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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幕后的“无名英雄”----夏文运 在人们的印象中，“皇军”翻译官都是为虎作伥的汉奸。而作为“皇军”高级翻译官的夏文运，却被抗日名将李宗仁誉为“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 曾任李宗仁秘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特意给大连市史志专家回信，深情而详细地回忆了夏文运为台儿庄大捷立下的鲜为人知的不朽功勋： 夏文运利用职务之便，将接触到的日军高层秘密报告给中国军队，与李宗仁单线联系。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多次受到日本军警、军统特务的追捕，后来还被上海军管会关押过，但每次他都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
夏文运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多次受到日本特工、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杀，1950年年初又被上海军管会逮捕，成为众矢之的？解放后，他被误定为在逃的“大汉奸”，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子女、亲友深受连累，有的人因而被迫害致死。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夏文运在抗战时期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渐渐地为更多人知晓…… 一棵读书“苗子”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新区七顶山街道人，1905年12月28日出生，满族。 夏家祖居大连金州城南的毛茔子，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喜欢。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夏大姑娘”像一棵读书“苗子”，以后就别让他学农活了，叫他好生读书。咱老夏家也该出一个识文断字的秀才。从此，夏文运背上小书包，进了学堂。 1925年，夏文运以第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津田校长爱怜他的才学，特意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他50日元（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
1929年，夏文运从广岛高等师范毕业后，又考上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但是，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并与郭沫若、刘大杰等有过密切交往。 1931年春，夏文运回国应聘为沈阳（时称盛京）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又再次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正式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 奉命“潜伏” “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迁往北平，借一校舍复课。1932年秋，并入已迁到北平的东北大学。因家务拖累，夏文运没有随冯庸大学前往北平，因此失业。 1932年春，在生活无着之际，经南金书院时的老师卢元善（1888—1959，时任伪满洲国军政部秘书长）介绍，夏文运担任了军政部秘书兼翻译，开始与关东军产生联系。不久，他接受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混得很熟。 1935年6月，他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之后，觉得夏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找机会开导他，唤醒他的爱国良知。一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怎么还甘心情愿地为敌人服务呢？”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拨得轰然作响，犹如失散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他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已经是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还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着“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做亡国奴。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夏某我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义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进行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汉，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5年和1936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大举侵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此种情报实全由何益之自和知将军处获得而供给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李宗仁说。 密报犹如及时雨 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只有61公里。台儿庄若丢失，则徐州不保。日军两个师团来势汹汹，台儿庄危在旦夕！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说，1938年1月底，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之际，夏文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立即调整军事部署，诱敌深入。南线日军进攻失利后，龟头紧缩，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又接到夏文运密报：阪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将计就计，在台儿庄地区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影响深远。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曾多次遭到追杀 1939年7月，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他洋洋得意，将松冈外相对汪精卫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向记者披露。 外国记者十分吃惊，问道：“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 为了让他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 于是，中外媒体都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主题，进行大肆报道，震惊世界。 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和知少将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又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
