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志摩对中国新诗的贡献及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文学史已有公论。然而仅凭这些，诗人是无法获得超越历史时空的关注的。历史启示我们，愈是复杂的人物愈有魅力。当并不轰轰烈烈且短暂的一生成为一种象征，为世人留下了恒久的思念与争议的时候，诗人得以永恒。诗人传奇般的情感历程与天纵之才交相辉映，织成一片炫目而神秘的光影，吸引了诗人生前身后的无数世人。在逝去的七八十年岁月里，无数笔触热切而又似乎徒劳地试图解构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梁思成构筑的情爱迷宫——诗人的情爱无定解——笔者无意也不可能作出绝对惟一的情感判断，只是试图通过前人未曾尝试过的视角审视在诗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复杂和矛盾，利用众所周知的琐碎史料去逼近历史真实，作出回应于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的新断语。 徐志摩坦承与张幼仪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无真爱可言，但吊诡现象并不在于徐既不爱张，又为何与其生儿育女——这可以从生理学上得以解释；问题在于1921年春夏季节徐已与林徽因在英伦展开了中国新诗史上最出名的恋爱，而他的次子却于1922年2月出生。这对追求人生“真幸福”、“真恋爱”的徐来说是极大的讽刺。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恋爱的双方在心理、行为上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但徐的行为似乎对心理科学提出了挑战。徐既已邂逅了令其终生魂魄牵绕的“启明星”，在倾心爱慕，情感最纯洁、最神圣的时刻，却摆脱不了肉欲本能的摆布。与合法的妻子合法的敦伦不但亵渎了其与林情感的圣洁性，也令人对其品质提出了质疑。在爱情至上者的眼里，这一行为说明徐与其是冲破世俗，勇敢追求真正爱情的叛逆者，毋庸说其更像一个花花公子。这一长期为世人忽略的隐微事实结合徐以后的作为，足以使人对其情爱观作出精准的把握：徐是灵魂的人，同时也是性的人；纯粹的精神恋爱和肉欲交欢是可以割裂并行不悖的。这种性爱分离，为现代西方人广泛接受的情爱观，笔者无意对此作出价值判断，也无意探讨徐的情爱观的形成与其生活环境，乃至与其身体力行提倡新两性关系及婚姻道德观的恩师罗素的影响。但这一对徐情爱观所下的断语在后文将加以运用，它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对诗人生活图景的勾勒。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研究中，徐与陆小曼演绎的惊世骇俗的恋爱被认为是奋力抗争传统的世俗社会，追求自由爱情的象征。但是在本质上，陆只是林徽因的虚幻的替身，是徐精神极度苦闷时期的填补。徐陆的恋爱也决不是什么爱情叛逆的象征，它只是真正的爱情最终向世俗社会屈服之后的一种情感的替代，徐陆之间的爱情故事即便当年轰动了京华也不能改变这一实质。 1921年徐与林相知相识后，林长民(林父)于当年10月携女不告而别；1922年2月徐则不顾张已有身孕在柏林与之协议离婚；既而于1922年8月放弃了熬了两年才获得的剑桥大学给予的正式研究生资格，匆匆结束异国之旅。尽管在徐1921～1922年间所有的作品与书信中均不能觅得其当时心迹，但徐在林不辞而别之后这一连串唐突讶异的举动昭示其强烈动机。回国后的诗人虽然从事创作、社会活动，参与组织文学兼社交社团“新月社”，但表面的喧嚣热闹无法掩饰其心灵深处的寂寞与惶竦。虽然一度失去联系的林氏父女又同其往来，诗人也是林府上的座上客，林徽因还是和以前一样谈得来，但诗人陷入了咫尺天涯的困境。林徽因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订婚之事已有传闻。在世俗眼光的衡量下，比林大三岁，当时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思成相对于比林年长九岁，且已结婚生子的徐更适合林。何况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梁启超与林长民又是至交，双方均有意联姻，徐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第三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为林而离婚的徐这时本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林了，毕竟这些不利于徐的客观事实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时的徐竟完全丧失了在英伦时的锐气与洒脱，在国内追求林徽因的行动上懦弱踯躅，裹足不前，折射出其思想、性格上深刻的悲剧性的一面。 沐浴过美雨欧风，有着追求自由、张扬自我的时代新精神的诗人，却仍旧背负了太多的传统文化的负累，在个性上也有着太多的缺憾。