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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泉”初探
——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
戴志强 谢世平
新莽“货泉”，传世甚多，至今仍常有出土。历代钱币学家都说这种钱大小不一，轻重殊异，版别繁杂，往往就此，一言概之。然而，它们中间有否规律可寻呢？最近我们对3245枚货泉铜钱进行一次实测和初步探讨，有一些新的体会，把它整理出来，求教于钱币界的同志们。
(一)
这批货泉铜钱，是从河南安阳一带的废品回收站拣选出来的，共计3245枚，总重9715.78克。它们中间，除了个别传世品，绝大部分都是新出土的，出土地址据查就在豫北地区。从锈色看，其中的大部分又应该是同一窖藏出土。而且，在这批货泉钱之外，还发现了同一锈色的另外三枚铜钱：一枚是西汉四铢半两钱，重1.8克，直径2.3厘米；一枚是西汉五铢钱，重4克，直径2.67厘米；另一枚是新莽大泉五十钱，重3克，直径2.55厘米(图1)，这三枚钱也应是出于上述的同一窖藏。如果这一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批窖藏铜钱埋入地下的时间，当在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再行五铢钱之前，因为在这堆钱币中，再没有发现东汉五铢，或更晚一点的铸币。
(二)
经过实测和排比分析，这批货泉铜钱，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中，虽然也有大小、轻重和版别的区分，但从总体而言，每一类钱都有着各自共同的制作特征。现举要叙述如下：
第Ⅰ类：
这一类钱共有1390枚，占总数的42.83%，重4494.68克，从实测数据看，这类钱中，百分之七十九点四的钱，重在2.8－3.6克之间。除53枚私铸钱和磨边钱外，平均每枚重3.27克。这个重量，与当时规定货泉重五铢的标准十分接近(以每铢重0.67克计算)，与西汉武帝初铸五铢钱的重量也基本相符(根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的实测，西汉武帝初铸五铢钱的重量约相当于或略高于3.25克)。这类钱的直径一般在2.24－2.37厘米之间，这个数字和当时规定货泉“径一寸”的标准直径又是十分接近的(莽制一寸长2.3厘米)。这类钱的穿孔一般为0.65－0.75厘米，郭厚0.14－0.17厘米，肉厚0.07－0.1厘米。
第Ⅰ类钱的主要特征是：内郭、钱面重好，钱背四决。外郭，钱面均为外高内下，成斜坡形，有的斜坡中间略微下凹：钱背外郭凸起，郭面与地张呈平行。“货泉”两字的书写虽有变化，但相对一致，悬针篆书体工整。无论内外郭和文字，所有线条都纤细、刚劲、整体制作划一，有神。
在这一类钱中，也有个别较少见的版别。如：
1.最大的一枚钱，实测重5.8克，直径2.45厘米
2.文字异型。计有：“泉”字特别瘦长；“货”字的“贝”呈“”状，下画不封口；面文只有一个“货”字，或只有一个“泉”字；合背，背文“货泉”两字倒书。
3.记号钱。计有：面穿下一星；背穿右一星；背穿下一横画。
4.龟甲穿。
上述每种只有1至3枚，其总和还不及这类钱的1%。
此外，在这类钱中还有私铸钱23枚，钱径约为2厘米左右，重不足2克，占总数的1.65%；磨边钱30枚，钱径约2厘米左右，重2.2克左右，占总数的2.16%。
第Ⅱ类：
这一类钱共有1088枚，占总数的33.53%，重3132克。从每一枚的实测数据看(图4)，这类钱中，百分之四十一点六的钱，重在2.8－3.6克之间，在这些数字中间，分布平均，很难找到中心值，这类钱除281枚私铸钱和磨边、剪边钱(包括一枚对文钱)外，平均每枚重3.2克，低于第Ⅰ类钱的平均值，这类钱的直径一般在2.22－2.32厘米之间，穿孔一般为0.72厘米左右，郭厚0.15厘米左右，肉厚0.9厘米左右。
