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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却一切的人 译者：princeegypt2013-11-16 18:36:29挑错 | 查看译者版本 | 收藏本文
 在电影《土拨鼠日》（又名《偷天情缘》）中，天气预报员菲尔·康纳（Phil Connors）发现自已在重复地过着同一天。这有好处，因为他有无数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他可以学法语、学冰雕、学爵士钢琴，还可以把自已变成漂亮的女同事丽塔心中的完美情人。但这也是一种折磨，因为菲尔极度孤单，他是土拨鼠镇（宾夕法尼亚州小镇旁苏托尼）唯一知道时间出了问题的人。镇上的其他人似乎对于这种时间的重复毫无察觉。对丽塔而言暂新的一天，只是菲尔同一日的再现。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在菲尔的世界里，两人之间曾发生过的一切在丽塔那里都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们于对方性格的了解也截然不同——菲尔非常了解丽塔，而丽塔却不了解菲尔，因为菲尔已经在不断重复的一天中无数次地认识丽塔，而丽塔才在今天刚刚遇见菲尔。时间、现实、对他人的认识，皆借助记忆储存下来，但菲尔和丽塔的记忆运行方式却不同，在菲尔看来，丽塔和镇上的其它人都患上了失忆症。 失忆症有很多种。在电影中常出现的是“逆行性遗忘”，这个类型的患者无法记起部分或全部大脑内已储存的信息——我是谁？这个女人为什么自称是我的妻子？——但他们能够记住患病后发生的一切。电影中不常出现的是“顺行性遗忘”。对于这个类型的患者，他们过去的记忆还基本上保存完整，但他们无法存储新的记忆；他们每天见到的所有人都仿佛是头一回遇见。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逆行性遗忘和顺行性遗忘会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也就是所谓的“暂时性完全失忆症”。还好，这种情况通常是暂时的。不同的失忆症在持续期、范围、诱因上往往不同。常见诱因包括脑部受伤、中风、肿瘤、癫痫、电惊厥疗法，心理创伤。另外，药物及酒精使用、营养不良及化疗也可能起一定作用。 现代医学对于失忆症患者的治疗方法十分有限。如果患者有脑部出血或淤血，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失忆症可以治疗。在某些情况下，职业疗法和认知疗法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通常，对失忆症患者来说，或者症状最终消失，或者患者尽已所能学会适应这种有失忆症伴随的生活——除非学习的概念本身和生命的意义都几乎丧失。少数这种情况的患者会从治疗体系中脱离出来，并作为明星成员在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中重新出现。 * * * 再没有人比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Henry Gustav Molaison）这颗明星更闪耀的了。直到2008年莫莱森去世，他患失忆症共达五十多年之久，而人们所熟知的只是他的代号——H.M.。现在，关于他的一本书《永久现在时》已经出版。本书的作者苏珊娜·科林（Suzanne Corkin）是与莫莱森最亲近的神经学家。莫莱森于1926年出生于康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d）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其童年时光大概很幸福，但大约10岁时，他开始出现癫痫，这应该是由一次自行车事故导致的脑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之后，其癫痫发作地愈发厉害，到了14、5岁时，他会口吐白沫、咬自已的舌头，且其四肢会频繁地抽搐。上高中时，同学们都笑话他、鄙视他，而莫莱森对此的反应也很明显，那就是其外表显得冷漠，性格越来越内向。他喜欢听收音机上播送的索萨游行（Sousa marches,译注：唱片名）和阿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的节目，还喜欢收集枪支，和父亲一起去练习射击。在当时，优生理论还很盛行，因此，据说莫莱森的医生告诉他考虑到后代可能出现畸形，他不应有性生活。 毕业以后，莫莱森从事了很多年的简单机械工作，但即便他服用多种抗癫痫药物，而且都是最大剂量的，他仍然基本不能胜任自主性很强的工作和进行人际交往。