虽然在徐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传统伦理道德的控诉，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其诗人的气质和正直的秉性而非深刻的批判性思想。严格地说，徐只是情感化的诗人而非思想者，更非具有真正独立姿态的行动者。诗人爱情悲剧的根源之一即在于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而终其一生对其缺失应有的反省与体认，其反抗行动与顺从态度均有很大的盲目性。徐青少年时代因钦敬梁启超学识文采，在其父徐申如的支持下以一千元大洋的不菲贽见礼经人力荐得以拜其为师。而正是这个令徐敬畏有加的梁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林长民携女归国后是否向这位准亲家透露徐弟子成了威胁到梁林联姻的爱情黑马不得而知，但迟至徐回国后又开始出入林府期间，林父无疑会将有关情况透露给梁。也正是在徐回国后不长的时间里即传来了梁思成与林徽因订婚的消息——在徐尚未归国的近一年时间里，双方似乎并不急于订婚——老于世故的梁这一手给了局囿于师道尊严的弟子以沉重打击。徐后来敢于为了和并无真爱可言的陆小曼恋爱闹得满城风雨在所不惜，这说明徐并不缺乏单纯的蔑视世俗的勇气，但却在梁启超的无形威压下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半步，宁愿眼睁睁看着一生的最爱被残忍而巧妙地掳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是阻隔徐林爱情的现实障碍。徐的难题在于他能否树立真正独立的人格，超越并重新界定与“尊师”梁启超的关系，与其针锋相对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梁的手腕可谓“稳，准，狠”，置徐于绝望境地而不留痕迹。就心性而言，以维新改良运动成名的梁在涉及到家族利益的问题上，暴露出在仁义道德外衣包裹下极度自私的阴暗心理。1924年因新月社接待泰戈尔访华，徐林得以时常聚首，共同出演诗剧《齐德拉》，共同陪同泰翁演讲、访问，时人称“人艳如花”的林，“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与泰翁有如“苍松竹梅”的“三友图”，诗人回国后第一次摆脱了长期积郁心头的痛苦与压抑，重新焕发出“康桥春天”般的诗情与希望。同是新月社成员并一同参与接待泰翁的梁启超无疑会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遂不动声色地决定林与梁思成一起立即赴美留学。这既能彻底断绝徐的“痴心妄想”，又能让梁思成“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地与林发展感情直至独占花魁。徐在林告知梁已采取极端措施情况的最后关头仍然没有勇气大胆地公开地去追求林，更不敢只身飞越太平洋在美利坚自由国度放手追求林徽因——而在英伦时徐却曾经有着足够的勇气为林离婚、回国。我们可以从徐林被迫分手的人生惨景中撷取若干片段，体味背负传统负累及自身性格缺憾的诗人由于遭受致命打击而承受的痛苦： 就在大前天晚上的一次散会后，他们相遇在街头，盘桓许久不忍离去。北京的春夜同样撩人，南方的游子却感到分外凄清，因为徽因刚刚告诉他家里已经作了决定，让她赴美留学，同思成一块去，手续已办好，下个月就要动身了—— “这是梁先生的意思吗？”志摩的声音急切得有些抖颤。 “是的。正是任公拿的主意。”徽因在低语中不敢多说一个字。 “…………” 如果人们因情节的文学藻饰色彩而对其真实性质疑的话，那么由徐本人亲手写的未完即弃的文字必使人笃信不疑。1924年5月20号，也即徐林各自分定生活方向后的第三天，徐陪同泰翁访问太原，当时送行人群中有林氏父女和梁氏父子。诗人在列车尚未鸣笛时开始奋笔疾书，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半途而废。此信被当时坐在徐对面的泰翁的秘书恩厚之悄悄收藏，直至七十年代才得以在香港公开：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总是昏沉沉的，开着恨闭着眼却只见大前晚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的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的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至此，诗人自1920年与林相识起的四年寻梦历程顿成绝望的空花泡影。难以言说的窒息感、极度的痛苦与失落是没有经历过刻骨爱情的人难以体会得到的。但正如前文所论及徐的情爱观，徐不可能驻足原地，以冰雪之操为爱作无望的守候，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回国后一度懦弱的诗人，在林离开后与陆小曼的恋爱中反而迸发出蔑视世俗奋起反抗的无畏勇气，炽热无比的热情，这时诗人的情感从低迷的谷底毫无过渡地急剧突跃至沸腾的巅峰，出现了反差强烈的情感断层现象；这其中有着强烈的情感失落、情感补偿、情感虚拟、情感替代的心理趋向，徐正是在这种情感背景下与陆小曼展开轰轰烈烈的恋爱，也正基于此，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徐陆婚姻的脆弱性。 