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过去，汉人对亚洲的北部与西部知之甚少，从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人们才对长城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有了一些了解。但其实在张骞之前，就有大量的民间交流。巴里坤南湾古墓葬遗物经碳14测定是3600多年前塞种人的遗迹，在其墓葬主人的身上发现了丝绸残片，这说明那个时候中原的物产就传到了现新疆一带，比张骞早了一千多年。在古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有一条以新疆和田为中心的玉石之路，这条路西达非洲、东达南美洲，历史可以追溯至4000年以上。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在那么广阔的地理空间里，人们怎么知道要去何方、去做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对这片广阔的大陆是了解的、是曾发现过的。 这种发现当然是发端于利益的驱动——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迁徙和为了富裕而进行的商业活动。 亚洲大陆的腹地，是干旱半干旱地区，走出人类赖以生存的小片绿洲，便是广阔无垠的戈壁、大沙漠和荒山秃岭。在这样的地方跋涉，缺少草料、长时间断水，背负着上百公斤的物品在流沙和碎石上行走几个月，马就显得太娇气了，而木轴的大车又无路可走，只有骆驼才能胜任。有骆驼队就得有役使它们的人——驼工，就是西北人称之为“骆驼客”的那些人。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欧罗巴人的地理大发现是靠着大帆船来实现的，而亚洲大陆的地理大发现，却是骆驼客们用双脚来实现的。 二 在西域的地面上有三个文化板块：草原游牧文化、绿洲农耕文化、屯垦农工商文化。在这三种文化中穿梭，起着物质交流与文化交流使者作用的就是骆驼客们。这是一个近乎常识性的表述。那么，骆驼客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为沿途留下了一些什么呢？ 古时候的北大道都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是说不准确的。但是从清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道的走向，现仍活着的骆驼客们还记得。天津和北京为起点，经过山西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归化城），往西偏北进入现外蒙境内，沿戈壁阿尔泰山南麓西行，进入新疆伊吾县内，经过下马崖、淖毛湖进入巴里坤县境，经岔合泉到三塘湖，折向南到巴里坤城。清乾隆末年以后，古城（今奇台县城）成为新疆北部的陆路码头，有些驼队便从三塘湖直往西，穿过240里戈壁去往古城。 20世纪20年代以后，外蒙闹起了独立，常有武装骑匪抢劫驼队，迫使驼队往南取道甘肃省辖区，再进入巴里坤草原。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疆修通了通过星星峡进入甘肃省界的公路，开始有汽车从那条公路上开进新疆，经过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有些驼队也改走公路线了。但是还有大批的驼队仍然行走在传统路线上，沿着莫钦乌拉山北麓到三塘湖，再拐向巴里坤。 巴里坤自汉代以来，这里一直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重地，随着驻军、屯垦和丝绸之路北大道的通畅，这里的汉族居民居多，汉文化发达，是体现新疆本土汉文化的桥头堡。 三 在青色大戈壁和黛色山峦中七拐八弯，突然眼前扑来一片绿色，就如做梦一般，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绿洲，这就是三塘湖。相传过去这里有三个大泉眼形成的水塘，就有了“三塘湖”这个地名。三塘湖现在是巴里坤县的一个乡，由上湖村、中湖村、下湖村和岔合泉村组成。 