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 一个只有自我的人，与一个没有自我的人

范志毅的侧脸，就像一个出自顶级石雕匠人之手的次品，紧绷的肌线里本该满满的都是刚毅，却不慎混进了几丝邪狞。他的气质，总仿佛刚刚打完一架似的，薄薄一层额发浸透了汗水，颧骨下方的咬肌仍在微微地用力。他仍旧是那个“闸北流氓”，几乎和十八年没有什么两样，在他的咆哮面前，魏群聚集的五官、隆起的腹部，还有中年人的发际线和粗脖颈，黄色的全兴队服，样样都显得拖沓。老对手越来越不像个对手了，魏群的身材在提醒他的头脑：你不应该发作，你应该迷惑。

范志毅还是老样子。婚变没有让他成熟——或许刚好相反，他变得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了——起落不定的教练生涯也没有改变他什么，就连便便大腹都躲他远远。多少年前，“扛着肩胛骨”几乎成为描写范志毅的段落里必然出现的一句，可是我不记得有谁问起，这个普通人中很少见的习惯动作，他是从何时起开始养成的。在方形肩膀的拱卫之下，他的脑袋犹如一根挑起的中指，传颂着不服从的信号。在夺得甲A冠军和亚军的那几个赛季，范志毅身上所有令人不悦的现象，都被解释成“大佬气质”的一部分。魏群很难理解，一个44岁的世俗男人为何仍未接受命运，他的火药为何仍未受潮，在一场一无宣传二无观众的元老赛里也会燃烧。

人说他是不知轻重的愣子，是恶棍的本性难移——也不尽然。排除道德印象的干扰，他只是个满意于过去的自己，并且习惯性地回到那个自己的人。球员的荣耀如昙花一现，范志毅的怒，这种无意识的、条件反射式发生的情绪，能把他暂时放回到某种荣耀感——或者说，某种他喜欢的感觉——之中。套用一句加缪的话：从天狗星的角度看，贝克汉姆和齐达内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不是在寻找新的感觉，而是在试图找回曾经有过的感觉，所以跌入忘川，抹杀记忆，在许多有玄幻元素的故事里是对主角的一种终极惩罚；它很重，也很轻，国仇家恨之类耗尽一个人青春精血的东西，不过是大脑中一小块皮层执拗的游戏。

在姚明、刘翔等文雅且阳光的体育明星出现之前，上海人承认范志毅是城市的某种精神象征，哪怕这个人面对话筒，连说一句整话的能力都没有。对于九十年代，得到政策支援后大兴土木的上海而言，范志毅的急躁、感性、粗鲁无文未必不是一个合适的象征，他让人感觉到上海凶悍的一面，狼性的一面。1995年的上海申花，拥有一位连门球都开不利落，却经常能扑出点球的格鲁吉亚门将，拥有一个深得人爱、却屡射不进的俄罗斯替补前锋，拥有一个除了球技，在哪方面都与范志毅对比强烈的19岁的祁宏。那是一个尚未摆脱业余的时期，在凶悍面前，灵气必须让路。

更何况是理性。范志毅在场上横冲直撞，身形活像一架木工台钳，那些时候，申思往往在板凳上枯坐。他在考虑些什么？他也是与范志毅相反的另一极，但与祁宏的男孩形象不同，申思早熟的理性气质，有时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爱足球。真爱足球的人，长成范志毅这样就够了，不管他多么无知，他至少是无畏的，可是申思，他似乎过早地出现在了那支球队里，打个比方：就像在一支军队里塞进了一位军事作家。

我猜想，申思努力踢球，乃至后来从事教练，都是为了体验得更多——犹如军事作家浴血沙场，是为了得到第一手的写作资料。对他来说，增多比达到最好更加重要，在有意义的经验面前，殊死争夺最终到手的桂冠并不是那么重要。意义不会封锢在一尊冠军奖杯里，意义体现在有意识的行为之中。这是一种出于无望的努力，而大多数人都是带着希望生活的，他们会故意忽略“世事皆空”，而选择相信，只有拿到越来越多的荣誉和越来越高的工资，从事一项体育运动才有意义。