这一次徐追求的对象与梁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热恋”中的徐这才表现出所谓的勇气，甚至对梁启超的来信批评也有胆量作已无关梁之疼痒的反抗了，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最需要勇气的时刻，徐是这样懦弱，而在爱情已离去时却又表现得如此无畏!如果这是为了林徽因而如此无惧地直面梁启超，又该是多么令人赞赏!诗人勇气的“虚假性”和反抗的盲目性固然说明了诗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并没有能够真正汲取西方独立自省的哲学批判精神，从而真正意义上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但更反映出其个性上貌似坚强实则懦弱的一面——徐对梁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徐惧怕梁启超，不仅仅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上。梁对徐直接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徐陆婚礼上著名的“骂训”事件。普遍的看法是骂训事件是两代人之间在婚姻道德观念上的冲突，梁的骂训自有其苦心，惟此才能平息社会舆论对徐陆婚姻的非议。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徐陆恋爱固然被炒得沸沸扬扬，但在社会上并不孤立，仍有相当的同情力量如胡适、郁达夫等社会知名人士均持支持态度。亲手将诗人与林徽因拆散的梁如果心存一丝内疚之情，一点真正爱护弟子的师长之心，都不应该演绎令徐陆婚姻蒙上拂之不去阴影的骂训事件，这并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它也与人天性中的善恶有关。梁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成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妇是受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受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在礼堂上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一番，新人与满座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古今中外所未闻之婚礼也。”梁除了对自己所充当的伦理纲常卫道士角色似乎颇为自得，且毫不顾及恶语伤人的后果以外，字里行间其所谓的“苦心”又何在呢?如果颇有社会影响力的梁能代之以热情洋溢的祝福(这是其文风)，徐父很可能会体面地接受陆为家族成员，而陆与徐父母的关系也不会如此疏远和冷淡。而徐竟然应其父的要求请溺杀自己爱情的梁做证婚人，在梁肆无忌惮的骂训过程中竟能始终恭敬有加，作无条件的忍从，而在日后梁病危之时徐又前去探望并为之流泪(见1928年12月13日徐家信)。将置己于绝境的人当成圣人供奉，畏之，敬之甚而爱之，人间可悲之事无过于此! 与陆结合的诗人踏上了不归路。陆小曼看起来也是一位有林下风致，聪颖有才气的一代名媛，否则徐失落的情感也不会在她身上得以寄托。但诗人很快就从虚假的快乐的云端跌入更加令人绝望的现实世界，不得不品尝自酿的人生苦酒。陆过惯了娇慵懒散的交际生活，婚后出入歌厅舞楼，下海玩票友捧戏子，抽鸦片，肆意挥霍享受。婚后日记《眉轩琐语》与感情热得发烫且篇幅繁密，行文动辄数千字甜得腻人的婚前日记《爱眉小札》相比，不仅篇幅极少，字数也寥寥百余字，数十字，更主要的是流露出婚后仅数月就备感苦闷的心绪。如1926年12月28日(徐陆于1926年10月结婚)写道：“……爱是建设在相互的忍耐与牺牲上面的……再过三天是新年，生活有更新的希望不？”1927年1月1日写道：“愿新的希望，跟着新的年产生，愿旧的烦闷跟着旧的年死去……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1月6日更是赤裸裸地点出了与陆偏重于肉欲的恋爱实质，写道：“男子只有一件事不知厌倦的……爱的出发点不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过去的日子只当的一堆灰，烧透的灰，字迹都见不出一个。”2月8日写道：“闷极了，喝了三杯白兰地……（整）天是在沉闷中过的，到哪儿都觉得无聊，冷。”出于对现实尤其是对婚后生活的极度失望，诗人于1928年6月开始了长达半年的环球之旅，试图得到解脱；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徐兼任南京中央大学(今南大)、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并兼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编辑，在沪宁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挣钱以应付陆的挥霍。