中湖村是三塘湖乡所在地，100来户、600多人口。在中湖村的北面山冈上，有一座唐代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至清代仍在使用。按清时定例，一座烽火台的值勤兵卒为5到15人。这座烽火台的驻军人数大约在十人以上。当时几乎所有的烽火台值守官兵都要在距台不远的地方造屋而居、屯田谋生。平日里一两个人在台上放哨，其他人就去种地放牛。因为三塘湖泉水充足、土地肥沃，当局为了把这里经营成一个前哨基地，便于乾隆末年，从内陆发配来4户充军的犯人为守台官兵当农奴，专司屯垦劳务。按当时的制度，充军新疆的犯人可以带家眷，这4户充军犯人就在这里扎下了根，发展成了今日的三塘湖乡。4户犯人分别姓吕、姚、秦、郑，也就是现今三塘湖乡的四大姓的由来。这四姓有的来自甘肃，有的来自湖北，吕姓后人说他们的老家是山东吕梁。 有汉人的地方，神鬼传说就随着传统汉文化一起来了。据中湖村80岁的农民吕树芝说，古时候在烽火台山下曾有一个供守台官兵驻扎的院落，待他记事的时候这个院落便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村里常有人说起那个废墟里经常闹鬼。吕树芝本人就曾4次见到过不可思议的景象，而每次都是在大白天。他说，在正中午的时候，他从那片废墟前经过，看到山顶上的烽火台前有一位骑着白马的古代将军，在以手遮阳向远方了望，然后催动战马飘下山丘，隐入废墟之中不见了。说话人言之确凿，我只能理解为古时戍边将士忠魂不死。这是一个典型的汉族神鬼故事，因为草原游牧民族以及信仰伊斯兰教的绿洲农耕民族的神鬼概念，与此大相径庭。 三塘湖既然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好地方，自然也就成了骆驼客们休整的大站。虽然骆驼客们上路的时候带足了食物和用品，但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中跋涉数月，到了胆小怕事、谦恭质朴的绿洲居民中，还是像见了亲人一般高兴。他们会用随身携带的小物件与村民们换一些零食，驼队里也会从当地补充一些新鲜肉食、鸡蛋，吃惯了蔬菜的汉人还会用铜钱或小用品换一些三塘湖居民自家地里种的韭菜、萝卜什么的，为驼工们改善一下伙食。三塘湖的居民们虽然隐居在戈壁大漠深处，但他们并不惧怕驼队，因为他们知道驼客与他们一样，都是在苍茫大地之间讨生活的勤苦人。 骆驼客们毕竟是些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人，远离家乡和妻子儿女，一路上惟有唱唱小曲、喝两口老酒来打发孤独。与村民们在一起，拉拉家常，也会放开喉咙唱起小曲来。至今遗落在三塘湖的一首小曲叫《拉骆驼》： 拉骆驼上了工才把那啼一声 四 三塘湖东边30公里处有个现在叫“冬窝子”的地方，是一块由泉水滋润出的低洼草场。所谓“冬窝子”，是哈萨克族牧民过冬的草场。哈萨克族是在公元1883年以后从西北方向的阿勒泰地区迁徙入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在此之前，这个冬窝子就是驼队的一个站点。冬窝子北部的山峦最高处，耸立着一座唐代的烽火台，说明这里自古时起就在中央军的保护之下。现在冬窝子是几户哈萨克族牧民的冬季住所，土房虽是现代所建，但除了窗子上的玻璃以外，形状与过去的驿站别无二致。在土屋的四周生长着茂密的芨芨草，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作过一首著名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的开头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据已故新疆著名历史学家、新疆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北海考证，诗中的“白草”即为芨芨草。 离冬窝子东行约20公里叫 “高泉”，这是一个只有在西部大地上才能见到的奇景。就在平坦的砾石戈壁上，突兀地冒出了一个平缓的圆丘，在圆丘的顶上，一泓清泉映着蓝天。高泉这个地名显然是骆驼客们起的，如果是出自落魄文人或者戍边文武官员之口，则会有文采或寓意，而不是这么直白。这里是骆驼客们过夜的地方，可以想象当年每到傍晚，高泉之下的戈壁上就会卧下一群骆驼，在驼架之间，冒起一缕缕炊烟，骆驼客们聚在清泉周围，打水烧茶、洗去满头满脸的沙尘，或者坐在泉水边，谈起自己的老婆孩子、唱起小曲。