1950年初，当地一名很有名气的神经外科医生威廉姆·比彻·史高维尔科（William Beecher Scoville）担心莫莱森的服药剂量可能正趋向一个危险的程度，于是，他打算用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控制其病情的发作。史高维尔科医生曾经做过30例部分额叶切断手术。然而，具体到莫莱森的情况，应如何进行手术，史高维尔科医生后来这样说，“坦率地讲，这是一次试验性的手术”，具体手术方案是锁定导致莫莱森癫痫发作的脑部区域并将它们切除。1953年8月25日，史高维尔科医生用一副最普通的应急手钻在莫莱森的头颅上打了两个孔，这两个孔十分靠近两眼上方。莫莱森只用了局部麻醉，因为这样，在其脑部不同区域受到刺激时，他就可以清醒地说出自已的感受。史高维尔科医生用软膏刀掀开莫莱森的大脑额叶，并深入到其大脑的中心区域。接着，他用银管吸出了位于大脑两侧的拳头大小的内侧颞叶。手术中涉及的组织包括：海马形状的海马体的大部分区域、海马旁回、海马旁回钩、前颞皮层及杏仁状的扁桃体。 这次手术有效减轻了莫莱森发病的程度和频率，但也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史高维尔科医生和其同事说，“莫莱森找不到去卫生间的路了。他似乎对平时在医院里进行的活动都记不起来了。”根据测试结果，莫莱森的智力很正常，基本性格也没变，他仍能记得很多过去发生过的事儿，但却无法形成新的记忆了。他能记得怎么回到曾与父母同住的旧居，但对于手术前10个月时搬入的新家该怎么回去，他不记得了。他可以使用割草机，然而往往第二天就不知道怎么用了。他日复一日地读着同一本杂志，每次都好像第一次接触。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H.M.成了一个最典型的顺行性遗忘症的患者。 史高维尔科医生称这次手术是“一次无比遗憾地失误”，并警告同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然而，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却因此受益匪浅。如果最初的手术目标是找出大脑中记忆的存储区，那也就不会有这个完美的、对科学产生巨大贡献的手术方案了。那么，这次脑部手术的医疗事故也不会发生，莫莱森大脑中负责存储记忆的区域也就不会受损。莫莱森让科学家们有机会了解人体大脑中不同区域的各种认知功能，认识到记忆可被分为不同类型以及它们在大脑中对应的不同编码。 莫莱森不能再形成“情景性记忆”（对日常生活中具体事情的记忆）和“语义性记忆”（对世界的基本认识，包括生词的含义）了。这二者共同构成了认知心理学中的“陈述性记忆”——这种能力让你在有意识时可以想起过去的经历和学到的知识。多年后，研究者将在莫莱森身上发生的现象与其它试验结果联系在一起，便得出了一个神经科学领域的重大结论：形成新记忆的区域位于海马体部分，而莫莱森脑中大部分海马体都被史高维尔科医生从两侧移除了。 在一段时间里，莫莱森为一家位于哈特福特的残障之家工作。他的工作包括将气球分装到小袋子里，当袋中装进一定的数目后，可以停息片刻。然而，莫莱森不能记住这个数目是多少。如果让莫莱森去取个工具，他总是还没到储存室就忘记要来拿什么了，于是后来，他的老板就常常给他一张图片。个人卫生事宜就同样需要记忆的帮助，莫莱森的一个护工就常常在莫莱森的房间里贴很多纸条，提醒他记得抬起马桶盖。莫莱森记不得自已什么时间吃过饭，肚子发出的信号往往不足以说明自已是饥是饱。莫莱森常常跟同一个人反复讲同一个故事，全然不知已经讲过了。对亲人的过世，莫莱森也常常记不起，因此，每次提起过世了的亲人，他都像第一次听闻噩耗一般。莫莱森也记不得父母的状况，于是他就在钱包里夹张纸条，写上父亲已故，母亲在养老院。没有了这张纸条，他发现自已很难想起父母在哪儿、是否已故。 如果你问莫莱森一个问题，他会把这个问题想上一想才回答。在他吃法式吐司时，他能记得嘴里刚刚吃的那口，也能从各种迹象中判断出自已已经吃了一会儿了。莫莱森的这种尚未丧失的能力说明了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区分的初级记忆和次级记忆之间的区别。初级记忆，又称工作记忆，它显然不依赖史高维尔科医生移除的那部分工作。工作记忆，主要负责当下发生的以及詹姆斯所说的“刚刚过去的”事情。然而，过去的事情往往是一个时间段而非时间点。对于当下和刚刚的几秒钟内发生的事情，大脑不会储存，人们不需要有意搜索便可想起。超出这几秒的范围，我们就必须有意识地回忆了。莫莱森的工作记忆时段是30-60秒——这与常人无异——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正常地吃饭、读报、玩填字游戏和与人交谈。但在工作记忆阶段发生的事情不会储存下来，莫莱森的过去没有为他的未来留下任何可以追忆的线索。 