这绝不是如俗见所说，认为申思不事功利，只“享受足球”，不，他不在这个层面上活动。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尝试做一个加缪所说的“荒诞的人”。他只对自己感兴趣，他喜爱自己在每一刻的样子，而不是喜爱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样子；他也要快乐，却不需要显得很快乐。荒诞之人，是绝对的为自己而活的人，他审视自己的行动，排除其他的一切评判。申思入狱后，有位老记者写道：申思身上有忧郁的气质。他是从世俗的成败观出发发此议论的，他说，申思“怀才不遇”，未逢其时，屡屡与荣誉失之交臂，因此，他的“失足”尤显不幸。但我却觉得，申思的忧郁，他的若有所思，是他在投入地生活。

“我只对人是否能义无反顾地生活、硬是不愿意让步感兴趣。”加缪如是说。如果不是网络上流出的那幅照片——剃着光头、额扎红带申思和狱囚一起跳舞——我不会写这些东西，这张照片所附的新闻评语是“气色不错”和“表情诡异”，而众多留言者表示“悲哀”、“心痛”，潜台词是“一位优秀球员竟沦落至此”，但击中我的，是画面中的荒诞感——它似乎证实了我的猜想。想想看，如果那个人是范志毅，若能压下愠色，比划两下，撑到舞蹈结束就已很不错了，但那个人是申思，虽然只看到一瞬间的表情，可我相信他真的自始至终都在尽兴地起舞。

世人能接受疯子的理性，却听不惯健全的人疯狂的笑声。于是，小说家会塑造这样的人物：他们能在死刑台上欣赏套索的完美。这不是阿Q精神，也不是什么斯德哥尔摩效应；这些人，很奇特，他们忠实于所活的每一分钟，只求最多而不求最好。“局外人”在狱中的幸福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他们当然不是疯子，可他们做出的事，是抱有希望、打算一个一个达到自己的目标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2012年6月13日，辽宁沈阳，前国脚申思被判6年、祁宏、江津、李明（小）分别被判5年6个月，此外4人均被判处罚金50万元。供图。）

我回想申思在球场上与对手理论的场景，与裁判争辩的场景——历历在目，那真不是他该做的事，他并不在乎争辩的结果，至多，他只在乎自己在争辩结果出来之后的表现。范志毅动辄争辩，动辄咆哮，向对手，向裁判，元老赛上，裁判被他吓得跌跤——在范大将军的无意识里，那个过去的自己是最值得收藏的；申思恰恰相反，他一再丢掉过去的自己，就如同唐璜不停地爱上新的女人，却从来不试图在一个女人身上“找回”曾经在另一个女人身上体会到的快乐。

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申思的受贿行为，大概不算替他开脱吧。为了活得更多而图个新鲜？还是真有金钱方面的急需？不管怎样，在服刑期间，至少有一刻，他成了一个演员——他仿佛吞了失忆之药一样，服刑之屈辱感，演出之被迫性，对罪人身份的意识……一概忘记了，他抛弃了有关自己本来面目的一切知识，深入到剧中人的生活之中。一个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会忘我的；一个对自己毫无意识的人，如范志毅，则走到哪里都带着一套名叫“我”的服装：他随时随地需要钻进去。

我说荒诞的人，无关乎荒诞的时代、“神奇的国度”云云，这里的荒诞，指的是在世界终极的冷漠面前认识到一切努力的无意义。正因此，这个人才会如此在乎每一时刻的感受。我想，申思将来若能回忆人生，没准可以写出一部最好的小说；如果有人上门来记录他的口述，他绝不会认为在狱中的那一段，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他“屈服”了，“接受改造”了，而且“表现良好”。他会说：啊，你说那次跳舞吗？没啥呀，我当时觉得很快乐呀！

听到话的人心想：看，多好的一个球员，蹲过监狱后彻底疯了。

（责任编辑：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