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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庆云 上海的那起婴儿丢失案终于水落石出，悲剧发生，孩子被大伯母弄死后藏匿在家中废弃不用的洗衣机里边。数月前，山西的那起大伯母参与的男童挖眼事件，尚未被人们遗忘，今天的上海大伯母杀孩子事件又再次血粼粼的发生。“大伯母”这三个字一下子成为恐怖词。网间大量声音呼喊，要严惩上海的那个弄死孩子的大伯母。 与山西挖眼案的“大伯母”缺少作案动机不同，这次的上海事件，记者们已经找到了两家明显的矛盾点所在。一点是，大伯母结婚的时候收到了4万彩礼，而老二家却是10万；另一点，是老大家是闺女，老二家是儿子，老人们在看孩子的时候有偏袒，明显重男轻女。 坊间一直有一句话，亲兄弟不如拜把子兄弟。这句话也不难理解。亲兄弟之间乃至于亲兄弟的家庭之间，可对比的东西太多，对比性强，容易形成巨大反差，从而造成矛盾。攀比心态，是很多人都有的，越亲近，越容易彼此攀比。这种比对，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嫉妒、羡慕、恨。“恨”是产生暴力的直接原因。 我们看上海的这起大伯母杀婴惨案，在憎恶与猛烈抨击大伯母的同时，是否也应该思考造成悲剧的其它因素。当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大伯母杀婴，无论有任何理由，都是违法犯罪的。在这个基础上，去追问造成悲剧的其它原因，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以后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悲剧。 首先，便是彩礼问题。 女方向男方要彩礼这事儿，本身就是传统陋习。在古代，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被三从四德的严格限制，嫁与男方之后，连姓氏都要跟着改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彩礼的钱，实际上作为一种变相的人口买卖的钱存在。男方出钱，给彩礼，在道德意义上购买了女方。 新时代，女性得到了解放，地位也获得应有的提高。但很多侮辱女性的传统行为一直大行其道。比如，这个彩礼恶习。女方父母在与男方父母共同操办子女婚事的时候，不是一同资助刚刚成立家庭事业起步的孩子们，而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伸手朝男方要彩礼，一下子将女儿送回到了古代那种没有独立人格的位置上来，却又浑然不知。稍微明智一点的父母都知道，要彩礼，是对女儿独立人格的侮辱，是将女儿变相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换。 然而，大量的女孩父母，从小灌输给女孩子的，都是要以后如何给父母多要彩礼，多争脸面。多可耻的行为啊！大量的女孩子就是在这种可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因为环境使然，她们自身也无法实现精神层面上的超越，无法看到彩礼对自身的侮辱。更甚者，我们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在纵容这种劣习的蔓延。外加上，男孩逐渐增多，女孩慢慢减少的趋势，卖方市场，自然敢漫天要价了。 重新看上海的这起大伯母杀婴悲剧，彩礼问题便是一项重大矛盾点。如果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一直得不到纠正的话，那自然要滋生大量的社会暴力。时代给了女性独立的地位，但却没有摒弃彩礼的陋习，直接造成一种社会畸形形态的出现。在这种畸形形态下，很多人都直接或者间接的成为受害者。如果说，无论是4万还是10万的彩礼钱，男方及其父母是受害者的话，那要得10万彩礼的女方父母并不一定比只要得4万的女方父母顺堂，因为他们给未来的小外甥埋下了被仇杀的一种可能性。 当我们仔细观察彩礼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要彩礼”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社会共生行为，是大伙一起促成了这种劣习的延续。女方父母可以自我觉悟高，自觉抵制，但架不住周边觉悟低的亲朋好友撺掇，相互攀比彩礼，以求面子荣耀。说句危言耸听的话，畸形的彩礼问题不杜绝，还会爆发更多的社会暴力与流血悲剧。然而，这种劣习的杜绝，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简单批评单个个人，于事无补。 然后，是严重的重男轻女问题。 上海的大伯母杀婴案，如果说彩礼问题只是其中一点的话，那爷爷奶奶对男孩偏爱对女孩冷落的生活细节，便是接二连三不间断的点，这些点更直接的刺激着“大伯母”。国人对“传宗接代”的问题，还有着疯狂的固执，一门心思地认为，只有生了男孩，才能怎样怎样，虽然这种想法已经面临男孩与日俱增、女孩生育率迅速下滑的处境。重男轻女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陋习。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女性独立的程度，而重男轻女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造成一种畸形状态出现。社会畸形，必然造成扭曲暴力的滋生。暴力，很可能是对畸形的一种自我疗救式的回应。 我们在首先强调大伯母杀婴必须接受法律惩处的前提下，不妨也仔细想想，自己以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做起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在谴责丑陋的同时，是否可以大伙一块照镜子，一块反省自己，杜绝社会继续畸形下去。 在这起悲剧之后，大量的愤怒之词洋溢在网间，这无力化解暴力，不如我们一起来照镜子，一起抵制彩礼恶习，一起来尊重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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