可以说，莫莱森有学习的能力，尽管，说莫莱森可以学懂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对知识可能并没有充分的理解。然而，莫莱森学到的那些知识也许能够说明，语义学习能力与史高维尔科医生未切除的那部分所具有的功能相关。莫莱森似乎会时不时地学到一点儿新鲜事物，比如：他知道有叫隐形眼镜的东西，知道有个名人叫小野洋子，虽然他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日本一个重要的人”）。随着年纪的增长，他学会了用助步车；时间长了，他也可以在已经熟悉了的新环境里溜达，他的脑子里甚至有一张它们的地图。他也许不能回答像“你在什么地方？”这样的问题，但他会注意到那里的角落和尖锐的边边角角。 1945年，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区分了两种概念，即：“知道怎么做”（涉及程序性的知识，如：怎么骑自行车）和“知道是什么”（如学会、记住并能重新想起怎么骑车的能力）。与此相关的一个试验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在一个装置内，莫莱森只能看到自已的手和五角星形状的镜像，而他需要反复地画出五角星的形状。每一次进行这项测试，莫莱森都以为自己是第一次进行，然而随着重复次数的增加，他的准确程度明显上升了。他说：“这很奇怪，我以为这会很难。但似乎我的表现还不错。”对于莫莱森在画星星测试中表现的提高，现代心理学认为，这属于非陈述性记忆范畴：莫莱森仍有（通过练习）掌握肌肉神经类技能的能力，因此，科学家确定这种能力不受海马体及其附近区域控制，而一定蕴含在大脑的其它什么位置。对莫莱森而言，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也许不算什么，但它却让研究者明白了记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与其相关的各种能力也并不位于大脑中的同一个区域。 神经科学家称莫莱森“毫无疑问是神经心理学家研究过的最重要的患者”、其大脑是“改变一切的大脑”、“世界上最著名的大脑”。神经科学中的主要成就都是建立在对莫莱森本人身体状况或其实验结果的研究上。而在这些贡献中最重大的部分都是由苏珊娜?科林医生参与完成的。 科林医生写道，莫莱森是 “数年中的我生活的组成部分”，准确地说，是46年。1961年，作为麦吉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她加入到史高维尔科医生的一名同事的实验室，次年，便遇见了莫莱森。几年后，科林转到了麻省理工大学并成立了自己的神经科学实验室，逐渐与莫莱森建立起了科学研究方面及法律层面上的关系，而这在科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科林写道，麻省理工大学的临床研究中心成了莫莱森的“第二个家”，对莫莱森的大脑和行为感兴趣的研究者成了他的“家人”。从1966年到2000年，莫莱森到科林实验室共进行过55次测试或病情观察，有时一次就在麻省理工大学呆上几周。另一位作家写道，这些访问成了莫莱森“生命中最显著的特征”。最后，莫莱森变成了科林的法律责任（译注：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当莫莱森搬入医院的长期监护室时，其在医院的信息表格中，“唯一相关的亲属、朋友和联系人”都是科林。 70年代末，科林医生开始对莫莱森的探视人群进行限制，依据法律她有权这么做。源源不断地有研究者不惜一切代价想见上莫莱森一面，但科林要求任何希望对莫莱森进行研究的科学家都必须“首先到我的实验室来，并在实验室的周例会上介绍自己的研究预案。”在50年间，大约有100位科学家对莫莱森进行过研究，也有不少人被拒之门外。科学新闻记者飞利浦?希尔茨(Philip Hilts)费了很大劲儿终于说服科林，见到了莫莱森，他感人至深的著作《记忆的幽灵》（1995）是第一部向公众介绍莫莱森的作品。依照规定，莫莱森病房的工作人员不得对外透露有关莫莱森的情况，对于莫莱森的存在，他们往往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临近去世时，莫莱森已经有痴呆的症状，于是，科林医生就为他安排好了其身后的脑部捐献事宜，她认为这是莫莱森对科学所做的“持久的贡献的完美终曲”。科林医生起草了一系列关于处理莫莱森后事的细目，都附在了莫莱森所在医院的信息表上。科林要求，如果莫莱森表现出任何不详的预兆，必须立刻通知她。 《永久现在式》一书介绍了从对莫莱森大脑的研究中得出的若干结论，这包括：在正常情况下，人类的大脑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并存储记忆。科林写道，“研究亨利如何忘记，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如何记忆。”