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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末日之阿塞拜疆式的婚礼

 隐士的书屋 2013-11-17

    在苏联消失、阿塞拜疆独立的前夜我来到了这个外高加索山国。下车穿过纷乱的火车站大厅,一眼就看出满厅里的男女都与着两天前离开的莫斯科有着完全不同的相貌,从而产生了来到另一个国度的切实的感觉。住在里海边国际旅行社一夜听涛后,次日在几乎是亚热带般的强烈阳光下看到的当地男性除了浓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乌须黑眉外,还有一身不露肢体的黑衣黑裤,让我知道这里确有与着俄罗斯大不同的民俗。

    在经过了令人焦躁的、漫长的、伴有一次次招待的等待,听够了苏联当时最有名的俄语单词“责阿夫特拉(明天)”,并总结出了这个单词的真实含义——也许会慢慢到来也许永不会到来的一天——之后,我们的讲学终于开始了。来前的协议上写明是苏方提供中文翻译的,他们也确为我提供了一个,据说还是该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侄子,小伙子圆圆的脸上老是挂着憨厚的笑容,一点儿也没有干部子弟的脾气,除了须发皆浓且手、面也都布满黑毛外,整个样子倒像个我们北方的朴实农村青年。只是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汉语可就实在令人不仅难以恭维、简直是令人无法容忍了。第一节课压根就没有讲完两行字,我无论说什么汉语,他迎接我的都是憨笑和开始时我也无论如何整不明白的“尼索思马(你说什么?)”。

    下面听讲的学生倒也不像后来遇见的欧洲学生那样活泼和多言多语,他们都鸦雀无声地怀着极大耐性直勾着眼睛看哑剧似的看我们讲台“表演”。要不是我们有不打笑脸人的古训,我真恨不得给这个叫纳迪尔的小伙子几巴掌,汉语学成这样本不一定是你自己的错,但是勇敢地出来独当一面耽误我的事儿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我们俩都急的满身大汗地结束了第一节课,我宣布下面不再上课了,然后请纳迪尔去把我们的邀请单位的领导找来。可能是听说讲学之初就出事了,领导没有等到“责阿夫特拉(明天)”,而是本着从今天做起的精神立即过来了。我急得又是一身汗才通过纳迪尔向领导讲出了我面临的困境和我的建议——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汉语翻译,明天就给我派一个英语翻译来,讲课的时候两边一边一个,我能向哪个说懂了就由哪个来翻。

    原来每次都是要回去研究,“责阿夫特拉(明天)”再答复的领导这次没有故伎重演,而是立马答应说这个办法好,明天就来一个英语翻译。同时还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建议我们讲课先休息一周,供两个翻译与我熟悉一下,以期能磨合的好些。我觉得这样也好,就同意了。

    次日一早,纳迪尔就领来一个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岁的小姑娘,黄发碧眼,不像当地人,英语发音怪怪的,但是似乎什么都可以说。我在国内也没有好好学过英语,但是胡乱一说,她倒似乎很有悟性,有问有答,也倒慢慢熟悉了起来,很快就把憨笑里有了些许尴尬的纳迪尔晾在了一边。我知道了他的情况,是混血儿,身上有四分之一阿塞拜疆血统,其余为俄罗斯的,英语是从小跟着做英语教师的父母学的。半天交谈后,我心里多少有了点儿底,这个课看来还是上得下去。

    在接下来的一周中,纳迪尔表现了他在翻译以外的才能,他和英语翻译尤丽雅小姑娘一边一个陪着我,转遍了他认为巴库值得我一去的地方。也许是有关系,也许是有特殊的交际本领,到了哪里都是他上去与人家说几句话,然后基本都是一路畅通,想进去玩多久就玩多久。而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他也会自然安排好,吃的喝的我也都很满意。而所有这些交涉的过程中,尤利雅是一句话也不要说的,只是挽着我的胳膊站等就是了。

    游玩的过程中,我也通过这一男一女对事物的不同表现看出俄罗斯人和阿塞拜疆人民俗大不同。有一天中午时分,我们正在巴库老城里弯曲狭窄、两旁石头建筑的小巷中徜徉,忽闻小巷口的街上传来了乐器的吹打声,与我挽手并行的小姑娘闻声停住了脚步,侧耳倾听了一下,拉起我来就向前跑,边跑边告诉我,有很好看的事情。

    到了路口,看到一支队伍簇拥着一辆架子高高的马车走过了,音乐是后面跟随的小乐队奏出的。我一看架子车上,顿觉晦气,心想尤丽雅小姑娘看着很实在的,怎么涮人呢!?跑几步路不要紧,看的是什么啊还好看呢,架子车上是一个躺在花丛中的男性老年死者,队伍是人家发丧的。

    可能看出了我的不悦,尤丽雅在队伍打我眼前通过时告诉我,当地民俗,行路遇见同性死者的丧葬队伍,并可以看见死者面容,是个很幸运的事情。而她听到了音乐声,就已经可以区别出死者是男而不是女了,只是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缘得见,既见,则为幸运也。听说人家跑得气喘吁吁,只是为了我虚无的幸运,自然也就表示释然了。小姑娘还向我追加一句:要是遇见婚礼队伍,千万别凑,那可不是什么幸运之兆。

