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水浒》悟管理

   

 

（原）看《水浒》悟管理

 

（作者：杨益华 本文原载于《中国投资·企业导刊》杂志2011年10月刊P76-77）

 

一位老板谈及自己企业为何由盛到衰的原因时，认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没问题，就是企业管理体系和规章制度不完善而已。这位老板的看法颇能代表着很多投资者的看法，他们至今没有搞懂企业文化、企业组织体系与规章制度这三者之间的关联。

中国古代商业活动从规模与数量上讲，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为什么中国出不来企业家呢？中国古代的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得以大发展？一部《水浒》可以说作了最好的诠释：因为集市贸易要想上升到市场经济，关键在于组织的强大与制度对利益的保证，而建立强大的组织与制度，背后是组织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以及制度对个人利益的尊重。正是在这一点上，《水浒》形象地刻画了中国组织文化与制度的基本，那就是“兄弟情义”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文化，如今很多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实际就是江湖文化。

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能够聚在一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义”。从七位好汉劫了“生辰纲”上梁山开始的晁盖时代，讲究的就是“聚义”，强调的是“兄弟之义”。在这里，“义”其实是一种“准血缘关系”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方式有时甚至超过血缘关系，《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三结义”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所谓“聚义”，讲的就是大家以兄弟相称，组织中的“大哥”便是领导，然后以“兄弟的大哥就是我的大哥”的逻辑，来依次实现组织管理的权利分配。

宋江上山是水泊梁山的第二阶段，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兄弟结义”上升到对接“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忠”，其实就已经让梁山文化招安了，后来真正离开水泊进入官军之列，不过是这种文化的具体实现而已。因为“聚义”是一种“不分好坏，只分情义”的组织合作形式，但“忠义”则就不同了，“忠”往往与“君”联系在一起的，“义”是前面加上了“忠”，就表明了民间草根的兄弟之义，要上升到官方“替天行道”的“社会之义”。

应当说，强调“快乐吃喝的兄弟聚义”对草根阶层足够，但要想招纳一些在社会上有足够名誉与地位的“体制内好汉”，，没有“替天行道”的“忠”是不行的，所以宋江招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追求，而是一百单八将中“离开体制内”的那些失意者，要重回主流社会的追求，而没有这种追求，梁山短时期之内要招纳那么多人是不可能的。

宋江应当说是这两个阵营中间的核心人物，也是这两种“义”的平衡者。“仗义疏财及时雨”的名号，清晰地表明了中国社会组织凝聚的文化传统，那就是要想成为大型组织，最重要的是“人心”，而人心中，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财富分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反过来，那些受过帮助的人，不仅未来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要传播这些仗义疏财的义举，从而形成一个鼓励帮助弱者，打击欺压弱者的江湖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县城的押司宋江，居然能够在江湖拥有如此巨大的“品牌号召力”的原因。一部《水浒》，讲清了中国民营企业创建与发展组织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情义文化”。

现在我们来看水泊梁山的制度体系。梁山也是有制度的，有专门的人与专门的“军法”，还有带**性的“军令状”，但这一切都有个前提，那就是制度服从于“义”和“忠”。作为政府官员的宋江放跑晁盖等人，反而赢得一片喝彩，便是江湖文化中“制度与情义”孰轻孰重的最好说明，这种草根文化深深滴渗透于每个角落，甚至宋江犯罪发配，都没有人愿意执行，弄得宋江只有自己发配。

西方有位社会学大师叫韦伯，写了一本书《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心意思是说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清教有关，正是清教某种“节俭而禁欲”，视赚钱为弘扬上帝光芒的精神，使得小打小闹的商业活动上升到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了西方国家发展的“突破”。

按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制度是减少经济活动中交易费用的一种手段，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适应更高级、更复杂的经济活动的产物。那么，在我国民营企业管理中为什么建立不起来现代管理制度？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另一种减少交易费用的手段，那就是准血缘的兄弟结义体系。

大家都是兄弟、凭心交易，论功行赏，这样的江湖文化的好处是简单与高效，但最大的问题就是由此产生了所谓的“熟人文化”与“生人文化”。

也就是说，水浒式的江湖文化其实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这就是江湖文化的特色，对生人讲制度，但对兄弟队圈子中的熟人就要讲情义了。“兄弟之间”谈钱，那是不见外了吗？这是一方面，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万一真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办？解决的方法是“能人政治”，人们需要一个懂的江湖潜规则的“及时雨”来解决江湖纷争，而老大解决问题的方式也非常简单，那就是“义字当头”，只不过这种“义”是局限于兄弟范围的，为了兄弟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以情感与道德替代规则，到**结束，一部《水浒》也讲清了中国民营企业组织与制度深化的逻辑主线。

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常看到供奉着的关公像，在一片现代化的设备包围中，红烛黄香的关公供奉台很是不协调，但这就是中国不少民营企业家凝聚人心与管理组织的内心写照。在相当多的企业家心中，最好的组织方式仍然是“义”，最好的制度设计仍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组织与制度设计在企业创业初期与成长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以至于“中国式管理” 呼声此起彼落。

但现代企业制度毕竟是建立在另外一种逻辑上，那就是尊重人格独立与个人利益，并以此为基础来设计组织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并不是业绩，而在于企业家本身，如果企业家不能够超越水浒式的江湖义气去学习与拥抱现代商业文明，那未来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市场经济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赚钱的交易体系，更是一种关于个人价值与组织合作的交易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才刚刚开始而衡量这一建设的时间周期是五十年，一百年，而不是短短的三十年。

宋江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以用石碣天书的形式“证明”自己绑架“人才”的合理性，现代管理中当然没有人会相信这一套，那么我们就不能单方面按照企业的意愿采用设局的方式纠集“人才”，很多老板天天喊招不到“人才”。根本性原因是这些老板将员工的利益强行绑架在企业的战车上，自己坐吃人口红利。当然，民营企业也会以正常的招聘形式出现，利益诱惑，允诺同样可以瓦解人们的意志，管理者通过测试忠诚、狼性、忽悠技巧为基础挑选目标人才，显然经过了周密的设计，目的在于使职业经理人上套。

从管理中潜规则盛行来看，我们不能像宋江那样出尔反尔，对潜规则实施投降主义路线。在有法不依的情况下，难免会出现监管乱象，潜规则就会取而代之。这同时是对管理者行使经营管理自主权质量的考验，需要增强自我约束力。

尽管宋江通过李师师走皇上后门，沾了潜规则的光而被招安，还是难逃在潜规则中丧生的命运。

历史告诉我们不能对潜规则抱有幻想，要坚持正当管理。既然潜规则对于“誓书铁卷”之类，根本不当回事，维护正当的权利就应当彻底与潜规则划清界限，并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在对潜规则的迁就、归顺中实现。

企业管理如果对潜规则形成依赖，就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很容易使企业摆脱不能自拔的风险。即使能够在潜规则中一时暴富，但思维模式的固化，最终也会被原罪浸淫污染，都头来，还是一场空，投资者又回到创业时是“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