为了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立即偷逃到香港，躲了起来。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把书籍、服装翻了个底朝天。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圣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脱离汪伪组织，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报》上披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使汪派阵营内部一时大乱，这就是中国抗战期间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和知少将喜出望外，四处放风：高宗武本是重庆方面的间谍，他是泄漏机密的人，而并非夏文运。经过他与老同学、“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少将游说，终于取得谅解，夏文运才结束了潜逃生涯，安然返回上海。 同年12月，夏文运利用到日本东京参加庆祝日本开国2600年纪念大会之机，搜集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情报。回国后，他及时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递交了长达9600字的秘密报告。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来，盟军以战犯之名，逮捕了曾任日本侵略南亚、东南亚的南方军副总参谋长和中国宪兵队司令官等职务的和知少将，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被无罪释放。 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偶尔听说夏文运就在这里，喜出望外，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行期延误了一天，遭遇雷雨，命丧南京戴山。 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援救。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不是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夏文运因此获释，并成为李宗仁的智囊之一。 临死也未加入日本籍 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前往南京赴任，夏文运失去了“保护伞”，悄然离开北平，回到上海居住。 1949年11月20日，代总统李宗仁离开大陆飞抵香港，入太和医院治疗。12月5日，他偕夫人郭德洁等10余人，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包机飞赴美国，一去不复返。 夏文运彻底绝望，感到自己所做的情报工作有口难辩，与其受到冤屈，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他下定了偷渡日本的决心，并设法将豪宅私下变卖，兑换成黄金。事情泄露，他因倒卖黄金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一天早晨，他被警察科长叫到办公室接受调查，意外遇见了中共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 抗战时期，潘汉年的得力干将、地下党情报专家吴克坚被日本宪兵抓捕，受到严刑拷打，肋骨打断了。夏文运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曾到监狱里探视过他，并给他送饭送药，予以关照。 解放初期，两个人经常聚会。吴克坚曾问及他今后的去向，夏文运说：“我想到日本去。”吴克坚点头赞赏：“日本务必要去，希望能为我们多做些工作。”夏文运反问：“做些什么工作好呢？”吴克坚表示：“像您这样深刻了解日本的人，任何工作都可以胜任，例如剪贴搜集日本报纸，就有大用处嘛。”
那天，吴克坚亮出证件，问明警察科长抓捕夏文运的理由，然后严肃地指出：“夏先生将要到日本去，你应该立即释放他。” 当晚，夏文运获得自由。处理完家务事后，他途经香港，只身登上一艘澳大利亚的货轮，重新踏上日本国土。后来，他由日本政要岸信介担保，获得了在日本的居住权，并受好友十河信二的邀请，担任过日本国铁嘱托（编外雇员）。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日期间，特意看望了他。 夏文运退休后，在东京经营过一家中华料理店。生前，他曾多次表示过要回祖国探亲的愿望，可是，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没有如愿。 1970年11月3日，夏文运患脑出血在东京逝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寺庙）；为了保持自己的中国心，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1971年春，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总理邀请十河先生访华时，曾拟由夏文运陪同。可是夏文运已经作古，十河先生也是80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体弱多病，最终未能成行。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夏文运不为名利、不畏生死，专门为李宗仁等爱国将领提供了许多抗日绝密情报，由于情况特殊，生前他三缄其口。到了日本，很多情况也不便于公开，因此，他的贡献鲜为人知，受到很多误解，被家乡政府视为在逃的“大汉奸”，“文革”中，众多亲友受到连累，胞弟夏文玉和一个叔伯弟弟在“夏家大院”中遭迫害致死。 个人的情感生活并不圆满 夏文运曾长期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居住、任职，回乡稀少，每次返乡，总要以重金馈赠当年帮助过自己的亲友。他讲情重义，乡亲们千里迢迢地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妥善安排食宿，用家乡话与他们叙家常，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堡人。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 1955年12月，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据说，有一次夏文运身患重病，是佐佐木一口水一口饭地把他救活。婚后，没有子女，后两人和平分手，但仍保持朋友关系。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有文化，漂亮而善持家，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还染上了鸦片烟瘾。1946年，他蹲监狱期间，陈夫人与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军官好了起来。出狱后，她主动提出离婚，使夏文运十分尴尬。 四夫人藤田智荣，是日本一所医院的护士。1955年，夏文运穷困潦倒，百病缠身，因糖尿病发作而住院，与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相识、相爱。同年年底，两个人在一间只有4个半榻榻米大小（每个榻榻米约1.5平方米）的陋室内结婚。后来，育有一儿一女。 夏文运已逝世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经过多年发掘，他的事迹逐渐浮出水面，其眷眷爱国之心得到了世人的认可，英名被列入大连市史志办编纂的《大连人物志》，还被金州区命名为历史文化名人；2011年3月，夏文运故居（即夏家大院）也被列入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预保护名单，有关方面正在依法进行保护和管理。(大连史志专家文古先生为本文提供重要资料) 本栏目由搜狐大连站与大连出版社联合推出，在此，对大连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明辉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对协助本栏目完成的出版社相关人员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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