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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四)

 busang 2013-11-21
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初,家里有了第一台电唱机。爸爸用来听英语的。当时流行的是跟我学,灵格风一类的英式英语。后来又添了很多的音乐唱片。有各种颜色的半透明的软胶盘,也有很厚的黑颜色不透明的塑胶的。最初主要是一些民乐,和亚非拉的民歌,后来更有了电影音乐,流行歌曲,到交响乐。我的音乐启蒙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几年后家里又添了一台SONY单卡录放机。当时开始流行港台歌曲。但好多磁带都是朋友间相互翻录的。双卡机很少。质量差一点的是两台录音机喇叭对在一起,一放一录。好一点的使用内录先把两台机器连起来。还一个渠道就是听短波的澳洲广播电台的听众点播。都是最热门的好听的歌曲。邓丽君,凤飞飞等。当时就好奇爸爸怎么会知道这些。心里还一度怀疑他会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家里不会有电台吧。

爸爸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百科全书。无所不知且具有权威性。历史地理天文唐诗宋词,他那里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妈妈有时开玩笑讲爸爸当初就是用唐诗三百首把她骗来的。约会时拿着本三百首,逐段讲解。借古人无限的诗意终于骗得美人归。实际上我最惊奇的还是他对新事物的惊人的接受能力。有录音机后,爸爸出差回来的包里录音带开始多了起来。从最初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 京剧越剧,到后来的西方交响乐,流行音乐,对当时居于偏远地区一偶的我来说无疑是开起了一道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邓丽君,卡彭特,巴巴拉.史翠山,麦克尔.杰克逊,到贝托芬,舒曼,肖邦。不过我们俩人最喜欢的还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他居然有好几个版本。俞丽拿,盛中国,吕思清,西琦丛子,每一位演奏家都有不同的感悟因此演奏起来有不同的味道。

八十年代的中后期,因工作爸爸随团去了美国和西欧几次。带回来了很多照片,实物,和感想。家里有关美国和西欧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但对我来说,如同当时看电影《未来世界》一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那是别人的世界。并没有想到那会与我有什么关联。直到我大学毕业前一年在北京实习,碰巧爸爸也出差到北京。一天他带我去北京西苑饭店去见一美籍华人。当时是一家美国软件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走前美籍华人请我和爸爸在西苑饭店吃了一顿饭。这是我这个来自边远城市的土包第一次在涉外饭店里吃饭。 金碧辉煌的大厅,吃饭两旁站里服伺的美女。席间美籍华人讲说看见我和爸爸之间的沟通不像是一般大陆人家的两代人,倒像是美国的父与子,多一番平等和友爱。问到我有没有打算到美国留学的事。又聊了出外学习的好处。一时间我好像看到了在另一个世界的我。美国似乎开始离我近了。

九十年代

于是九十年代中我拿到了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签证。这个时候爸爸已退休在家。头发半白,像个老头了。说实在的,当时限于东北的信息环境,去美国怎么住,学什么课程,如何生活都是一串串的疑问。一直以来都是妈妈不情愿我走。甚至她还埋怨爸爸不该把我往这条路上引。国内过得好好的,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一下子去那么远,又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事连个照应都没有。但爸爸对我出国一事一直是相当支持。甚至可以讲留学是他在后边推动而我来实施的。他当然是乐观其成。临走前,全家一起到公园玩了一天。照了很多相。那些天,爸爸一直很高兴。还把他在美国的几个同学朋友的电话号码给我炒到一个小本上, 以备一时之需。不过越是临近走的日子,他的话好像是越来越少了。离开家的那天,姐夫走近我低声说“爸好像一天没怎么讲话,怕是舍不得你了”。我轻轻走进他的房间。他半躺在床上。头靠着墙。眼睛闭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是睡觉。但我知道他没有睡,因为他的手指在不时的动。这种割舍的痛在八年后当我要将女儿送去北京由爷爷奶奶暂时照看时才深有体悟。

九九年我毕业找到了工作并顺利的把爸妈接到纽约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为此我搬家到了有众多华人居住的法拉盛。租了两室一厅。又置齐了家具。开着刚买的二手车,欢欢喜喜地去机场把他们接了回来。

那一年应该是他们多次来美国中最充实的一年。单身的我了无牵挂,带着他们几乎走遍了美国东西两岸。爸爸本来就是喜欢到处走动的人。有些地方又是故地重游。每到一处,他总是先收集当地的地图和人文介绍,明天走什么路线,沿途周围都有什么,晚上在旅馆现研究个透。那时爸爸已近古稀了。但玩起来,体力精力绝不输于年青人,甚至比我还多一份童心。在洛杉矶的环球影城,有一活动是乘飞船在宇宙中航行,当然是要历经风险。座下的飞船是会动的,配上声光乐和上四周不断快速变化的环境,体验如同身临其境。因爸爸坚持要上,我们把妈妈留在出口等我们。十几分钟出来时我已手脚冰凉。爸爸则是脸色煞白,一下坐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走了。害得我跑到很远买了四根冰淇淋才算把他救了回来。我还没忘给他当时的光辉形象照了张相以留作纪念。在以后的行程中老顽童再也不做冒险的事了。

虽然以前曾两次来美国,但都是公务,走马观花,来去匆匆。这次是真正体验老百姓的日子。一方面是感慨美国优美的环境,完善的设施,发达的交通,和优良的服务。另一番面则是充分感觉到了荷包的压力。当时的中国物价并不是很高但收入也同样是低水平。来到美国发现买东西样样还要加税,然后再习惯性地乘以一个八。折成人民币就是天价了。为了尽量减轻我的负担,于是爸爸妈妈就开始想办法赚钱了。先是在报纸上找到在家做手工的。对方送来绸布条和夹子,并作简单培训。爸妈然后开始按培训的把绸条做成绸花,再用胶枪把夹子粘上去。对方再在约定的时间来取货。手工价格按发夹的复杂程度每个几分到几角不等。于是我们家就成了加工厂。两人戴上老花镜,一个做花,一个粘夹子。我也曾劝过他们没必要这么辛苦。家里也不缺这个钱。但他们执意要做。说有活做也省得寂寞。当然没多久就做不下去了。因为实在也是太辛苦了。

应该说爸爸对美国的适应力是很强的。他也很喜欢这里。基本上他没有什么语言障碍。和美国人做一般的英文交流一点问题也没有。再加上他脑子里有关美国的知识恐怕一般美国人都丰富,即使与美国人在一起也总有的可聊的话题。另外强烈的好奇心使他更渴望更乐于了解美国社会。有一段时间他甚至于比我还忙。参加教会和图书馆举办的各种英文补习班,或者由图书馆安排的与美国老头老太太一对一的聊天。补英文是次要的,主要是他想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在班里他往往是老师的助教和同学学习的好帮手。因此也结识了各族裔的好多朋友。常常是我下了班回家发现他留在桌上的字条,“菜已切好,我去上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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