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宝场
文/陈志华
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流早就有了。许多学者认为，鱼凫氏就是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溯江而上来到成都平原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可能就是鱼凫氏的文化。我家的书架放着一只从三星堆买来的青铜鸬鹚，这年夏天花五十元钱买的，当然是复制品。鸬鹚又叫鱼鹰，设计很精致，随形挖空，玲珑剔透，那一双能看穿水底的眼睛和敏捷地叼住游鱼的喙，做得特别夸张。
合江不但有古蜀国文化的遗存，它也是巴国文化的继承者。周代，合江地方属巴国，秦代设郡，合江地方属巴郡，它距重庆只有一百七十公里，而到成都却有三百四十二公里。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十里引《旧志》说：川东地区的“石耶人呼石板为巴贯”，巴人祖先多住于石穴，所以被称为“巴”。我想，一个民族把废弃了的古代居住方式保存在后来的墓葬中，是多见的现象，这跟崖墓、石棺是不是也会有一点关系呢？
合江县境内有上千座崖墓，福宝镇附近有高村和门坎滩两处崖墓，后者距镇只有六公里。稍远一点的有元兴场的崖墓。高村山沟里的崖墓群有五十四穴，合江县作家协会主席吴先生带我去看，汽车在盘山路上跳跳蹦蹦，东倒西歪地走了将近一个钟头，到了不能再往上开的地方停下来。右边是深沟大壑，我们循着一条断断续续十分陡峭的小径往沟壑里探身而下，大约二十分钟，就见到了几处埋没在杂树荒草里的峭壁，密布着一些凿出来的洞穴，吴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兴致很高，教给我，竖长方形的洞穴，是西汉的墓，尸体是坐着的；横长方形的洞穴是东汉的，尸体躺着，比较舒服一点。这些洞穴里并没有发现过石棺。有一孔崖墓里边的石壁上刻着动物如猪、马、鱼、凤凰的形象，还有骑马将军像。因此他说，其中早期的洞穴很可能是夜郎国一个什么小部落的头人们的墓葬。夜郎是战国至汉代那个时期的一个国家，主要在现在的贵州西部和北部，也包括云南东北、四川南部和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在汉代和巴、蜀以及南越有贸易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南夷郡以十数，夜郎最大。”这个偏远小国夜郎，产生过流传到现在的典故“夜郎自大”。不过夜郎国君有点儿冤枉，因为自大的是滇国国王，夜郎国君不过是附和了而已。
合江的发展和夜郎的开发有直接关系。汉代初年，广东的东粤、南粤不服中央。《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粤王甚至“黄屋左纛”，为“天子之车服”。建元六年（前135），江西番阳县（今波阳）令唐蒙奉命出使南粤，南粤人给唐蒙吃蜀地出产的枸酱。唐蒙问这酱怎么运来的，回答是经西北的牂牁江一直运到番禺城下。唐蒙回到长安，问蜀籍商人，知道只有蜀地才出产枸酱，商人把酱卖到夜郎，夜郎临牂牁江，“江阔百余步，足以行船。”于是唐蒙上书给汉武帝说，现行出兵南粤的路线是从长沙和豫章（江西）去，“水道多，绝难行”。不如从夜郎下牂牁江“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汉武帝拜唐蒙为中郎将，率领一千精兵，一万人的后勤辎重，从巴莋关到了夜郎。连威吓带厚赐，收复了夜郎。唐蒙回长安汇报之后，朝廷就在夜郎建立了犍为郡，并且调拨蜀地的军队九万人从僰道（今宜宾）修路直指牂牁江。以后反反复复，经过两年，路没有修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于是以琴挑卓文君闻名的风流才子司马相如被拜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加以整顿。路修成之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以现在的贵阳为中心建牂牁郡，辖境大约是贵州大部、广西北部和云南东部。从此，出长安，经成都，到宜宾或泸州，直达贵州再下番禺的水陆交通线就建立成功了。这是一条控制南粤的捷径，也是一条出海路线，意义非常重大。
我到合江县文化馆查县志。乾隆二十五年的《合江县志·沿革》上说，汉代“置符县，属键位郡。《水经》曰：江水东过符县北。郦道元注云：‘县故巴夷地，汉武帝建初（按即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泛万人出巴符关者也。’符关，《史记》作莋关，按邛莋今雅南地，去夜郎远矣，当以《水经注》为是。杨升庵云：‘汉夜郎县属牂牁，本自兰国，在今播州界。’夜郎在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合江县就是符县，合江的名称是后周时改定的。
