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量先生每年要在医院里住两三回，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心脏坏了，心还没坏。”
这两年我见过他好几次，每次电话联系，总是很乐于听到那一声“喂——”老人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伪饰的，表情、语气、语调、口头禅，样样都出卖他的性格。哪怕是一辈子都在伪饰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要原形毕露。在八十五六岁的年龄上，智量先生的著作和译作早已等身，华东师范大学为他出了十几卷的作品集，历史专业为他立项，专门记录他的口述史。智量先生不但有这些东西可以发表，而且也拥有与发表它们相匹配的个性。熟悉他本人的绝不会否认这一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但闻其声，就如见其人的人。
比如口述往事一事，早几年人们就已找到他，说了一番好话，智量先生立刻回答：“你们是看我快死了，才来找我的吧？”对方的尴尬可想而知。当然后来，他还是答应下来的，他可不是会赌这口气的人，但他必须告诉后辈们：我都明白，别来虚的。
智量先生至今住在学校附属的宿舍区里。他的藏书散去了大半，“都是我学生拿的，让他们拿呗。”我夸他唇色鲜红，气色撼人，他说“什么嘛，高血压啦。”关于他的初恋故事，事实上老先生早已写入文章，收入了回忆文集里，这部文集也在多地多次出版过——但我还是想记录下来，因为我是面对面听他讲的，就像《黑暗的心》里，叙事人听水手马洛绘声绘色地讲自己的刚果腹地亲历记一样。
陕西汉中的东边，有个城固县，抗战中期，王智量在那所县城读中学，交上一个女友。“叫素颖，”他说，不称其姓氏。“那里没有战事吗？”我话出口才想起来问错了，那边是大后方。
老先生的嗓音柔韧得很，从头到尾，他的隆腮阔颐之间，笑颜就从未淡掉。男孩女孩那时课余常常去野外，那里有大片的坟地，冬末春初的时节，迎春花把原野装点得金黄一片。女孩跳到花丛里，回头看着男孩：“你说，迎春花，它为什么开在坟地上？”
文学的换代，就是这么一个奇妙的东西。盘指算算，一场战争似乎彻底终结了一个渊脉深长的文学传统。大约自赫尔曼·黑塞和安德烈·纪德之后，浪漫主义的思维和语言就从战后人的世界里汹涌地退潮了。更曲折、更注重自我、更讲究形式的现代主义几乎一统天下。“迎春花，它为什么开在坟地上？”听起来就是一句来自昔日的问候，一个浪漫主义的孑遗，让人想起纪德日记里的那些话：“多么温馨，多么温馨，这夜晚——星光闪烁，多么柔和——我的心也为之融解。……已不是温煦的晚风。现在爱抚我的，是你的手！”
问了就得答。男孩说：
“它在对枯骨夸耀自己美丽的容颜。”
“她不满意。”王老说，他又换了一个回答：
“它在说：墓中人啊，你可知大地上又是春天。”
“她还不满意。”再换一个回答：
“它象征着青春的脚下埋葬着死亡。”
“她还是不满意，又问我：迎春花，它为什么开在坟地上？”
这几段问答，老先生说，后来被附近的大学生听了去，把这些词谱成了曲。我暗暗称奇：什么样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信然。
想当年，一个爱想象、爱用辞藻、爱举目生情并且看重生活品质的人早晚是要写些类似的句子的吧。把“文艺”一词作为形容词被广泛使用，是现在的事了，通常指那些不肯踏实工作、没事做点白日梦的“社会的门外汉”。
这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很快。后来就被女孩的父亲知道了。他当时是商会会长，算是极有名望的乡绅（“后来一家全死了。”王老插了一句）。得知女儿的恋情后，这位父亲的处理十分开明，他派人去考察了王智量家的背景、学业等等。王那时是住校生，他还把调查触角伸到了七十里外他的家里。最后，这位乡绅承认了他们的关系。
“他跟我说：你也别偷偷摸摸的了，就住我家里。”这等于是接受了这个才十五六岁的女婿。
事情似乎很顺利，但是一年之后，王智量高中毕业，他是决定要上大学的。而留在未来的岳父家，将来继承一大份产业，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事情还不容他多虑，女孩家里已经在筹备嫁妆了，男孩明白，必须迅速做出决定。
他联系上远在南京和上海的两个哥哥，让他们发来措辞严厉的书信，说若是结婚，便是不求上进，便要断绝供他上学的资助。信到了汉中这里，那位乡绅虽感无奈，但也只好妥协，他说，你先去考吧，考完了马上回来结婚。至于女孩，她的未来已被父亲规划得妥帖，她也想不到男孩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返的机会了。战争切断了铁路，风筝断了线。当王智量考上北京大学，重新与素颖取得联系，得知她也考上了武汉的一个高校——一个中共地下党的据点。他印象里真挚无暇的眼眸尚未消淡，女孩已加入了与自己父亲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水火不容的一方。
他俩的故事，让我想到林语堂和青梅竹马的赖柏英。民国生人，从文字到情怀都带着青年纪德的味道，所以我更愿意说是“纪德时人”——他们在回忆初恋时，总是会带出出一些诗意至极、浪漫至极、唯美至极的东西，林语堂回忆中的赖柏英，在小溪里蹲下，等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站起身走开，不把蝴蝶惊走。后来林语堂也是要考大学，与初恋分手，但赖留在老家，而素颖他们赶上了一个更大的变局。一代诗意，记忆的背囊还没来得及兜住它，便自己把自己拗碎了。
近二十年的右派生涯过后，王智量好不容易进了华师大，他俄语和英语俱佳，还有一手民国教育训练出来的汉语，在诸多《黑暗的心》的译本里，我最青睐他的。1990年，他六旬已过，竟无意中得知了素颖的消息。
“她改名叫樊堃了，樊是她母亲的名字，而父亲的名字里有个堃。我是在一次去成都的会议上，在聊天的时候得知这么一个人了。我当时就知道，一定是她。她的丈夫是《湖北日报》的主编，出车祸去世，她就接任了，后来在文革时也挨了斗。”
他赶紧出发去见她，另一位俄苏专家王志耕陪同。樊社长端坐办公室，那情景，我不敢复述，直接摘上王智量回忆文章里的话：
“一位两鬓斑白的，朴素而颇有些领导人威严的女同志坐在硕大的办公桌前，我坐在她对面的照例是被接见者的座位上。我们四目凝视，片刻间相对无言。我极力在她的举止形态和面容上寻找当年的素颖的痕迹。我似乎找到一些，但是微乎其微。而她的确就是我的素颖。当年我的素颖。”
他们说了点什么，智量先生没写，我想他们不会只是“无语凝噎”半天，但像他这么坦率明白的人，也会在这里住笔，恐怕是因为那些东西太硬，太硌人了。从报社回旅店的路上，他看到路边盛开的迎春花——会有那么巧吗？也许是回忆写到此地、自然而生的联想吧。两个月后，樊堃重病，当年的男孩搭飞机再回故地，透过病房的一小片窗玻璃，看到那个正被许多白大褂围着的人。“那个病房很大，只有她一个病人。”
故事结束时，至情至性的老人的声音已经很轻了——他说话久了就会这样。这般故事，世上虽不少有，但对“沧桑无语”这种体验，人其实是从不嫌其多的。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