第Ⅱ类钱的主要特征是：正背均有内郭。但钱面的内郭不重好，分阔、狭两种，钱背内郭有带四决的，也有不带四决的。钱面外郭，除与第Ⅰ类相同，有外高内下形外，还有重轮和宽郭两种，钱背外郭与第Ⅰ类同。“货泉”两字为悬针篆体，但书写变化无常，或字体大小，肥瘦不一，或字形异体多变，如，“泉”字的白字头，有呈椭圆形的，有近乎方形的，有近乎三角形的，不胜枚举。从整体看，第Ⅱ类钱的制作比较乱，很难找到字体完全一样的钱，但从单体看，大部分钱却比较精整，当然，也夹杂有一些制作拙劣的。
在这一类钱中，也发现有一些比较少见的版别，如：
1.传书钱1枚。
2.复书钱1枚。
3.错范钱2枚。
4.面文只有一个“货”字，或只有一个“泉”字。各1枚。
5.合面钱8枚。
6.记号钱。计有：面穿上半星；面“货”字下一星；面穿上左右决文特长，但不及外郭；面内郭四决；面穿上阴文一竖画，这些记号钱每种均只1枚。
7.广穿。计2枚，一枚穿广0.85厘米，一枚穿广0.9厘米。
此外，在这一类钱中，还有私铸钱275枚，钱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重不足2克，占总数的25.3%；剪边钱1枚，钱径2厘米，重1.8克，；磨边钱4枚，钱径2.15厘米左右，重2.2克左右；对文钱1枚，钱径1.75厘米，重1.25克。
第Ⅲ类：
这一类钱共有767枚，占总数的23.64%，重2099.1克。从每一枚的实测数据看(图4)，这类钱中重在2.8－3.6克之间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点七。即使在这中间，分布也参差不齐，更难找到中心值。这类钱除195枚私铸钱和磨边钱外，平均每枚重2.93克，均低于第Ⅰ类、第Ⅱ类钱的平均值。这类钱的直径一般在2.2－2.3厘米之间，穿孔一般为0.7厘米左右，郭厚0.15厘米左右，肉厚0.9厘米左右。
第Ⅲ类钱的主要特征是：钱面无内郭，只在钱背有内郭，钱背的内郭亦分带决文和不带决文两种，其中不带决文者，又有阔、狭之别。外郭的制作和第Ⅱ类基本相似，也包括有外高内下，重轮和宽郭三种(图8)，但轮郭一般不及第Ⅱ类深峻。“货泉”两字亦为悬针篆体，但书写千姿百态，与第Ⅱ类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第Ⅲ类钱的另一个突出点是：除84枚锈色较重，不易分辨者外，只有一枚不是记号钱(这一枚钱文字形制异样)，其余都有星、月、决文等记号。从整体看，这一类钱的制作，不及前两类钱精整。
第Ⅲ类钱，包括有以下各种记号钱：
一、以星点为记号的有：
1.穿上半星 共289枚，占第Ⅲ类钱总数的42.3%(锈色不清者除外，下同)。这种钱轻重悬殊，重的可达4克以上，轻的不及1克。其中有个别钱同时铸有两个记号，计有：①穿上半星又穿下一星的1枚；②穿上半星又穿下右决文的7枚；③穿上半星又穿下右阴文决文的1枚。
2.穿下半星 ，共29枚，占这类钱总数的4.25%。这种钱的轻重悬殊亦很大。其中也有个别钱同时铸有两个记号，计有：①穿下半星又穿上左决文的1枚；②穿下半星又穿下左决文的3枚。
3.穿右半星 共10枚。
4.穿左半星共6枚。
5.穿上星又穿下左决文的1枚；穿上星又穿下右决文的2枚；背穿下星的1枚。
6.背四星的1枚。
二、以决文为记号的有：
1.穿上左决文，共5枚。
2.穿下右决文，共173枚，是决文记号钱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占第Ⅲ类钱总数的25.4%。这种钱亦轻重悬殊，大小不一，重的可达3.7克，轻的只有1.45克。
3.穿下左决文，共96枚，占这类钱总数的14.1%，这种钱的轻重悬殊亦很大。
4.穿下左决文，决文内侧(一般决文都是外侧)2枚。
5.穿下左右决文1枚。
三、以月文为记号的1枚。这枚钱重2.6克，直径2.2厘米，月纹在钱背穿孔的左下角。虽然，这次只发现了一枚月文钱，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枚钱的月文和唐开元通宝钱中，所谓指甲纹的一种极为相似，它的发现，说明月文为记号的钱，并不始于唐开元通宝，所谓指甲纹的传说，更属无稽之谈。
四、其它记号的有：
1.背穿左一横画
2.背穿左上下两道阴文斜纹，
在这一类钱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少见的版别。如：
1.无记号钱1枚。“货泉”两字书体异样，重3.9克，直径2.3厘米