现在合江县文史界的朋友们一致赞同县志的说法，认为唐蒙使夜郎，是从合江县的南关出发的。西汉元鼎二年（前115）设符县，“符”字形近“莋”字，是《史记》有讹夺。南关就是《史记》所说的莋关。朋友们带我去看，关门左右还剩些唐代的、宋代的和明代的城墙，虽然它们的建造去汉初已经很远，但苍古雄伟的巨石砌筑的城墙，还可以遥想当年旌旗蔽天，鼓角喧阗的出征场面我到县文体广电局主管文化的副局长赖培东先生家拜访求教，他送我一本《泸州文物》2001年第2期，那上面他写的一篇“唐蒙走夜郎浅说”，把这段历史叙述得非常生动。朋友们说，从合江乘船上溯赤水，可以一直到出产茅台酒的贵州仁怀。仁怀离遵义不远了，而且中途经桐梓西界，那里乾隆《合江县志》所说的夜郎城至今还在，叫夜郎坝。这是从巴蜀趋夜郎下牂牁江最便捷的路。如果更加贪近走陆路，从合江到遵义只有两百公里。过现在的虎头镇翻大娄山，可直奔桐梓西北的习水，路上至今还有蒙关、官渡等地名。经福宝镇过山，路上现在有个地名叫蒙渡。这两条去遵义的陆路两千年来一直通行，赤水河的航运也没有中断过。而且，唐蒙从成都南下，顺沱江至泸州并不比顺岷江至宜宾难，泸州到合江只有四十二公里。
王庭福老馆长陪我去看了赤水河入长江处的三江嘴。虽是初冬枯水期，河水依然浩荡，有一些大型的机动木船在航行，载货沉重，河水几乎和船舷平了。赤水河现在仍旧是贵州进入长江的重要水路。对于“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来说，赤水河真是太重要了。据民国《合江县志·武备》：清初顺治七年，张献忠余党归降永历帝的孙可望派了两个将军在合江三江嘴造船，历三年得船五百艘，然后顺长江而下攻到彝陵。可见合江有很强的造船能力。虽然历史上没有可靠的记载，冥想两千年前中郎将唐蒙水陆并进，开辟神秘莫测的蛮荒异域，打通到番禺出海的道路，那英雄气概和所成就的历史功绩绝不下于同时拓边西疆的霍骠姚。
唐蒙出使后二十年，合江建县，当时叫符县。可见南下的道路打通之后，赤水河口这块地方作为蜀黔物资交流的口岸，商贸发达，人口骤增，重要性大大提高。四川盛产盐和铁，在输往贵州的物资中，盐铁是大宗。盐和铁又是官卖的，为了管理盐铁贸易，设一个县大约也有必要。但是，福宝建镇最早的资料很迟才见于乾隆《合江县志》，那是合江的第一部县志，提到南乡离城九十里有个“新场”。合江县的朋友拿它和嘉庆《合江县志》南乡离城九十里的“佛保场”对照，认为新场就是佛宝场。
我这次调查，大体可以证实朋友们的这个推测。当地传说，在白色溪岸往北，现在的福宝新区我们的住宿地，早年有一个王家场，因为多次被火烧，就迁到东岸高地上建了王家新场。乾隆县志上记载的“新场”，应该就是这个王家新场。嘉庆年间改称佛宝场，后来叫福宝场。王氏直到现在还是福宝街上的大姓，《王氏族谱》上记着始迁祖初来时在白色溪岸畔居，时间正是“明崇祯十四年张献忠乱川后”。民国《合江县志·场市》说福宝场“创建于明代”，大概由此而来，但没有证明。
无论以交通或者物产来看，福宝的地位都很重要，但它的建场如以乾隆年计却在合江建县之后一千七百八十年。历史在这里有个大曲折。
四川的开发很早，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就相当先进，水利建设也很有成就。秦得巴蜀之后，国力大盛，《战国策·秦策》说：“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在四川的大量粮食支援下，秦国方得以击败诸国，建立统一的皇朝。所以郭允韬在《蜀鉴》卷一里说：秦“灭六国而一天下，其偶然哉，由得蜀故也”。一百年之后，同样的过程在楚汉战争时又重演了一遍。萧何留守巴蜀，给刘邦以源源不断的粮食，支援他打败了项羽。（见《史记·萧相国世家》）后来诸葛亮认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因此建议刘备在四川立业。四川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不独农业，冶铁业也很发达，司马相如的老丈人卓王孙就是以铁业致富，有劳工一千名之多。文君当垆，相如穿犊鼻裈打杂之后，卓王孙给了他们一百名劳工，一百万钱，出手很阔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后汉书隗嚣·公孙术列传》）有话：“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当时熬炼井盐已经采用了天然气。所以汉代中原几次饥荒，包括最富饶的关中地区，都靠移民四川救灾。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四川人口约占全国的9.6%，成都的人口竟和首都长安不相上下。