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马友友又要走上领奖台—他将与美国老牌歌手尼尔·戴蒙、百老汇名女伶芭芭拉·库克、爵士乐大师桑尼·罗林斯和好莱坞女星梅丽尔·斯特里普一起，从美国总统奥巴马手中接过“肯尼迪中心终身成就奖”。但他听说自己获奖的消息时，只是谦虚一句,“我还年轻，获这样一个奖还太早”。
我选择做“人”
我在巴黎出生，父亲从上海来，母亲是香港人，我们5岁就搬到了纽约。最初我和姐姐跟随父亲学小提琴，我4岁时跟父母说，想要换一种体型大点的乐器学，其实当时我喜欢的是低音提琴。父母跟我讲条件：只要我不再嚷着换别的乐器，他们就让我学大提琴。我最初练习的乐曲就是巴赫无伴奏组曲的简化版，父亲让我一小节一小节地记谱，到晚上睡觉之前还开着巴赫的音乐帮我们“放松”。我记得练了一年后，就能记住一半乐谱了。结果是很早—1983年我就第一次录下了这套巴赫无伴奏组曲。后来父亲临终时，我为他拉了最后一遍第五首中的“萨拉班德”舞曲。这一段曲子，我在2002年“9·11”一周年纪念日时，也在世贸双子塔的遗址上拉过。
搬到纽约不久，很偶然的，我有机会在西班牙大提琴演奏大师卡萨尔斯面前拉琴。7岁时，他推荐了我和姐姐一起在华盛顿的一场募款活动上演出，当时坐在观众席上的有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卡萨尔斯(西班牙大提琴家)是我早期的偶像，他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是音乐家，再次才是大提琴家”。
我是在纽约长大的，那时候我常背着琴骑自行车来来回回，我很怀念那段时光。
人们常问我，到底我算是哪国人?其实我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就是“人”一个。记得小时候，有过很多疑惑，法国人跟我说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最伟大，我父母跟我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后来我美国的老师和同学们说美国最伟大。7岁时我想得到具体的答案，不可能他们说的全是对的吧?慢慢地我就开始想：每个人看事情都是不一样的。非要我去选择当中国人、法国人或者是美国人，压力都太大了，结果我的选择是不选。
我的反叛天性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读的是亚瑟王、罗宾汉和福尔摩斯的故事。亚瑟王的故事告诉我：每一段时光都只是短暂一瞬，巫师默林只活一阵子，然后就回去睡八百年的觉了。肯尼迪遇刺后，她的遗孀在一次访问中将肯尼迪时期的美国比喻成“卡米洛”圣城：不在于永恒，但充满乐观和希望。罗宾汉是代表社会公正的冒险者，这马上就吸引住了我体内的反叛天性。福尔摩斯最重要的是他能解决问题，能通过观察和博学做出推理，就像诸葛亮的谋略。
我很想念艾萨克·斯特恩。他听过我拉琴后，就说服了我家里人，让我跟朱利亚音乐学院的大提琴家莱昂纳多·罗斯学琴。15岁高中毕业后，我进了“朱利亚”，可跟别的孩子相比，我一直不爱守规矩，好几次下雨还把琴留在外面。好像我真是不大爱惜我的琴呢—后来我拉一把1733年制造的琴，1999年忘在了纽约一辆出租车里了。当时我要到卡内基音乐厅去放东西，已经快迟到了，所以下车很匆忙。我和太太都急坏了。幸亏我留了出租车的收据—记得一定要拿收据!好心人帮忙在五个小时以内就找回来了，大提琴完好无损。我拉的另一把琴也很有意义：是杰奎琳·杜普蕾(著名大提琴演奏家)临终前说明要留给我的，现在我主要用来拉巴洛克作品。
每次出去演出，我都要给我的琴单独买张机票—而且经常是一等舱的坐位。有一趟航班甚至用渔网把琴捆了严实，看着就像一头困兽似的。
在“朱利亚”时期，最大的收获是我跟钢琴家艾曼纽尔·埃克斯成了好朋友。离开“朱利亚”后，我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我不想局限在音乐厅的演奏和练习中，想学得更多。可是一个学期都没过完，我就瞒着父母换到了当时我姐姐学习的哈佛大学里—我青春期的反叛是出了名的。
其实在进哈佛之前还有一段插曲：卡萨尔斯邀请我去参加他当总监的一个音乐节，那是1972年，我结识了在音乐节帮忙的吉尔·霍纳，结果是一连四个夏天我都跑到这个音乐节上去待着—后来我和吉尔成了家。