2.传书钱1枚。文字亦异样，重5.2克，直径2.3厘米
3.错范钱1枚
4.合背钱1枚
5.元穿孔1枚 ，当是方孔钱，铸成后再加工而成。
此外，这一类钱中，还有私铸钱190枚，钱径一般在2厘米左右，重不足2克 ，它占第Ⅲ类钱总数的24.7%，磨边钱5枚，钱径2.1厘米左右，重2.2克左右
(三)
通过上面的分类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类货泉铜钱的制作气息，有一条逐步递进的脉络。
《汉书·食货志》记载：“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环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货泉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这里记述的是王莽规定的标准规格。历来钱币学界都公认，莽钱中货布的制作最整齐，大量的出土实物也证明了这一点，于是，有不少学者用货布来推算新莽时期的度量衡，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历来的钱币学家又认为，货泉钱大小不一，轻重殊异。既然货布和货泉，两品同时铸行，那么，为什么一品制作如此规整，另一品制作又如此多变？这个问题确实令人百思不解。
通过这次分类对比，我们发现，问题并不象原来所说的那样。且看第Ⅰ类货泉钱：制作精整，大小划一，无论直径和重量都和规定标准基本相符。特别是制作神态，和货布异曲同工，如出一辙。这类钱的内郭因为都是重好，线条显得特别纤细。笔直，犹如两个十分规矩的方框，一大一小，紧揍地套在一起；它的外郭，又都是外高内下型，至高点形成一条极细而又十分工整的线圈；夹在内外郭之间的，是悬针篆书体的“货泉”两字，笔笔细纤，道道刚劲。这样，整个钱面的文字和周郭，犹如铁线蜿蜓，气息混然一体，再加上钱背内郭的四决，真可说是画龙点睛，维妙维肖地起到了前后呼应的效果，我们不禁连想到，同样用悬针篆书写的货布，也有一种背面左右两角内侧铸有决文的。由此可见，对于货泉钱，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认为，第Ⅰ类货泉钱当是初创时期的制作。它和货布同时铸行，与货布一样精整，有着共同的制作特征。只是因为货泉钱铸行的历史比较长，后铸的货泉鱼目混杂，掩没了它初创时期的庐山真面目罢了(其实，货布也存在私铸和后铸减重现象)。
第Ⅱ类货泉钱，是在第Ⅰ类钱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它在很多方面保留着原有的制作气息，大部分钱还相当精整。但它的最大变化是，内郭重好消失了。好郭出现阔、狭两种，不管哪一种，都是以一个粗线条的方框代替了两个细线条的方框。外郭也开始不完全采用外高内下型，出现了用粗线条取代细线条的迹象。钱背内郭的四决已经不再是定制，文字版别增多，变化无常。这些蛛丝马迹，无处不表露出后铸的草率。其次，从总体看，第Ⅱ类开始减重，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根据重量统计分布图(图4)反映，第Ⅰ类钱的重量十分集中，规格基本划一。第Ⅱ类钱的重量却趋向分散，几乎找不到一个中心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削弱。而从铸币本身来说，上述诸点，都表现出原有钱的精神面貌趋向蜕化。
第Ⅲ类货泉钱，又是在第Ⅱ类钱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钱的制作更趋杂乱，钱身继续减重，从重量统计分布图看(图4)更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标准值。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指出两点、应该引起注意的：一是，第Ⅲ类货泉钱的钱面内郭消失了，在这以前所有的莽钱，无论刀币、布币和方孔圆钱，都铸有周郭，包括内郭和外郭，无一例外，而钱面不铸内郭、恰恰是西汉五铢钱的特征。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变化，是对新莽铸币制作形态的一次改革；二是，第Ⅲ类货泉钱几乎都是记号钱。虽然，在第Ⅰ类，第Ⅱ类货泉钱中，也有个别记号钱，但数量极微，只是偶然发现，钱币上的记号，如穿上半星，穿下半星，穿上左决文，穿下右决文等等，是各地钱局(监)在铸币上的一种暗记，新莽时期，铸币权归中央垄断，所以莽钱中很少有记号，第Ⅲ类货泉钱，几乎都是记号钱，不能不说当时铸币在所有权上发生了变化，就制作特征而言，也是对新莽铸币的一个背叛。