而那些靠这个神泉维持生存的野生动物们，则躲在远处的梭梭柴里，等待深夜骆驼客们睡熟以后再来饮水。 以前的驼队，一般一天行进20公里上下，很难超过40公里。下午赶到一个有泉水的地方，趁着天色未晚，厨师忙着埋锅做饭，伙计们赶快卸下驼架，天气不好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搭起帐篷，人畜好好地休息一夜，第二天还有一整天的路要走。骆驼是驮货物的，人是舍不得骑骆驼的。驼队掌柜的如果年龄大了，才会有一头驴供他代步，如果是个年轻的掌柜，则要跟伙计们一样，用双腿在亚洲干旱的大地上不停地行走。 三塘湖盆地是有名的风区，八级大风每年有二百多天。冬天这里常常是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骆驼客们穿着棉袄，外面套着那种叫做“皮褂子”的光面羊皮大衣，棉裤外套着羊皮做的“吾儿裤”，脚上穿着厚厚的毡靴，但仍难以抵挡风寒。夏天地表温度常常达到70摄氏度，沙石中可以烤熟鸡蛋。骆驼客们的艰辛是现在的都市人难以承受的。 他们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集体，他们用赶骆驼的棍子对付饿极了的狼群，在土匪或者地痞人数少的时候，他们以一当十英勇搏斗，以求得生存；他们都是本乡本土、本族本院的亲人，相互都负有救助的责任。真正的骆驼客都是些胆小怕事、温良谦让的农民，他们运送货物并要力保货物的安全；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土地和祖屋，懂得命最值钱，从不好凶斗狠。他们从不携带武器，因为武器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那种英勇剽悍、武艺高强、过关斩将的驼队骑士，只是影视剧里的形象。 从高泉再往东行十多公里，就是岔合泉。岔合泉原是蒙语“察合泉吉”的转音，原意为“白色的乱山子”。可是这里的山峦并不白，只是在山峦之下的砾石上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沙土。这里泉水丰盈，滋润出一片小绿洲。在绿洲北方的山峦上有一座唐代的烽火台，而绿洲中肯定是古代守台官兵们屯田戍边的地方。在东北方山峦起伏的地方，遥见有一条白土的大道从东方伸来，这就是旧时骆驼客们走过的路。而泉水滋润出的这片小绿洲，就是骆驼吃草、休息、骆驼客们休整的地方。 清代乾隆年之后，从三塘湖分遣来几户人家，在这里开垦荒地，渐渐地发展成一个小村子。20世纪30年代，中国内乱，新疆更是无力养兵，此地已没有官兵或警察驻扎。从北方过来的骑匪侵入岔合泉，没被杀死的岔合泉人丢下老人，背着孩子，向80公里以外的巴里坤城逃命而去。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这里成为一片鬼宅密布的恐怖荒原。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有老岔合泉人陆续迁回故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开发，移来了一批农民和下放干部，20世纪60年代初又接纳了一批内陆来的饥民，现在这里已经发展成一个百来户人口的村子。因为过于偏僻，这里至今只有一条路况很差的简易沙石公路，也不通电话。但这里有一个级别和规模都不低的边防派出所，通过卫星电话与巴里坤联系。 五 来到三塘湖的驼队，有一大半要拐向南方，向巴里坤城而去。这些驼队有的是从内陆来的山西驼队，有的是巴里坤本地东上返回的驼队。清乾隆末年时，巴里坤城汇集的骆驼有两万多峰，足可见当时骆驼经济的繁荣。 现今的巴里坤城是以清代雍正年间的军城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雍正帝平定准噶尔之乱的战争中，宁远大将军威信公岳钟琪率二万五千六百兵进驻巴里坤，与准噶尔王噶尔丹策零大战于巴里坤盆地，岳钟琪大获全胜，为了西域的长治久安，清军决定在巴里坤盆地修建一座永久性的军城。岳钟琪亲自选址，率兵卒在当地民众的配合下奋力筑城。城的东、西、南三面很快就筑好了，唯有北面地临沼泽，城墙前一天建起来，第二天早上却又成了平地。为此岳大将军十分焦急，一天中午在大帐中为筑城事忧虑的时候，突然见到一个骑着白马、身披白色斗篷的老将军对他说：“孩儿，只要你顺着我的马缰绳印筑城，城就可以筑好。”