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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在电脑上工作或是看朋友的博客都是关了声音的，直到前不久，从朋友博客中发现还可以加上音乐。于是入博随俗，或曰附庸风雅，搜肠刮肚地找了不多的几首我叫得上名字，又觉得不是很乱人的歌曲，试着放了上去。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五音不全，唱不好歌。不善此道，自然也就不好此道了。喜欢音乐和歌曲的朋友听了别生气，我觉得所有的歌曲大致都是噪音，只是分为自己可以容忍或是不能容忍这样两类罢了。
但是这个弱点，不进什么歌厅之类的地方，不易为他人所发现，偶尔还曾被人误认为了解音乐呢。记得十几年前与几个老外朋友一起乘车做环波罗的海游，一夕宿于波兰滨海小镇，在咖啡馆里听钢琴师奏一曲我熟悉的乐曲，完后我告诉我那个喜爱音乐的朋友，（他伴着夕阳为我边谈吉他边唱着忧郁的歌曲的情景，使我至今难忘，他的故事见大国末日----总统家作客杂记（2））钢琴师奏的曲子《送我一朵玫瑰花》引起了我美好的回忆。朋友吃惊地问我，您不是说不懂音乐吗，怎么会知道这曲名？我告诉他，我上大学时我们年级有个乐队，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只会奏这一个曲子，所以每次晚会它都是压轴的节目。听到它，就回忆起我大学的种种。我言之凿凿，他可是认为我是搞幽默。
大学生活是美好的，其原因之一是没有音乐课。小学期间我可是最怕就是这一门了，要是没有老师高抬贵手，考试时我是断然不可能过这一关的。所幸是小学音乐老师似乎对我这个不主动制造噪音的孩子还算偏爱，变着法的不仅仅使我过关，而且都是可以达到九十几的高分，以免耽误了期末评比三好学生。那时候的小孩子，这个三好可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呢。
小学时候，后虽来大行于世的语录歌还没有兴起，但已经是革命歌曲的天下了。除了针对小学生的那些诸如歌唱鲜艳的红领巾的，以及提出高的可怕的要求，让我们学习伟大的领袖等歌曲外，就是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等应时歌曲。那时候国家号召我们是要不仅胸怀祖国，而且放眼世界的，于是还常常有雄浑的歌曲在校园响起——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其实，任何年代的人都有抒情的需要，那个号称禁欲的年代也不例外。当然，现在终日不绝于耳的慨叹爱的死去活来，甚而歌唱体热似火的歌曲那时是无人敢想的，但是对策就是将抒情与政治结合，像凄楚哀怨，如泣如诉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其生也晚，没有听过此歌的朋友们可别想到接下去会歌唱月上柳梢、人约黄昏于画楼西畔桂堂东的浪漫场景。歌中下面一转，就到了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场面中去了。
除了这样的结合外，偶尔也有弄点儿外国情调的。如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这首歌就带了少许的拉丁语系歌曲的元素。当然，在让大家唱着美丽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的异国美景时，忘不了教导孩子们绝对不能忘记万恶的庄园主，杀死了玛丽亚的妈妈这样阶级仇恨，而且仇恨得不断发新芽，最后还歌唱了小主人跟着英雄卡拉斯特罗在保卫新古巴。
我们的学还没有上完，英雄的卡斯特罗就由于跟随了苏联，后来又出兵安哥拉而在我们国家的宣传中变成了政治小丑或曰国际政治流氓，也让还未入社会的我们知道了政治如水，并无常势。
教我们音乐的老师是一朴实的青年人Y老师，他一付好脾气的样子，拉手风琴、弹风琴及唱歌样样都通，上课之余常常在孩子们的撮弄下自己引亢高歌一曲，以娱大家。记得大约是从小学从三年级开始，音乐课便有了考试。平时上课或在活动中唱歌时我还可以做南郭先生，跟着张嘴就可以，并不发出噪音，考试可是要一个个的来，这可如何是好？小学时我个子很高，排队及座位都在最后，考试课开始时是大家一一上讲台去唱，Y老师在侧打分。及轮到了我等高个之时，因下课在即，考试政策便改为俩俩的上去唱了，男生与男生一对儿，女生与女生一双，与我做对儿者系我班之“歌唱家”，外号小百灵也，于是乎，我也就每每在人家百灵鸟100分的影子下，以90几分顺利过关了。
老师投之以桃，我当然也报之于李了，倒不是想巴结老师，尽管不喜欢音乐，但是Y老师我是很喜欢的，由于我家住的离学校不远，暑假中逢到当时还是单身的Y老师值班护校时，我就喊上一两个要好的同学，去陪他。不知为什么，那个年代我们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多的蚊子，记得我们常常是通宵躺在校园里经过一个白天后被晒得暖烘烘的水泥制作的乒乓球台子上，吹着凉爽的晚风，在儿时那种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明亮繁星的映照下，听Y老师慢声细语为我们讲聂耳、冼星海之类音乐家的故事，讲到兴奋处还为我们唱上一段儿，四处虫声唧唧，为他伴奏。这样的情形已经深刻地烙入了我的记忆深处，终生难忘。