对婚后生活的真实感受在诗人后期诗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擒住轨》这样写道：“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生活》则更以近乎诅咒的语言刻画自己的生存状态：“……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通道：/一度陷入，你只可以陷，/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而据林徽因之子梁从诫的回忆：“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写的……”这两首诗均写于诗人特定的生活时期，对辨析诗人真实的情感脉络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却长期为研究者所忽略。《偶然》是诗人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写于1926年5月，正值《爱眉小札》中徐与陆“热恋”高潮期，但诗人在最隐秘的内心深处思念着的倩影并不是陆小曼而是在美国读书的林徽因，想象着与之“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刻骨铭记邂逅的那一段美好时光，“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你去》则写于诗人遇难前两个月，是在林已于1928年回国，诗人与之时有来往，且与陆时有龃龉的背景下写就，全诗令人心纤颤动之处尽在结尾的忘情：“……更何况永远照彻我的心底／有那颗不夜的明珠，我爱你！”这两首诗极具代表性，直指心性，洞彻诗人心中的真爱。这也正是徐为何于1930年辞去离家很近的沪宁教职，应邀去千里迢迢的北大教书。一向迁就随顺陆的诗人，在1931年6月 25日的家书里终于向“眉眉至爱”温柔却坚决地表示：“……但要互相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你多年……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明知勉强的事是不能彻底的，所以看行情恐怕只能各行其是。”后虽又写信说明“无非是说几句牢骚话”，事实上无论陆是否愿意迁居北平，都不能改变徐留在北平的决定。学界认为陆所以不愿北上主因是其沉湎于上海十里洋场浮糜生涯，且因当年骂训事件，视旧京为畏途，其不满于徐林见面所引起的传闻只是原因之一。实际上，陆以女人敏锐的直觉，洞悉诗人最隐秘的心事，这才是其始终不肯北上的根本之因。 才情盖世，风华绝代的林徽因又是如何面对诗人的一世倾情呢?而梁思成又是如何介于其中呢?在林生前的岁月里一直没有清楚披露过当年在英伦恋曲中是否爱上了诗人。当其时，林涉世尚浅，不太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走向，且徐“有妇之夫”的事实不能不在正值人生花季的林的心里投下阴影。当林长民携其归国时林也只有顺从这一条路可走。而面对已解除婚约，返回国内，勇敢却异常艰难地追求自己的诗人，林徽因面临着与徐志摩极为相似的困境：一边是诗人的柔情，一边是与梁思成的订婚；都有着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人幸福上勇敢与懦弱共存的矛盾性；就个性来说，作为女性，林有着大多数女性都具有的柔弱的天性，在少女时代的林的性格中也绝少叛逆色彩。林比之于徐更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决定林的命运的就是要看外部相争的两股力量谁更强大，而不是谁最合乎人道，谁更合乎人性。林也许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不敢让它作出决断。而徐的行动又是如此无力，包办的婚姻在现实世界的既定秩序里显得又是这样顺理成章，牢不可破，林只能屈从压抑人性的现实，听凭无形的手操纵自己的命运。 日后成为中国第一流建筑大师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起来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实际上梁与林的婚姻本质上极为不幸。梁在徐生前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徐飞机失事后，亲赴出事地点参与料理善后事宜，并给林带回失事飞机残骸上烧焦木片一块。但林徽因的反应一定令梁始料不及，林竟将此木片悬挂于卧室正中央，并一直挂了二十四年，直至辞别人世。梁深知徐林过去的交往，对其也并非没有一点本能的戒心，但既然能够主动带回存留着诗人印迹的遗物，说明梁此举是在信任徐林朋友关系的基础上，出于尊重和理解妻子的感情而为之的。但梁在徐死后才惊觉林与徐之间的关系决非友谊所能包容——诗人是林心中永远的痛，占据着任何人都无法占据的位置——而这在徐死前，一直超出梁的理解力。至于梁是否真正爱着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难以下断语。也许在徐死前是爱的，由于父荫而得到林的梁或许出于对林所承受的痛苦而心怀内疚，对林的举动加以迁就包容，但这并不成为永恒的爱的充分证明。几十年如一日悬挂于卧室墙壁中央的焦木片所包蕴的涵义远远超出梁最初的定义——它以迟到的勇气寄托了始而柔弱终而刚强的女诗人对不幸婚姻的无言控诉和对忆中人无限的深情。