由此，我们认为：三类货泉钱代表着铸币的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衔接，循序递进。
(四)
货泉钱究竟始铸于何时？它的铸行时间又究竟延续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由于《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的记载不一，导致了两千年来的争论不休，有的主张天凤元年(公元14年)，有的主张地皇元年(公元20年)究竟谁是谁非？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依靠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对《汉书》本身的深入研究；一是运用钱币学的方法，依靠实物佐证。
如果把《汉书·食货志》和《汉书·王莽传》对照着读，便会发现，在同样记述王莽币制变革内容的时候，两篇文章之间，有相互借鉴，相互依赖的地方。譬如：《王莽传》在叙述第三次币制变革时，主要着笔在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而对“宝货制”本身内容，则一字未提，仅用“于是造宝货五品，语在食货志”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一笔带过。这就明确地告诉读者，《食货志》里写了的内容，这里不再重复。与此相应，《食货志》在描述这次币制变革时，重点就不一样，它着力对金、银、龟、贝、钱、布等“宝货”的内容，作了详细介绍。至于变革的前因后果，兴废情节便不再叙述。应该说《汉书》作者的这种构思和安排是完全合理的，他巧妙地避免了两篇文章的文字重复，使读者看后，各有所得。但是，这样一来，就单篇文章而言，难免会造成某些遗漏，甚至含糊其辞，语不达意，给后人带来不少误会和麻烦。譬如，《食货志》为了不写或少写情节，却把王莽第二次币制变革漏过了。对于第三次币制变革的时间，也只笼统地写了三个字：“莽即真”，究竟是哪一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交代清楚。但在《王莽传》中却记载得比较详实。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它章节也会发生。于是，我们在读《汉书》的时候，必需前后照应，把有关篇章对比着读，以资相互补正。
为了弄清王莽第四次币制变革的真相，我们当然也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
粗一看，《食货志》说天凤元年，改作货布、货泉二品并行。《王莽传》却说，地皇元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货泉，两品并行。两篇的矛盾似乎很明显，但深入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新的文章。《食货志》在天凤元年记述货布、货泉二品并行之后，紧接着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矣”。剖析这段文字，大抵包括三方面内容：(1)在第四次币制变革宣布以后，“大泉五十”作为一种过渡性货币，还允许继续通用；(2)“大泉五十”在继续通用期间，币值不再是一个当五十，而是和新货泉钱一样，“俱枚直一”；(3)“大泉五十”作为过渡货币的年限是六年，“行尽六年，毋得复夹大钱”。这最后的一句话，至关重要。