老太太当时牙不好，就婉拒了。结果到了餐桌上，当了他的诸多亲朋好友，他大谈当年那一盘儿香肠留给他的深刻印象，絮絮叨叨，几至失态。后多次请我参加他的饭局，香肠的故事成了他的保留谈资。再后来，我听到他请客就吓得跑，缘他成为男祥林嫂也。
还有深刻印象的就是冬季的星期天，我和父母一起逛街，走的又累又饿，就发赖不走了，父母没有办法，也只能买一瓶冰凉的汽水打发我，吃的东西是买不到的。
那个时期的美食也令人永世不忘。记得一个初冬的晚上，爸爸下班回来，不是提通常的提包，而是提着个破口袋，进门就说：弄来好吃的东西了。一家人上前一看，是一口袋带着泥巴，像香烟般粗细的胡萝卜头儿，反复冲洗后，在锅里垫上笼布一蒸，满屋充满了甜兮兮的气味。待到熟了，端笼上桌，全家围坐，饱餐一顿，几成一生中最最难忘的美味。几年后，轮到我管家了，可以决定买什么、吃什么，于是第一顿就买了一大些胡萝卜，洗净蒸上，弄好后端上来一吃，不复当年美味也。看到我的失望和沮丧，爸爸连忙给我讲了慈禧太后逃八国联军，吃窝窝头的故事。说明美味也是此一时彼一时一也。
还好，这样的生活几年就过去了，到了文革前，食品虽说不是丰富的不得了，至少吃饱是没有问题了，一个星期还可以吃几次肉，从困难中过来的我们就觉得很满意了。
文革开始那一年，我上到了小学四年级。大约是父母预感到将要到来的运动会使他们更加没有时间管我，于是就做了一个决定，从那一年的春上，开始由我管家了。
买菜做饭的重任自然也就落在我的肩上，好在那时候有钱还是可以买到不少吃的东西的，而我父母那时的收入在那个大家均贫的年代里可以算作不少，于是我的任务也就显得不像别人家还得精打细算过日子那样艰巨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也过了没有几年，随着文革的深入，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大约是都受了影响，加上严格而僵硬彻底的计划经济，市场开始越来越不好了。渐渐地天天的买菜居然也成了艰巨任务。
待到我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时候，天天的买菜就成了我的专业。那时候买菜可不像现在一样，到菜市上任你挑拣，买了塑料袋一装，提了便走。而是往往菜市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所以买菜需要骑自行车在离家不远的几家公办的菜场转来转去，看到哪里排着大队就赶紧下车排在后面，常常是还没有排到店面里头菜就卖光了，于是上车再奔下一家。
在买菜的过程中，与几个已经失去联系的而又承担着同样任务的小学、中学同学因为在菜市场常常见面又建立起来了密切的关系，有几个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现在。
平时买菜尚且如此艰难，逢年过节就更加麻烦了。每到国庆、新年、春节前，往往会按照家庭的人口，供应一些超出平日数量的鱼肉什么的，至于能不能买到你希望的，那就得看你发现的本领、排队的耐心，以及运气如何了。在这三者里面，我发现的本领不算小，常常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出哪家商店会有好货卖，但是由于耐心常常不足，所以运气也就一般了。
好在事情有失就有得，由于经常买不到我们城市人最喜欢的带鱼和黄花鱼，我被逼得学会了做大家都不喜欢吃因而比较容易买到的青鱼。时至今日，青鱼已经成为了鱼市场上的粗粮，而我做青鱼的本事非但没有丢失，反而随着市面上调料的丰富而与时俱进了，就连我们家里口味最刁的儿子都对我做的青鱼乐吃不疲。常常每隔一周，就专门去到有青鱼卖的一个集市上去买一点做做吃，儿子虽然喜欢我做的青鱼，但是显然不喜欢我吃鱼时候往往会伴随的回忆，常常是我一开口，就被斥为：又来了！又来了！他绝然不认为我的回忆是佐餐佳肴。
后来，随着国家政治的变迁，这些与食有关的事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回忆，也许是怕我忘记这样难得的东西，命运给了我一次回忆的机会。
那时九十年代初期苏联消失的前后，一日早晨突然发现食品店里的香肠之类简单的日常食品价格暴涨十几二十倍。从小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对于这样的价格暴升觉得既难以置信也难以接受。当时收入不菲的我们还不至于害怕什么，但是觉得当地人会受不了而闹起来的。然而没有，他们更大的麻烦不在于价格的飞涨，而在于食品的匮乏。于是，食品店前类似我们文革期间的长龙就成了给我们温习的社会现象。
我们有食堂可以吃饭，但是也喜欢在公寓里做点儿半中国式的饭菜，于是常常是看到排队就跟在后面，到了前头看看是什么食品，随便也买一点。由于不谙俄语，加上粗心，也不是没有出过笑话——
有一次，路遇大队，上前后被人家拥到近前，看也没有看里面卖的什么，就递进去一张大面额的卢布，递出来的居然是电影票！反正也没有事情，就进去看看电影吧！这样多的人排队热买，肯定是好电影！没有想到的是开演了一看，居然是在国内看过多少遍的《少林寺》！于是起身就走，出门时候看门的老人还不解呢，一边为我们开门，一边叨叨着：多好的电影啊!怎么不看了呢？我们只好顺便向人家吹一下：在中国，这电影是属这个的——一面伸出小指。在老人惊愕的眼光中我们呼啸而去。
前几年又出差俄国，本想再有机会做一番怀旧回忆，没想到看到的也是如我们国内一样的超市的琳琅满目。食品店前的长队亦不复出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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