岳大将军一激灵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但他坚信是他的先祖岳飞神灵前来助力，便马上来到城北，果然发现地上留有一道马缰绳拖出来的印记。岳大将军立即下令全体军民按此印记筑城墙，城墙果然很快建好，虽不规则却坚固无摧。 万驼之城里来自四面八方的骆驼客们带来了四面八方的消息，使这个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显得十分偏僻的小城信息灵通，20世纪30年代前后到新疆传教的法国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形容巴里坤是“戈壁的耳朵”。 巴里坤也是天山以南来的维吾尔族骆驼客们转运货物的地方，也就成了民族文化交流的地方。我曾在和田听一位维吾尔族民间艺人用蹩脚的汉语唱道： 哪里来的骆驼客呀 当时我曾问他：“你知道歌词的意思吗？他说不知道，这首歌是他小时候从拉骆驼的人那儿听来的。能与汉族骆驼客亲密接触的地方，有奇台、乌鲁木齐，然而最原汁原味的驼客歌曲应当是出自巴里坤城。哈密维吾尔族的《哈密木卡姆》中就有这首歌。 已在巴里坤定居了的人组织起来，捐资修建了一个大院子，作为同乡互相接济、联络感情的场所；初来乍到的内陆人，即使已经穷得身无分文，只要找到自己的同乡会馆，会馆里会管吃管住，同乡们还会有不断的资助。巴里坤的同乡会馆最多时有60多个。 仙姑庙是一座道观，宣扬的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儒家是迎合中原农民利益的学说，这种文化通过骆驼客传到了塞外的巴里坤大草原。 从内陆来到巴里坤的骆驼客们还把这样一首用陕西眉户调唱的 《十劝人心》留在了巴里坤的民间： 一劝人心皇上家听， 满口的中原农耕文化腔调，响彻巴里坤这片塞外大地。随着清代中期对天山北坡的大开发，这种腔调又从巴里坤西进到古城（今奇台县）、伊犁、迪化（今乌鲁木齐）。中原农耕文化的西漫，由此可见一斑。 在巴里坤的石人子乡，有一座石人庙，庙里供的是中原所没有的一座神像，当地民间称为“平安符”，实为一尊草原石人。 第二天车队照旧开行，结果一路上别人的大车不是断了轴就是折了辕，要不就是拉车的马受了惊，只有那个赶车人一路平安，他比别人挣到了更多的铜钱。 赶车人的故事传开以后，人们为了求取平安吉祥，时不时地到石人庙里去往石人头上、脸上抹点黑油，把一尊好端端的石人弄成了全世界最脏的神像。但据说石人对此并不计较，他具有西部草原民族的豪爽豁达性格，仍是有求必应。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石人庙里仍是香火不断，时常有人义无反顾地往石人的头脸上抹黑油，石人也就成了当地民间崇拜的神，被冠以平安符的称号（其实应是 “平安佛”，因当地人甘肃口音重，把“佛”念成了“符”）。 在西域广大的草原地区，到处都有石人竖立。草原石人是古时游牧民族用以标记重大事件的碑记性质的纪念物，并没有把这些石人当作神灵，而到了巴里坤汉人那里却成了神。汉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民族，为了解决灵魂和精神寄托问题，便到处造神造鬼以吓唬自己，结果把神造到了草原石人头上了。这可以看作是中原汉文化在新疆的本土化的典型例子，中原文化内核通过西域形式加以外化。相反，巴里坤汉人的生活中也融合了不少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比如，过年过节，巴里坤的汉人把煮好的各种肉食盛在一个大茶盘里端上餐桌，每人面前放一把小刀由客人们自己割肉吃。这本来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少数民族的习俗，却成了巴里坤汉人的习俗。 六 再回到三塘湖。 据说在中湖村的东头，曾有一座山西骆驼客们修建的庙，叫做泉神庙。里面供奉着佛教中的观音菩萨、诸金刚罗汉，儒教中的至上文君孔夫子，道教中的老子和东方神君，天庭神话中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太上老君，地府鬼话中的阎罗天子与牛头马面，还有土。 - 『转自： 原创： ⊿若有差错，请来函更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