    说完这句话,恰好在我们后面不急不徐地走过来的纳迪尔听到了,不以为然地浅笑一下,说是按照他们的民族习俗,能受邀参加婚礼才是最高的幸运征兆。我说这个与我们民族的习俗倒是接近,但是现在民俗稍有变味儿,参加一般根据身份和关系,得出不少一些钱呢!听我认同了他们的习俗,他兴奋了起来,说是周末就有他们家族的亲戚结婚,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我当然想去观赏民俗了,只是不知道得出多少钱,以及如何“随份子”法,于是向其虚心请教。听到我的顾虑,他卖了个关子,说是您什么钱也不要出,拿件小礼物或空手前往即可,我会安排您到不能拿钱的位置上的。我不明就里,就打算到时候随了他就是。

    周五晚上回到住处,向同行的几位中国朋友一说,大家都有兴趣随了去看看,还七嘴八舌,讨论出了我们可以拿的最好的礼物——一套中国的人民币样片纪念卡——这样既不是真钱,又有给钱的意思。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的啊。

    周六上午,纳迪尔如约前来,一点儿都没有拖时间,可见阿塞拜疆人在关键时刻还不是完全没有时间观念的。听说我们仨人都要去,他一点儿也没有面露难色,而是极其真诚地表示了欢迎。

    他,加上我们三个,塞进了本来有一位司机的小拉达,在巴库被亚热带阳光晒得发软的宽阔马路上飞快地开了起来。约半个小时,车到了大约在城郊结合地区一个可以俯瞰大海的小山包上的由不高的橄榄树构成的林子里,在几个大帐篷跟前停了下来。

    在纳迪尔带领下,我们进到了由于四下开敞而光线良好的帐篷里,进去才发现,帐篷其实是由三大顶连在一起,而又相互有点儿隔开,里面已经闹哄哄的几乎满座了。在他带领下,我们在人群好奇的眼光下鱼贯前行,穿过了由上百个青年男性充塞着的第一个帐篷,又经过了全部女眷、因而显得安静的多的第二顶帐篷,最后来到了以中老年男性组成的人群已经坐满了的第三顶帐篷,而且我们进去一直走到尽头,到了第一张长桌前,纳迪尔向我们介绍了新婚夫妇的爸爸妈妈及长辈亲友后,就请我们在长桌前主宾座上就坐了。

    到了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我们未免有点儿诚惶诚恐,但又觉得却之不恭,只好客随主便了。纳迪尔也沾我们的光,跻身于长辈之间。

    看来人家在等我们呢,我们一就座,婚礼就马上开始了,主持人先用尾音下滑而拖长的阿塞拜疆话说了几句开场白,由于没有了尤丽雅,我们只得求其次而接受纳迪尔的简单翻译,他告诉我们,这个人在说话,仅此而已,等于不说,至于说的什么话,他可就说不出来了。

    不长的讲话结束,主持人站到了我们主桌的座位后面,开始一一介绍主桌的客人,在新郎新娘父母及更老的长辈之后,马上就轮到了我们,我们只好学人家的样儿,在介绍人抚到我们的肩膀时候,站立、鞠躬、示意,受到热烈鼓掌欢迎。介绍完了主桌,这个以语言引起下面阵阵欢笑的主持人就接下去介绍第二桌了,看来辈分儿低点的人介绍的就随便了,不时他还肢体动作幅度很大地作个怪样,使得笑声更大。

    我正在看热闹呢,纳迪尔对着我的耳朵交待任务了:您一会儿得说话。我理解是要代表我们中国客人讲几句,但是有前面讲课的惨痛教训,我实在不能指望纳迪尔有什么出彩的翻译,又不想让他在众人面前出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并汉俄英语共用,连比划带表情,使他明白了在我讲话时候他的翻译要领。

    那两桌的介绍很快就结束了,主持人又复站到了我们身后,说了几句后,就将麦克风交到了新郎爸爸手里,这个年纪大不了我太多,但是因胡须茂盛而显得颇沉稳的人站立起来,简单而自豪地说了起来,便说还边向坐在他身边的新娘父亲致意。新娘父亲的致辞简短而似乎略带惆怅,似乎天下嫁女者同心吧。

    双方父母讲完话,穿了婚纱礼服,脸上化妆的看不大出本来面目的新郎新娘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进来了。站在我们背后,在双方父母的注视和祝福下交换了结婚戒指,这时候,不知道藏在哪里的乐队忽然奏起了像极了我们新疆音乐的当地民族音乐。随着乐曲响起,除了我们这个长桌上以外,各个桌上的人们都像听见了信号似地,一起不是站起来而是跳了起来,并从各自口袋里掏出纸币撒向空中。这个没有想到的场景看的我瞠目结舌。音乐随着纸币在地上或桌上的菜盘上落定而突然停止了。这时主持人到了我的身后,按了下我的肩膀,说了句什么,我知道轮到我说话了。