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四川的文化在汉代也很发达，司马相如和扬雄，都是汉代辞赋的最高代表。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发生了一次转折，将近三百年的政权更迭和流民动乱，四川人口竟下降了大约一百万人。一直那些短暂的朝廷，都曾移民入蜀，其中就有成汉时期“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从牂牁引僚人入蜀境”。（《蜀鉴》引李膺《益州记》）一直到了唐代，四川的经济文化才又重新走在全国的前列。唐宣宗时，蜀人卢求在《成都记序》里写道：“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推扬、益。”他又认为，其实益胜于扬，益州“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使巧百工之富，扬不足以侔其半”。这话或许有点儿夸张，但蜀地经济的繁荣是不必怀疑的。
我初到合江的时候，当地的朋友们就告诉我，合江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之一是水果，尤其是名果“妃子笑”，一种高级的荔枝。我过去以为“妃子笑”产于岭南，他们对我的孤陋很遗憾，说“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什么快马都不行。当时的上等荔枝产在四川从涪陵到宜宾之间的长江岸边，合江正在这个地段的中央。其实我从前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心里也很纳闷，这时才恍然大悟。民国《合江县志·食货》载，福宝所在的南乡产“椒核荔枝”，味甘而核小，大概就是名种“妃子笑”。不过《县志》说“其种移自粤东”，那么我还不算完全无知。可惜没有记载什么时候从粤东移来。回来查《水经注》，第三十三“江水”里说：“江州（即今重庆地）县有官橘、官荔枝园，夏至即熟，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郦道元是北魏时人，早于杨贵妃很多，杨贵妃有口福是不成问题的了，但不知她吃的荔枝是什么品种。
手工业在唐代又有明显的进步。丝织、造纸、印刷、制盐等等都领先于全国。现在仁寿县的陵井，在唐代就已经“纵广三十丈，深入十余丈”，每天产盐到910公斤左右。梓州射洪人，武周时右拾遗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里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泽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到了宋代，四川的经济还是很发达。
唐宋时期，四川的文化水平也很高。拿诗人来说，李白、杜甫、高适、岑参、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都曾经入蜀或是蜀人，而且在四川写下很多重要的作品。这些人里，李白和黄庭坚是被流放来的，李白的流放地是夜郎，黄庭坚则在合江附近的宜宾（僰道）、泸州一带徘徊。李白从夜郎回来，到川南写了《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黄庭坚在合江山水名胜留下了不少诗文。
合江今属泸州，泸州城在沱江入长江的口上，在赤水河口上游大约42公里。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状态和四川全省基本一致，不过因为和滇、黔少数民族居住区比壤，“南接牂牁，西接犍为”，（《华阳国志》）“地连戎僰，境接巴黔”（《舆地证胜》引唐人语），从而多了一分军事上的责任。宋宣和元年（1119），徽宗颁诏说：“泸州西南要会，控制一路，边阃之寄付非轻，可升为节度，仍赐名泸州军。”（见《宋会要辑稿·方域》）而泸州本身其实就是“夷夏杂居”（《宋会要辑稿·蕃夷》）的地方。
泸州盛产米、盐、茶、马等农副畜产品，经济在全蜀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人口稠密、商业茂盛，“草市镇”的发达程度仅次于成都地区。宋宁宗时期，泸州有草市镇67个，其中泸川县22480户、71村，有市镇37个，平均每607户、2村有市镇一个；合江县12370户、48村，有市镇18个，平均每687户、3村有一个市镇。据南宋末年曹叔远著《江阳谱》，这些市镇，大多是汉夷物资交流的场所。如江门镇，在北宋末年“每岁冬至后，蛮以马来，州遣官视之。自江门寨浮筏而下蛮官及放马者九十三人，悉劳飨之，帅臣亲与为礼。诸蛮从而至者几二千人，皆以筏载白椹、茶、麻、酒、米、鹿豹皮、杂毡、兰之属，博易于市。留三日乃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