她一般不愿谈及涉及存在性的问题，然而，书中有一章的题目是“亨利的感情生活”，她认为莫莱森的确有一次这方面的经历。莫莱森想不起来自己正逐渐衰老这件事，但很遗憾，我们大多数人通常记得这个事实。一位为莫莱森做检查的精神病医生称，“他不考虑死亡问题。”莫莱森能够看出镜中自己变老的脸孔，但他却不会因此想到自已的身体和大脑也在衰老。一次，莫莱森照镜子，护士问他，“你觉得自己的样子怎么样？”他回答道，“我不是个孩子了。”莫莱森50多岁时，科林向他询问其年龄，他回答说，“30多岁。”之后科林拿来一面镜子给他，再次问他的年龄时，莫莱森回答，“也许40多了吧。”莫莱森逐渐衰老的身体必然会映射出岁月的流逝，然而，就如同道林?格雷的画像一般，在莫莱森眼中看到的镜像里，岁月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几乎所有人对莫莱森而言都是陌生人，所有的人际交往都类似于短暂的碰面——转瞬即逝，没有过去，也决不会有未来。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状况很可能会引起那种突然出现的恐惧感——我房里的这个陌生人是谁？我在哪儿？——但莫莱森却采取了一种友好的态度，总希望迎合别人，“就好像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所有见过莫莱森的科学家都会说他平易近人，甚至很幽默。除了极个别时候的狂怒，他的情绪总显得平静而温和。残障之家的老板说莫莱森具有“典型的绅士风度”，他甚至都没有“盯着女孩看过”。每次问到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时，莫莱森总是回答说，医生建议他不应有性生活。一位科林医生带过来的精神科医生打算对此问题探个究竟。他问莫莱森是否知道什么是erection（译注：erection，有阴茎勃起之意，又有建筑物之意），莫莱森回答‘一栋建筑物’。这位医生于是换了种说法又问，什么是hard—on（译注：勃起的另一种说法）？莫莱森没有笑，没有皱眉，也没有任何面部表情，而他的回答却证明他完全明白提问者的意思。他说，“一个男人做到了，就在腰带下面。” 莫莱森重复讲着他的笑话，对于他的护工也同样如此，因为可以想象如果笑话讲完时没有人笑，气氛会有多么冷。鉴于莫莱森喜欢玩填字游戏，科林医生有一次就对莫莱森说，“你是世界上的谜语之王。”莫莱森的回答是，“我令人十分困惑”。对于自己参加的康复性测试，莫莱森有一次对麻省实验室的科学家竟说出这样一句俏皮话，“我觉得这很有趣儿——人们生活，学习。而现在，我只负责生活；你们负责学习。” 然而，尽管莫莱森表面上显得友好而随和，但实际上生活对他而言并不那么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懂得，其他人能够形成记忆而他却不能。他还发现，对于那些反反复复的日常活动，别人能够从过往的记忆中找到处理它们的“正确方法”，而他也不能。普通人的许多自然而然的行为，在莫莱森这里，却必须刻意为之，因此，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正在和自已争论这个问题”。他也常常很担忧：“现在我在想，我有没有做错事儿或说错话呢？你看，现在一切对我而言都挺明白的，但刚才呢？那才是我担心的。” 尽管莫莱森不能再形成新的记忆了，然而他的那些仅有的记忆却可以更好地被保存和纪念。如今已经有几部关于莫莱森的剧作品了。最近，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计划从科林医生的视角拍摄一部关于莫莱森的影片。（《综艺周刊》的报导称，当问影片制作人斯科特·鲁丁(Scott Rudin)为什么不从莫莱森的视角拍摄影片时，他回答：“哟，那样做太超现实了！”）从某种程度说，莫莱森也有许多记忆，只是他不能想起它们了，因此，也就不能拥有它们。随着莫莱森亲戚的相继离世，科林医生便成为他的“唯一监护人”，现在，她“比任何活着的人都更了解莫莱森”，更不必与莫莱森本人对自己的了解比较了。多年来，科林医生一直保存着关于莫莱森的病例记录、心理测试结果和脑部扫描图。如今，莫莱森的亲戚会将有关他的回忆写下来，作为礼物寄给科林。这些记忆片段帮助科林医生重建了莫莱森在手术之前的生活经历，而莫莱森本人已经不记得这些了；50多年来，科学家们对莫莱森展开的孜孜不倦的实验和观察成为了其人生记忆的外化，尽管这段时光确是莫莱森亲身经历的，但他本人却不知道（记得）他曾经历过。 * * *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苏格拉底讲述了埃及书写由来的故事。一天，休思神(Theuth)告诉上埃及地区的国王泰姆斯(Thamus)一种神奇的新技艺，这种技艺可以通过标记符号记录思想。泰姆斯听后却很担忧，他害怕人们“会太信赖这种书写符号而忘却了自己。”： 您发现的这种技艺，不会帮助人们记忆，而只是帮助他们回忆。