在哈佛我学的是人文专业，同时也继续跟着两位老师学大提琴。跟同班同学组了个三重奏，整个大学时期我们都有不间断的演出。当时我让老师们很头疼，因为我不爱钻研技巧。1976年，我参加了罗斯特罗波维奇示范的大师班，他不像别人那样不断夸奖我，而是很严厉地要求我，教我要用琴弓把作品的灵魂给“拉”出来。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哈佛当了两年“驻校艺术家”。22岁时，我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第一次开始合作录音，到现在我们一起录下过50多张唱片了。
我想对于不同人，什么是古典音乐、怎么才是认真对待音乐，存在不同的看法。就我而言，我一向好奇，到现在还是那个不停提问“为什么”的小孩。而我之所以对我的“第一音乐语汇”—即古典音乐的感觉越来越深，正来源于我对不同音乐领域的探索：在那个过程中—比如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体验皮亚佐拉(阿根廷著名作曲家)的阿根廷时，看到人们在墓地上约会和野餐、在探戈俱乐部里看到90岁的老人弹起钢琴来依然激情如火—这些，让我感觉自己离“人类”更近一些。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身为音乐家的价值所在。1993年我到了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去，跟丛林土著人们一块录音。我给他们拉琴，也跟他们学玩一些当地乐器。自从1998年创办“丝路计划”开始，通过亚、非、美洲交互的文化传递，我慢慢开始了解地理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
也许频繁在世界各地巡演、频繁录制唱片是许多音乐家的梦想，但在听说了“中国西部发现凯尔特人五千年前木乃伊”这样的新闻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太无知，要学的还有太多。我二三十岁的时候会因为自己游历广泛而沾沾自喜，可那只不过在原地绕圈子而已。我的“丝路计划”中，各地的乐器、旋律和音乐传统共冶一炉，我想这也算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思考，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把我最关心的两样放到了一起，那就是“音乐”和“人类”。
“一切都是动真格的了”
在我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成家、生子，自此后，我对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态度完全改变。忽然间，“一切都是动真格的了”，你不能再流离浪荡，要负起责任了。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你不再相信青春可以无穷无尽。还有就是我父母去世后，我马上感到担子都到我肩上来了。
可是因为到处去演出，30年里大概有20年我都是离家在外的，那样一来照顾整个家的重担其实都落到我太太肩上了。她很好，每次我离家她从来不让我感到负疚，而我总是尽可能留出更多时间待在麻省的家里，和两个孩子一起开玩笑—那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刻。作为父亲，我特别享受跟两个孩子一块上《罗杰斯先生和他的邻舍》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弗莱德·罗杰斯(Fred Rogers)是我的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这个月将要全球发行的新专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四个音乐家，因为交互的友情走到一起来，真心相待，彼此的信任到达了“我的家是你的家”的地步。因而，对方喜欢什么，彼此都能完全接纳。信任对方的品位，信任友情时，就不再存在“自我”的问题了，大家绝对平等，自在随意地互相批评。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了。就连唱片公司也都不会指手画脚说：“拜托，请弄得商业化一些”—公司听过了我们的合作也很满意。我的这些音乐家同伴们，才华横溢，每个人都会不同的乐器，而且都懂得即兴。我反倒像是他们的客人：“来啊，加入我们吧!”