在它面前，梁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的尊严，及其对妻子的感情直至整个婚姻，在每一天每一晚都将受到挑战、考验和折磨。林徽因于1955年辞世后仅一年梁就有了新夫人林洙的事实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人之常情而言，即便是缘分平常的夫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也会产生相濡以沫的感情，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追思亡灵之痛尚未平复，惶论再议迎娶新妇?二人貌合神离的婚姻其裂痕一至于此! 林徽因在1931年4月以尺捶笔名发表的名诗《那一晚》，直至1992年才被发现。显然女诗人在生前不愿将这首诗公之与众——“惟有隐秘的，才是真实的”——而正惟其如此，根据此诗所作出的合乎逻辑的情感判断才极有可能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全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回忆痛苦离别的“那一晚”，充满对痛苦窒息的婚姻的失望，及对诗人的怀念之情。“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迷茫的星夜封锁起重愁。／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生活的模样。／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到如今我还想念着你岸上的耕种：／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这留守在女诗人周围拂之不去的“层层阴影”和徐志摩“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情感体验何其相似，——彼此都为当年屈从于世俗压力和自身性格的弱点付出了一生幸福的惨重代价。而诗的第二部分，诗思由对积郁多年的悲情与凄怆的不堪回忆一转而为对未来缠绵缱绻的憧憬，女诗人绝世的才情在这时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哪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蜜一般酿出了那记忆的滋润。／哪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哪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哪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这首令后人泪流满面的优美情诗的写作自有其背景，“1930年冬，徐曾到沈阳探林徽因的病……后来林遵循志摩的意思，回到北京养病，于是徐志摩就住在她家中。” (据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第86页)至第二年春，林在北京香山疗养肺病，梁思成在东北大学任教，徐有时去探望林。完全可以这样设想，这两颗曾经接近过的矜持而热烈的心，在别离多年后又因命运的邂逅重新激发出“互放的光亮”。 那么，能否根据徐陆、林梁各自不幸的婚姻以及徐林再度重逢所带来的契机作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推论呢?由于诗人的早殇，此论遂成悬念。陆不肯北迁北平，有人说陆沉湎于上海滩浮糜生活，与房地产掮客翁瑞午烟塌传情，劝志摩与之离婚。但徐认为，如果离了婚，她就毁了。这表现了诗人难能可贵的道德责任感。从这一点看，即便徐坚持北迁的动机是为了林也仍然不能肯定诗人一定会作出与陆分手的决定。从陆公之于世的信件来看，徐陆二人的关系虽屡有龃龉但直到飞机失事前也并不算坏。徐在给陆的家信里对陆仍是关爱有加，其亲昵之状跃然纸上。如在1931年6月14日的信中提及希望生养儿女的事情：“……我们自家不知哪天有那福气，做爸妈抱孩子的福气。听其自然是不成的，我们都得想法，我不知你肯不肯。我想如果你肯为孩子牺牲一些，努力戒了烟……哪怕孩子长到某种程度，你再吃。你想我们要有也真是时候了……至少我们女儿也得有一个，不是？这你也得想想。”又如10月1日的信：“……一晚我做梦，飞机回家，一直飞进你的房，一直飞上你的床，小鸟儿就进了巢也，美极……”至于千里迢迢为陆捎带衣物、鞋花、水果；鼓励陆学画等琐事；每月薪金除留下极少数做生活费其余毫无保留地寄给陆，供其挥霍；每隔一天为陆写一封信，并屡次催迫陆多写信给他以慰渴想等等，可谓至爱情深，体贴入微的模范丈夫。但所有这些只能说明徐善待陆，字里行间的柔情蜜意只能说是表面上的热闹，只是出于诗人“浓得化不开”的独特个性与气质，而非源于心灵深处。对于徐的温情，陆似乎并不买账。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披露陆对婚姻的感受：“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憧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变成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不如过去那么好而且干预我的生活……”又哭诉：“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里呢？