    我拉纳迪尔一起站了起来,先回身向新人致意,再向场上人群鞠躬,后接过麦克风,先用俄语说了一句:很抱歉我不会说阿塞拜疆话,但是我们都是亚洲兄弟!这句话他们显然是听懂了,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因为事先我知道,尽管他们的政府脱离苏联后致力于像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做法去“脱亚入欧”,但是民间对长期的俄罗斯压迫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其心理还是认同于自己是亚洲人的。

    说完后,我就开始按计划进行了,我说一句,就把麦克风递给纳迪尔翻译一句,我说的是:纳迪尔小伙子,除了身上毛多外,倒是个没有毛病的好同志,汉语说的差不是你的错,是不是你老师糊弄你了,哪天我们得去看一下,不行就修理修理他!我们几个中国人听了都笑坏了。纳迪尔翻译的什么,只有天知道!但是看下面及后面的新人,反映显然不错。纳迪尔,孺子可教也。

    说完话,趁人家鼓掌欢笑,我不失时机地掏出我们的“人民币”,指着同行的中国人,示意是我们的集体礼物,交到了新郎手里,新郎新娘传看后,新郎与我握手致谢,然后高举起来,请全场看。

    音乐声又起,又是随乐声满帐篷飘起了纸币,盖满了桌上的菜盘。好在此时我已经看清楚了,盘子里都是些洗净后切成约两寸长的各类新鲜蔬菜,既无鸡鸭鱼肉,也不见油腥,因此钱掉上去也没有什么要紧。

    这时候,纳迪尔示意我们可以开吃开喝。看着桌上的生菜和干面包片,以及杯中的格瓦斯,我心里想,伊斯兰教不吃猪肉,牛羊总可以吧,不行来点儿鱼也不错,怎么空口吃生菜呢,这不是拿我们当牛羊吗?我把这样的意思告诉了我们同行的中国人,他们大笑后决定既来之则食之,于是学当地人的样子,挥手赶走青菜上趴的大群的、当地人见怪不怪不以为然的苍蝇,咯吱咯吱地就着面包喝着酸甜的格瓦斯大嚼起来。

    在一次次的音乐声,一次次的钱雨中,纳迪示意我们学周围的人,别吃的这样积极,悠着点儿。我心里话,又没有油腥,少了能吃饱吗?于是继续大吃,周围的当地人看我们如此喜欢他们的青菜,显得不胜欣慰。

    我是只顾吃了,没有计算音乐声总共多少次的响起,据同行的小J说,共响了二十次。等乐声沉寂下去时,地下已经是铺满了纸币,原本的土坡地变成花地毯一般了。

    乐队撤了,去了较远的地方,继续演奏。同样的音乐,离得远了就变成了背景音乐一般,显示出了悠扬的特点,与适才的热烈迥然不同了。新人开始一一向客人敬酒,这是一项颇为艰巨的工作,我大致匡算这三帐篷人大约有三百到四百之间,一一敬到,也很费时的。好在当地宗教不允许喝酒,因而只能以格瓦斯代之,而且女眷不敬,又减少了新人不小的工作量。

    就在敬酒开始之时,本来已经吃了一肚子牛羊食品的我们忽有发现,并立感后悔:真正的菜开始上来!基本是以烤的为主,烤牛肉、烤羊排、羊肉串儿、烤鲟鱼、烤鸡腿等等,大盘地摆了上来,我们个个眼馋肚饱,难以再食,纷纷抱怨纳迪尔为什么不早说那些青菜不是菜,而小伙子一脸无辜,说是早就告诉您们跟我学,谁让大家都不听呢!?

    不知不觉中,夕阳已经下去了,帐篷内点上了度数很大的电灯,照得里面比白天还亮。婚礼已经进行了四、五个小时了,还在不停地上菜呢,我们肚子里生菜也下去的差不多了,开始能够继续吃些。

    不知道什么时候,除了我们这个主条桌外,所有桌子都被撤了,地上的钱已经被几个拿着麻袋的小伙子收走,帐篷内的场子空了起来。乐队又一次来到了帐篷外,音乐再次变得热烈。在主持人的招呼下,全体客人都开始在帐篷内跳起了舞。他们的舞蹈像新疆舞,有很多手臂的动作及头的转动和眼神儿的变化,而且是男性与男性跳,女性与女性跳,各自也不在一个帐篷里,真可谓男女有别。

    气氛越来越热烈,大概是到了最后一曲吧,几乎所有人都下去跳在了一起。这时候纳迪尔向我们表示,我们要提出告辞了,我们走后,婚礼也就可以结束。于是我们遵嘱而行,向主人告辞。与双方男性老人行拥抱吻颊礼后,在新郎和主持人的护送下我们通过了舞蹈着的人群,出了帐篷,在如水的星光下与新郎握手互相祝福后告辞离去。

    回去路上,我们之中最年轻机灵而且对钱最有概念的大连商人小J对我们说,婚礼中撒出的钱整整装了八麻袋。他什么语言也不懂,真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这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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