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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 温和、害羞和谦虚 ——漂泊者爱因斯坦 云也退 前往特拉维夫大学，需要沿着一条宽阔的大路走上很久，这条路以“爱因斯坦”命名。我跟一个行人打听了下还要走多久。“很长哩，”他说，“爱因施坦路很长。” “Einstein”的德语发音是“爱因施坦”。在戈兰高地上最大的一个基布兹，我遇到一个秀气的男孩，他坐在门廊里，安安静静地读一本红色封皮的书。“这是什么书？”他爷爷说了：“爱因施坦。”拿来一看，是一些短章的汇编，应是“爱因斯坦箴言集”一类的东西。 好像爱因斯坦是个众所公认的“完人”，他与孩子们的关系尤其为他加分。他有大量与孩子的通信内容都已公开，最有名的一封回信是写给一个请教他数学题的小女孩的：“对不起，孩子，在数学这方面我不比你会得更多。”以赛亚·伯林的文选《个人印象》里，有一篇叫“爱因斯坦和以色列”，伯林称他为一个“完全没被五大洲的敬仰和无与伦比的声名腐蚀的人”，他给爱因斯坦写了很多好话，读了却不觉得起腻，其中有三个形容词是连用的：“温和、害羞和谦虚”。 这三个词，非常眼熟，因为它们也可以安在伊扎克·拉宾的身上：除了极端右派，一般以色列民众都是怀念拉宾的，不提当年奥斯陆计划的是非，人们怀念拉宾的平易近人，总是率先走到大众之中，同他们握手；怀念拉宾的害羞，公开说话就会脸红，同阿拉法特握手的那个历史时刻，他的领带还是克林顿帮着系好的；怀念拉宾的谦虚，从不提军旅生涯的辉煌，一直到死，家里不过几分薄产。这三个词，在以色列话语里是对一个人的道德的最好的评价，何况他还是一个对国家贡献卓著的将军和政治家。 爱因斯坦也如是。 伯林在文章里提到了爱因斯坦同犹太复国主义的关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上世纪初兴盛，散居各地尤其是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复国主义积极分子的组织和犹太财团的支持下，往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等到人越来越多了，就可以组成政治实体，争取建国。但这只是“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伯林说，爱因斯坦，作为知识分子，主要是个“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这类人是从重建、复兴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来考察移民—建国进程的，他们认为，单单移民—建国还不够，重要的是文化血脉是否能通过新生的国家来承而不绝，所以，爱因斯坦重视的是“创立一个社会和精神上的中心”，一种“整个犹太民族共同精神的化身”，支持犹太人的建国事业，是因为唯其如此，犹太人才有条件继续追求他们的理想，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追求知识本身、酷爱正义以及渴望个人独立”。 这里当然有个最根本的矛盾：犹太移民同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原住民之间会发生龃龉。这种情况，以及由此牵扯出的正义是非，总是让人踌躇难断。爱因斯坦知道这是个两难。他心目中的价值序列是这样的：以世界主义为先，希望两个民族能通力合作，当发现这只是一种幻想时，他带着几分失望，站到自己民族——犹太人的一边，支持他们的建国事业。在那个局势一日三变的时代，犹太人是成功地把自己同其他争取独立的民族拉到一条战线上的，如果不从结果倒推过程，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在没有国家之前，所有关于国家的想法都不过是梦，投入此梦的人，比拼的只能是意愿的坚定程度、领导力和团结。 所以伯林写道：“他毕生痛恨民族主义，但他承认民族存在的某种形式对犹太人是极为必要的。”民族主义是导致犹太人在欧洲落难的根源——如德雷福斯事件，波兰、俄罗斯的屠犹事件，当然还有纳粹大屠杀——但犹太人要得救，又不能不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如果用法国知识分子的情况类比，那么爱因斯坦既有加缪的世界主义道德感，又有雷蒙·阿隆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知道矛盾的双方不可能同时照顾到的时候，主张于两害之中取轻。爱因斯坦在德国时，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是有保留的，但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就不再犹豫，他晓得，接下来的局势，不能再由和平主义者和善心人来主宰了。  （戈兰高地上，一位母亲展示一本爱因斯坦箴言录。作者供图。） 他移民到了纽约，意识到战争难以避免，反对纳粹的斗争一定会流血的。与此同时，他也明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定居不可能彻底避免冲突。同他一同到美国的，是另一位流亡的物理学家列奥·切拉德，两人联名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警告他说德国人正在开发核武器，美国得加快必要的核武研究。美国于1941年12月启动了曼哈顿计划，因此，爱因斯坦被视为影响二战结果的决定性人物之一，然而，他本人虽然上书，却又没有参与这项计划的实施。二战结束许多年后，爱因斯坦跟一个朋友说：上书罗斯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错误之一。 谁都无法躲开极端立场的诱惑，但一个“完人”不会在任何程度上一意孤行，而总是设法在各个立场之间挪移调整，一旦走得过远，“温和、害羞和谦虚”的品质就要作祟，就要从相反的方向拽拉他的脚步。爱因斯坦就是这样做的。他懂得，再正确的决定也不能一路贯彻到底，当正义得胜时若不及时掌鼓鸣金，就可能变成压迫的力量。  （1945年，美国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枚试验用核装置The Gadget，当量2万吨。于1945年6月引爆，从此将人类带入核时代。） 正因为此，那些恪守道德的人才往往变成漂泊者、陌生人。爱因斯坦看到了以色列的建立，但他从未考虑过移民，“他深深怜悯和同情那些政治迫害、社会歧视、经济剥削的受害者”，显然，这些人中包含了因以色列的建国而丧失家园的人们。若没有这种同情，他固然是一个“忠诚的犹太人”，却无法实现内心的圆满。伯林所写的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长期致力于在英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搭建桥梁的哈伊姆·魏茨曼，也是这样的人：也是个科学家，以及一个始终受到柔软心肠所制约的、不够坚定的外交高手。 魏茨曼当上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一个基本只有象征意义的职位，他干了四年，以78岁的年龄辞世。爱因斯坦比他小五岁，总理本-古里安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接任总统。在海法市的一家咖啡馆里，政坛巨头和科学伟人进行了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谈，爱因斯坦婉拒了对方的好意。理由很简单：哪怕只是坐个荣誉性的总统位置，思想的独立性也会受干扰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他内心所求，但作为世界级名人，爱因斯坦又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名声被人借用。 尘埃落定的时候，漂泊者的秉性便显露无遗。爱因斯坦终究不情愿归属到一个事实之中，他只喜欢参与到催生事实的过程里，一旦目标达到，运动感消失，“温和、害羞和谦虚”，或者还有某种怀疑精神，就像苏醒的上帝一样朝他猛踢一脚，重新让他旋转起来。以色列人世代感戴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参与创建了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并把一生的藏书、笔记、档案都留给了它，也是因为他的个人性格，而不是因为他参与到肯定那个事实的合唱之中，向以色列国献上了赞歌。 （责任编辑：王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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