是一串泡影，转瞬间化为乌有……”这篇文章也提到了郁达夫的看法：“他们的事复杂得很，弄不清楚，专怪小曼也失之过偏，我倒是赞赏小曼母亲的话，说得比较公允，叫做‘志摩害了小曼，小曼也害了志摩。’”事实上，如果徐决定与陆分手，徐在当时的道德审判台上已没有回旋余地。与其同时代的思想解放导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等都未能有勇气公开地对各自的包办婚姻进行挑战，可见不论徐的动机如何，徐陆的结合在当时不失为婚姻道德观的革命。对于二人的婚姻社会上始终存在着两种尖锐的看法：一种意见归结到个人品质上，认为徐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性格浮躁，用情不专”；另一种则认为它是追求美好爱情的象征。对于根基脆弱另有隐衷的婚姻，从徐内心来说，上述二者都不是正确的社会评价；但在现实中，徐确实是，也只能是以后者作为精神支撑应对来自社会的压力，这固然使得徐陆在重重阻力下得以结合，但二人的婚姻却也不可避免地、无奈地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被看做新伦理道德观念下的新式婚姻的范本，在无形中不得不承担了应对社会对新式婚姻价值判断的重任。徐要想不授人以口实，不自我否定，只有永远维系与陆的婚姻。苦如黄连的人生滋味，在诗人，是极其浓烈地品尝到了。由于传统文化的负累，诗人在梁启超面前，最终丧失了追求林徽因的勇气，而在机遇面前却仍然得不到解脱，又由于承担了新伦理道德价值判断的承载体的重负，使之再一次与林“咫尺天涯”!如果说徐的现实对手一度是梁启超，那么在梁于1929年死后，徐的最大对手就是他自己，是诗人亲手为自己编就了囚笼，尽管徐或许从来未意识到或正视这一点。内外交困的诗人别无选择，只有在情感和现实的悬崖峭壁上不堪其苦地闪转腾挪，竭力平衡。在以下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诗人在生之旅途上的苦况。 1931年4月，也即徐与养病香山的林徽因再度重逢，林发表名诗《那一晚》的时候，徐母病危，徐南归。与徐家关系向来冷淡的陆早想亲自服伺婆母以示孝心，要同徐一起去，但徐担心父亲一直不认同陆为儿媳，届时会给其难堪，遂事先征求父亲意见，而徐父的拒绝令陆伤心不已。徐母病丧后，陆不顾一切奔丧，徐父再次拒绝陆的到来，令其不得住在家中，只能住旅馆。徐为此事不惜和父亲顶撞，几乎到了断绝父子关系的地步，并在4月27日的信中写道：“……这一次你的心肠十分真纯和坦白，这错我完全派在父亲一边……我们连同娘（陆小曼母，笔者注）一同商量一个办法，多可要出之一口气……因为你我相爱，又同时受辱，若再你我间发生裂痕，那不真的中了他人之计了吗？”真挚的夫妻之情令人动容。而与此同时，徐却保守着与林徽因的秘密，与徐有双重戚谊的陈从周在《记徐志摩》(写于1981年8月3日)中披露：“志摩死的上半年农历三月初六，母亲去世硖石，徽因正在病中，寄给志摩一张她正在病榻中的照片，背面还题上了诗。他偷偷地给我妻子看过。”徐曾多次向陆剖白解释其与林的来往，但实际上还是要“偷偷地”有所保留。 徐的挚友凌叔华在1982年写的《谈徐志摩遗文——致陈从周的信》中提到了小提箱事件。“……在他死的前两年，在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地把一只小提箱提来交我保管……（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来不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后的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因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她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向我要求交出来）……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给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和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而联系到诗人在给陆的信中俯拾皆是的饱蘸深情的至诚话语，不解个中委曲的人们很难将二者统一起来。这只徐宁愿由朋友保管的小提箱无疑是诗人现实与情感世界冲突与妥协的象征物。 可以进一步断定，诗人执意陆北迁北平还另有原因。在灵与肉无法统一的无奈现实世界里，诗人只能在既定的婚姻里解决生理需求，并通过维持这种婚姻以应对社会对其所谓新式婚姻代表的种种拷问，从而获得社会的尊重和道德感的满足。徐深知与林走在一起已决不可能——如有可能，徐不会要求陆北上——对徐来说，林徽因永远是隔岸朦胧的风景，这或许正如陆小曼所说，是浪漫主义诗人恋爱对象最理想的位置：远远的，而永远不要变成现实——林徽因将深藏于诗人的灵腑，永作精神的慰藉。林与陆是诗人精神与现实世界的两极，二者既互相割裂，又相反相成，不可或缺，构成了诗人独特的情爱空间。如果诗人免于早殇，展现在其面前的生活图景大概就是如此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