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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民有25%接受过急救培训，东京是15%，中国香港是10%。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是0.6%，2008年通过政府推动达到1.6%，而这一比率在中国各城市中已经是最高的 首都的一场暴雨令防灾救灾知识成为近来的舆论热点，网络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自救手册、攻略、宝典，传统媒体也向社会普及灾难中简单实用的逃生方法，微博上一个用汽车头枕撬开车窗的视频受到网友热烈的追捧，短短一天就被转发几万次，甚至还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验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准备几件必需的自救工具是多么地重要，于是，购物网站上，急救包、安全锤、救生衣之类物品的销售量井喷式地增长。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如何避震、逃生曾备受关注；2010年上海那场罕见的大火后，怎么预防火灾以及在火灾中保护自己，也是一个时期内的焦点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专家钟开斌将这种灾害舆情称之为“冷热循环”：灾害前，缺乏灾害意识，少有人关注（自救方法等），灾害后，则迅速升温，成为全民讨论的热点，一段时间后渐趋淡忘。当下一次灾难来临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钟开斌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指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安全文化和忧患意识的缺乏，唯有建立并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灾害救助制度，让自救互救的安全意识真正在社会生根发芽，才能全面提高防灾救灾的能力，减少和避免灾害带来的损失。 致命的错误 聪明的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这句著名的古谚在中国经常被引用，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忠告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防灾自救训练的落后就是最新的一例。 中国传媒大学舆情研究所副所长何辉最近在谈及这一话题时感叹，类似的悲剧常常一次又一次上演。他说，我们的“健忘”，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顽疾。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一次次重蹈覆辙？ 缺乏有效应对灾害的安全文化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金磊表示，最主要的首先是观念和意识的欠缺，“我们应该将公共安全提升到‘安全文化’的高度，从而将城市公共安全定位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他说。 金磊进一步解释，城市公众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安全责任心。据本刊了解，早在2006年，北京市政府就印制了《首都市民防灾应急手册》，免费向市民发放。但这本《手册》中向公众宣传的还是一些“初级的防灾应急知识”，在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方面，对公众的教育还远远不够。 北京市急救中心高级急救导师陈志提供的数据显示，从急救普及率上来说，美国国民有25%接受过急救培训，东京是15%，中国香港是10%。北京在2008年奥运会前是0.6%，2008年通过政府推动达到1.6%，而这一比率在中国各城市中已经是最高的。 从政府层面观察，“非典”之后，政府在自身如何提高应急技能方面提高较快，但是，在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 “实际上，政府在灾难救援中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单打独斗、单枪匹马、大包大揽，没有很好地树立多元责任的主体意识。”钟开斌表示。 由此，一方面，政府管的事过多，往往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公民主动积极的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也没有培养起来。 钟开斌对此深有感触。他对汶川地震灾区做过一个相关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在灾害自救领域，有些方面汶川还不如其他未发生地震的地区，他通过深入的访谈了解到，灾区不少群众形成依赖心理，主动意识薄弱。 此外，中国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在灾害中自我学习、自我积累、自我提高的良性机制。“我担心这次北京暴雨，现在还很热，再过一段时间，注意力转移了，意识和技能可能又下降了。”钟开斌表示。 还有一点则是中国社会民间志愿者组织的相对滞后。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志愿者救助活动已成为灾害救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各地近3万个民间组织第一时间就开始行动，拥有包括广泛号召募捐、建立网络合作机制、协调捐助物资和调动志愿者等一整套的救援方案。 在其志愿者库中，有心理援助、现场急救、物资调配、医生等各类专业人才。总部的工作人员根据不同的需求，可以全面协调志愿者的路线图。 与之相比，由于历史等原因，中国民间救援组织发展较慢，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灾难发生后，老百姓基本上是散兵游勇，或一小拨人开展救援，无法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组织把公众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志愿者专业化程度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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