现在Y老师垂垂老矣，已经退休。每遇之于途，我都躬行弟子之礼，只不知他还记得不记得我是那个当年不会唱歌的孩子，记得不记得那些在如水的星光下他与我们一起渡过的清凉的夏夜。
在文革高潮中我升入了中学。当时每天要拿出一节课来读毛主席的书，谓之天天读，后来也加入一些马恩列斯之著作为佐。这样的情况下，音乐课自然就提不到日程上来了。学校原本是有音乐教师的，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一W姓中年女性，个高而体胖，想必也是心广的，整天见她与别的老师大声的招呼或聊天，嗓子听上去很好，估计唱歌差不了，但是从来无缘听闻她一展歌喉。既然没有音乐课，她在闲置之后也就被学校“废物”利用了，被安排或曰打发去了图书馆。
学校图书馆在一个独院里，是一幢白石小楼，小门小窗的，像是电影中鬼子宪兵队队部那样的建筑，也不知道当初建的时候是做什么用的。那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可不像现在一样，是个热闹地方。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类图书都被封了，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文学书只有《金光大道》、《艳阳天》、《牛田洋》等寥寥几本，也没有什么人去借，因此图书馆是绝对冷清的所在。不知好说话的W老师是如何打发工作中的寂寞。
那几本能往外借的书早就给我看得几乎能背过了，因为也就没有了去图书馆的必要，要说应当与W老师打不了交道了，其实不然。
我当时的班主任知道我喜欢看书。因为我的当时学习不错，老师总是偏爱喜欢学习的学生吧，于是教数学的她与我们的语文老师可能是觉得当时简单的课程对我说来过于轻易，于是她们俩有了一个与我心照不宣的默契——在完成课堂教学计划及不打扰别的同学（当然也别被他们发现）的前提下，上课我可以看所谓的“闲书”。估计是经过我们老师的一段观察，发现我并不拿书在同学中交换扩散，可能是觉得我还算得上市能守得住秘密之人，于是，一天晚上她叫我去离我家不远的她家一趟。
我知道不是什么坏事，就晚饭后匆匆赶去。进门后老师就指着她小小的、一览无余的房间里唯一的椅子上一个包袱对我说：打开看看，你喜欢不喜欢？我不知是什么东西，疑惑地解开包袱，一看里面的东西，眼睛立即发直了，包袱里是十几本外国小说，全部是名著。哪里来的？听了我的疑问，老师说：打开一本看看就知道了啊！我打开最上面的一本，扉页上有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印章。我还想开口，老师堵住了我：别再问了，喜欢看吗？喜欢的话半个月回来换一次，喜欢什么书，写给我名字去找也可以，不写名字，就每次都换不同的也行。只是一定要记住，不可以借给别人，尤其不要借给同学！
就这样开始了，每隔十天半月，老师就为我拿回来一包袱书，平时是一、二十本，假期是三、四十本，有时候看得快了，假期返校时候还可以追加一次。虽喜读书，确也不求甚解，加之那时候书来的也稀罕，年轻时候精力也过剩，因此书是越看越快。三年多下来，估计我们学校小小图书馆里可看之书基本给我看了个遍。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个书与我们学校音乐老师有什么关系。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做了医生，并做了我们那个研究室的主任，一天接到我们中学老师的电话，说我们学校的W老师要找我看病，问我什么时候方便。W老师？哪个W老师啊？听我的疑问后，老师告诉我，就是那个胖胖的、唱歌很好听、教音乐的W老师啊！
说完后忽然想起什么来似地，老师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当时你看的那些学校的书是哪里来的吧？那时没有告诉过你呢，就是W老师帮着我偷偷拿出来给你看的呢！我这时才恍然大悟，时光可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几年了。
W老师到了我的诊室，老了，也更胖了，但是精神尚好，性格依然爽朗。进去后就对我们一个诊室的全体人员宣布，我从做他学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一点儿都没有变。我开玩笑地问她，您是在夸我现在年轻呢，还是讽刺我做您学生的时候苍老？
看罢病，听到我的感谢，她由衷地说，在那个年代，看着满屋子的书发挥不了作用，作为老师她是着急的不得了，听我老师说有学生嗜书，遂生“邪”念，只是没有料想到一是我的兴趣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二是没有想到我的书换的是如此之勤。
她最后对我表示的遗憾是没有能够用自己的专业教我，我惭愧地说，这倒真是您我最最幸运的一件事呢，要是您教我音乐，那我肯定会是您遇到过的最差劲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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