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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道我住在何处的博友关切地问我，在“鬼屋”居住无恙否？我总是快乐地回答他们，既未曾白日见鬼，也未闻半夜敲门，可见有鬼未见其一定有害。至于鬼的存在，倒也不能说了无迹象，在此住了月余，异像先是上次来住时失踪过的两只大碗先后在大白天，其中空空的情况下发出脆响之后自行爆裂了。后来则是小情况不断发生：我经手使用的小电器不是先后坏掉，就是不时自己打开，可能“他”是以这样还算文雅的方式表明不欢迎我的叨扰吧。可能是见我还看不出来眉眼高低，没有要走的意思，于是几天前的一个傍晚，忽然我客房的卫生间的门被关了，奇怪的很，既没有暗锁，里面也没有人，门居然就怎么也打不开了。
几种温和方式试验不果后，我和老同学都失去了耐心，决定大锤破门。之前我们先去邻居家，问一个我们戏称他为焦大爷的60几岁的白人工程师，看他有没有办法。问明我们的情况后，他潇洒地耸耸肩膀，以照例的崇尚专业的口吻说：我是机车工程师，不是建筑工程师，没有办法的。于是我们回来便开始动手了。对于破门我们也不专业，砸了几下，结实的门把手居然纹丝不动，就在这时，老焦又来敲门，开门后他直奔我们的地下室，边说：别这样干！我记得您家有个工具可以用的，比砸要好啊。只见他拿出来一个不小的管钳子，上到三楼我的客房，将管钳子卡住圆形的把手，轻轻一扳，门就打开了。真是会者不难啊。
人家立了功，自然我们要客气一番，就请他在客厅坐了，送上热茶，纵之以清谈。他上来就拿出了工程师的架势，说你们都是医生，修理人也许在行，这样的工具怕是见都没有见过吧？
看他瞧我们不起的样子，我决定拿出“老资格”来唬他一下。我说：要说别的工具我不一定见过，这个管钳子嘛，不仅仅见过，我还制造过这个玩艺儿呢，只是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罢了。制造过？什么时候啊？你学医怎么会去造这个呢？时候嘛，说来早了，我屈指一算，告诉他：是四十一年前了，就是你在越南做侵略者的时候——我故意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舒服地躺在沙发上，眯眼看着我，说：四十一年前你才多大啊？不过十岁出头，小学还没有上完呢，怎么就去制造工具了呢，不会是做童工吧？他也与我开起来玩笑。
我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舒服了，喝一口茶润润嗓子，开始给他上课了——给他点儿知识作为对他帮忙的回报吧。
我告诉他，那时候的中国处在一个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时期。非常时期自有非常之事发生，一切事情在那时都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他点头表示知道，特别是知道当时中国的伟大领导人毛主席。
我告诉他，在1966年开始的学生停课，专业闹革命一年之后，小学率先开始了“复课闹革命”。课本已经被推翻了，无本可教，这个课怎么个复法呢？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特别是革命时期热情涌动的人们，有无限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实行能力。我们这些在革命热潮中野了性子，已经不安于再回到平静课桌前的孩子们被学校直接打发去向工人阶级学习——“学工”了。
记得我去了离我们学校不远的一个以现在的眼光看绝对是破破烂烂的工厂，临街的大厂房是简易的棚子式的，简陋的大门上巨大的牌子倒是崭新，上书：风动工具厂革命委员会。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工厂就生产两种产品，风镐和管钳子，因为风镐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大概怕我们这些孩子去了误事，于是就安排我们去到了大棚子车间里，一人跟了一个工人师傅，去学习怎么制造管钳子了。
分了带我的师傅是个人高马大的中年妇女，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姓马，语言不多，带着我就走，直奔车间。
车间高大，但是里面窗户不多，因而显得黑咕隆咚的，好在一个机床的操作区有一盏灯，所以工作是耽误不了的。我们一个人跟在一个师傅的屁股后面，师傅在机床上切削操作，我们看不出门道，就只好看热闹。大家左右看看，都是这样在做，于是也就安然了。
看了一个上午，发现一个个车床都是在进行简单的重复操作，很有规律，于是渐渐就知道怎么样可以躲避飞溅的铁屑儿，什么时候可以帮师傅搭把手，上个件下个件什么的了。
去了头一天的下午，回家吃完饭再到了厂里，见到师傅，就开始与她商量下午是不是可以教我自己开一下机床了。她无可无不可地说，明天吧，今天下午干不了多大会儿了。为什么呢？她告诉我，下午4点钟学生与工人要一起开忆苦思甜会，完后要在厂里吃忆苦饭。
这才想起，工厂的任务是固然生产，但是生产是要通过抓革命来促进之的呢。
下午不到四点，师傅们就早早收了工，来到院子里，坐在深秋的寒风里准备开忆苦思甜会了。等人到得差不多了，主席台上上去几个人，为首的大概是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吧，先高举毛主席语录带我们喊一阵口号，又炸咋呼呼，呵斥这几个大约是有各种问题的人员在主席台左右各自蹲下，最后请我们学校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也上到台上，各讲了几句话后，就请一个操赵本山般口音的瘦小老头上台了。
老头的形象与电影中的工人阶级相去甚远，倒是有点儿像反面人物，尖嘴猴腮的。我们这些孩子们议论一阵之后，也觉得人不好貌相的，于是就认真听了起来。
很快就知道为什么请这样其貌不扬的人来讲了，老人口才极佳，语言还佐以手势，生动地向我们叙述了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他在东北一个煤矿上的生活，劳动是如何的繁重，监工是如何的苛刻，气候是多么地恶劣，住房是怎样地简陋，衣衫是何等的褴褛。
也许因为一切都是过去了吧，他讲的虽然生动感人，可从他脸上看不出来有什么回忆的痛苦，倒是显得有因为对大群的人演讲而带来的亢奋一般。但是无论怎么说，要不是最后在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提示下说了错话，本来这些小毛病还是瑕不掩瑜的。
一个小时的忆苦接近尾声了，食堂已经飘来了忆苦饭中野菜的气味，可能是因为又冷又饿吧，居然觉得野菜香的不得了，很勾起食欲似的。
可能是觉得老工人的忆苦将要终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觉得老人回忆中没有讲到当年吃什么，是不是挨饿，于是就提醒老人讲讲这个，以便与最后的忆苦饭相呼应。
听到提醒，老人可能也是讲的刹不住车了，顺口就来：我这一辈子，好的东西没吃上多少，挨饿次数可是老了去了！远的不说，就说挨饿最厉害的，那还得数六零年。小鬼子就是鬼啊，给我们吃的不算孬，好让我们给他干活啊，六零年那可就不一样了，那是任嘛儿吃的都没有啊，生生的就是饿，我老娘活了80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硬是没有挺过去。说到这里，整个讲话中第一次他涕泪俱下了。
惊呆了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和台上其他几个人回过神儿来，冲上前关了麦克风，然后架起哭泣着的老人就到台后面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愣神不久，就被菜香吸引去了食堂，热腾腾的大菜窝窝一个人两个，吃完了都觉得没有吃够，后来听说食堂挨批了，就因为把忆苦饭做的太好吃。
学工整整一个月，革命还是常常抓的，只是再也没有了忆苦会，也没有了好吃的忆苦饭。
那年十二岁的我，学会了开C-616车床，制作管钳子的大把手和上面的那个现在已经叫不出名字来的部分。几年后中学期间又去学工，我去了就可以独自操作车床了。
听了我述说的“海外奇谈”，本名约翰的老焦觉得甚难理解，将信将疑地喝完我又为他满上的茶，告辞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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