他们给我起各种绰号，我们之间玩笑不断??(低音提琴家)埃德加·迈尔和我20多年朋友了，他和“丝路合奏团”也一起合作过。后来我们与马克·奥康纳还录过两回传统民族音乐—那可以说是我最初碰触阿巴拉契亚音乐(美国东部山脉，但传统音乐受到欧洲和非洲音乐的影响)。新专辑里面的“蓝草”音乐，算是传统提琴音乐领域中的另一个分支吧。七年前，埃德加给我写信说，我应该认识一下克里斯·提尔(曼陀铃演奏家)，他简直了不得。可是到真正和克里斯碰面，已经是四年之后了：我请埃德加和克里斯一起录制了名为《欢乐与和平之歌》的专辑(2008年)，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克里斯。专辑里面蕾内·费莱明有一段女高音，克里斯弹曼陀铃。蕾内忽然说了一句：要是能来一段民间调子就好了。克里斯马上就即兴了一段，放到音乐里，就是极其“对”的感觉。那是他还不到30岁，天不怕地不怕，精力旺盛，想到就能做到，在思维与行动之间几乎不存在过渡。他听得到任何微小的细节，他能弹奏巴赫，弹得极好。
我与David Zinman(纽约一指挥家)、和“丝路合奏团”的所有乐手们都有着与此相似的互相信任。如果我热爱和这些人合作，也就希望能达到这种深层的信任。达到这种信任，也有前提，比如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在一起，为某一样比“自我”更大的事情而努力;任何人有不同想法，我们就一起去尝试。我们要呈现的是力量的合体，假如有人感觉虚弱，我们就会一起帮助他度过困境。我们互相之间彼此尊重，不会撕破脸皮叫嚣，就像和睦一家子。我们也关心彼此的生活，埃德加、斯图瓦特都有儿子，克里斯没结婚，但我们都知道他在约会。谁也不会说“我不想提这破事”。
我们都知道这会是一辈子的友情。10年后再见，我们也会是一样的。
艺术家的责任
我太太常说，你怎么从来不看小说?年轻时我会为了讨她欢心，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读很多别的小说。只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本身已经像小说：每次演绎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我都要投入一个虚构的世界，而且要全身心投入去相信这个他人的世界。
随着年纪越大，我慢慢意识到：很快—其实已经在发生—年轻人会越来越多，老年人将慢慢退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想，其中一种幸福是看着年轻人获得成功。我所定义的文化，是发自人类最内心的表达。文化，最重要的不是被创造了出来，而是诞生之后，存活于人心之中。作为表演者，我要做的并不是要把一段乐曲演奏得天衣无缝，而是要确认在那里聆听的你，也投入并喜欢这段曲子，并也开始去思考这段乐曲的来龙去脉。教育和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回事：创造能存留于记忆中的事物。它们将真正在你心底活着，令你受用一生。
艺术家是不是该介入政治社会事务呢?我选择全身心投入到文化领域之内，身不在政治。我同时也知道，政治是一记沉重而巨大的棒槌，难免会把部分人遗忘掉。没有一种政治能令每个人都得到公正的对待。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事物是不可衡量的，文化就在此时出现，尝试去阐释不易衡量的事物：内心、感情等。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人类生活的三大引擎之间，需要彼此认同。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我和帕尔曼等受邀做演奏，当时天气太冷，根本保证不了乐器的音色，琴弦也容易断掉。当时我们确实也在“真拉”，但同时也在播放我们两天前预先录好的录音，外面听到的主要就是录音了。那实在是无奈之下的解决方式。
同一年，奥巴马聘任我为其政府“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的成员，我和查克·克罗斯(美国写实主义摄影师)、达米恩·沃策尔(舞蹈家)用了一年半时间，在写一份关于“艺术及其社会角色”的文件。最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梦想，但估计在当前的经济气候下不大可能实现：打算成立“艺术家核心联盟”，这将是第一次尝试艺术家和财团之间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会到美国各地去，比如10月初到芝加哥，将有想法的人和行动者“撮合”到一起，将我们对于文化和教育的观念传输到各个城市中去。
我始终相信，艺术与科学都是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全是哲学的分支。这些领域实质上都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真相的探求。我们对此理解得越多，就越是能整合出连贯的思路。那种探求是对人类的安抚：空气流动，触动体肤，能量也流通起来。
杰瑞：汤姆，有时间你可以浏览马友友的官网：http://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