您教授于信徒们的不是真相，而只是真相的近似物；您的信徒们会听闻各种知识，却什么也学不到；他们似乎无所不知，却又几乎一无所知。 泰姆斯说的没错。我们常常并不在乎我们每天听过的信息是否真的听进去了，是否记在纸上了。我们依靠合伙人、同事和朋友提醒我们自已的职责；我们把便利贴贴在电脑上、冰箱上，提醒我们买牛奶、修理汽车；我们的手机也会用铃声提醒我们约会的信息，还会为我们储存下各种电话号码。我们头脑中越来越多的记忆都被外化到这个纷繁的世界中去了。从这个角度而言，莫莱森所代表的仅是我们记忆常态中的一种病理性极端：所有莫莱森的陈述性记忆在手术后都被外化了，而我们只有部分的陈述性记忆是这样。 在经典世界中，古代先哲认为“记忆的艺术”是神圣的、伟大的艺术。他们会在著名的建筑中的不同区域存放那些精心构思过的演讲稿。在启蒙运动时期也曾广泛使用过类似的方法。其实，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人在上学时还要大量背诵知识——诗歌、皇室年表、拉丁语变格。尽管这种死记硬背的方式并没有消亡，但如今，点击一下鼠标，就能查到金雀花王朝王室的所有姓名、年代，我们也就越来越没必要去记它们了。记忆力技能的培养也就逐渐成了一种新奇的玩意儿，正如约书亚·弗尔在《跟爱因斯坦在月球漫步》一书中所探讨的那样。本书介绍了全美记忆挑战赛的训练工作。 尽管如今在记忆与存储方面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然而那却只是量变而非质变。在现代社会中，为了跟上这个信息时代的世界（历史学家安·布莱尔认为，“需要了解的信息已然太多了”）人们会在本子上摘抄下有用的句子，或在书里夹上纸条、留下批注。莫莱森和其护工也时常会用小纸条充当记忆的“假体”。2000年上映的黑色电影《记忆碎片》的创作灵感便源于莫莱森的故事。在影片中，患上顺行性失忆症的侦探希望通过字条、纹身和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片将其记忆外化。 个人量化运动鼓励人们效仿硅谷的理想家们，建立自己的电子化档案，将各种个人信息都记录下来，如：吃过的食物，可测定的所有体征信息。这些人是“自己人生的记录者”，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和随身携带的录音笔会记录下所有见闻。这才是完整的信息——它们不会因脑中记忆的混乱而被过滤、遗漏或扭曲。像谷歌智能眼镜(Google Glass)这样的佩戴式计算机就向我们展示了个人档案存储技术所潜藏的更加强大的未来。在未来，我们会如同神祇一般，对自己的所有信息一清二楚。技术终将消除遗忘，完好如初的记忆将永远被储存在云端，随时供我们查取。余下的问题就是“搜索”了（这其实也算不上什么问题）：我们只消记得我们要找什么，掌握一些基本的搜索技能，再把搜索链接放到提示信息里，就大功告成了。 * * * 2008年11月，当莫莱森临终之际，科林医生开始忙碌起来：在从其体内取出前，莫莱森的大脑需要进行冷却和扫描，接着迅速从颅骨中取出，之后再用飞机运往圣地亚哥进行精确地切割与保存。科林写道，莫莱森“已经渐渐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很特别的位置”，但还有影响重大的科学工作等待着我。“一直以来，我对于亨利的兴趣都主要是学术层面上的；不然怎么解释我为什么站在麻省实验室地下室的凳子上，平常而专注地看着专家们将莫莱森的大脑从颅骨中取出？我的角色是研究者，这点我一直都没忘记。”紧凑的时间安排也不容我伤感或思量。 莫莱森的大脑被安置在小冰盒中，一个电影摄制组也随同科林医生及另一位圣地亚哥的神经学家一同前往洛根国际机场。她在书中写道，“走过机场时，我们感觉就像明星一样。”科林一行人一同参演了“摄像机前的正式交接仪式，”而莫莱森的大脑也被运上了飞机。科林写道，“看着莫莱森的大脑离开，我感觉十分难过。”“这是我最后一次向他道别了。”现在，轮到莫莱森的大脑成为明星般的焦点了。它被浸泡在冷冻的明胶中，仔细地切割为2401片70微米厚的薄皮，每一片都像“浅红色的意式熏火腿”一样卷曲着。整个操作过程都由网络直播，有上百万人实时观看。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大脑观察实验室的网站上也可观看这段录像资料。如今，莫莱森大脑的每一个切片都被存放在载玻片中，其电子图像的数据有一个太字节之大。在未来，这些电子图像还会被拼接在一起，为今后脑部研究提供“如Google地球一般的搜索引擎”。如果不是已然，莫莱森的大脑，将迅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大脑，一个对那个忘却一切之人的永久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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