因为，从天凤元年起算，六年之后正好是地皇元年，它恰恰和《王莽传》中，地皇元年的有关记载，可以联系上。也就是说，天凤元年开始宣布的第四次币制变革，在天凤的六年间(公元14－19年)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而由于种种原因，“大泉五十”仍然作为通货使用，甚至“小泉”也可能没有完全杜绝(一种被废除了的钱，仍然夹杂在通货之中，这在货币史上，尤其在金属铸币时期，是常见不鲜的)。鉴于这种实际情况，为了进一步落实第四次币制变革，王莽借改元之机，亦即地皇元年，再次申领，“罢大小钱”，只准货布、货泉两品并行，是完全可能的。这样来理解，《食货志》和《王莽传》并不矛盾，而应该是互为补充。
我们再从实物分析，也同样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首先，从大泉五十钱制作的变异，可以得到佐证。第一次币制变革时期，大泉五十的文字粗壮，缘阔肉厚，制作笃实，确有“大钱”风度。后期的大泉五十，不仅钱身减重，而且文字由粗壮变得细瘦，外郭由阔缘改为重轮，制作气息变得和第Ⅰ类货泉钱十分相似(图14)。这就说明，在王莽推行第四次变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泉五十不仅继续通用，而且还在继续铸造。可见，《汉书·食货志》所记，大泉五十和货布、货泉并行六年的事情属实，那末，从天凤元年起算以后六年，即是地皇元年，合情合理，若从地皇元年起算，则不可能，因为地皇四年，王莽被杀，新莽不复存在，也就谈不上“六年”的问题了。
其二、第Ⅰ类货泉和货布一样，制作十分精细，规格特别工整，从造型设计到铸造工艺，均可谓精工细琢，在莽钱中推为上逞。这样规矩的制作，从一般规律而言，当在社会相对安定的条件下，方可实现。天凤元年，正是新莽十几年中比较稳定的阶段，而到地皇元年，已经面临复灭的危险，内外交困，不可终日。
其三，从本文第二、第三两节分析得知，货泉钱有三个发展阶段，从货泉钱的实物遗存来看，数量很多，在莽钱中居首位。这些事实表明，货泉的铸行年代应当比较长，所以，天凤元年之说，更符合情理。
其四，第Ⅲ类货泉钱，和第Ⅰ、第Ⅱ两类货泉钱相比，制作风格上的变化比较大，它的突出点是：一、钱面不铸内郭；二、记号钱成为普遍现象，这两点无疑是秦汉铸币的遗风，作为背叛刘汉的王莽，自然不肯把废弃了的东西再拣起来。根据前面几节的分析，可以推定；第Ⅲ类货泉当是东汉初期的过渡性货币，它的铸行年代在莽亡前后，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再铸五铢钱为止。记号钱的大量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初期铸币权的分散。
第Ⅰ、第Ⅱ两类货泉钱，虽然在制作上亦有明显区别，但它们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所以，它们都应是王莽所铸的货币。若说始铸于地皇元年，则离莽亡只三年多时间，要在这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经历两个发展阶段，显然不很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第Ⅰ类货泉应该始铸于天凤元年，第Ⅱ类货泉则是天凤后期或地皇年间的铸币。
(五)
通过货泉的断代分析，使我们对莽钱的认识深入了一步。对王莽铸币特征的演变脉络看得更加清楚，兹小结如下：
王莽第一次变革，在居摄二年，以错刀、契刀、大泉五十，与五铢四品并行。这一时期铸币的特征是：郭宽肉厚，无论文字笔划，轮廓线条，都粗壮丰满，造型笃实，制作精整。这是王莽第一次推行大钱政策，也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少有的大面值铸币。用两枚错刀，或二十枚契刀，就要换取一斤黄金；一枚重十二铢的“大泉”，可以作五十枚五铢钱通用，这样大的面值，自然要防范民间盗铸。所以除了制定严厉的法律制裁措施之外，王莽也确实在铸钱工艺上，下了功夫。
第二次变革，在始建国元年，废错刀、契刀、五铢，更作小泉直一，与大泉五十并行。这是第一次变革的继续，小泉直一虽然只有一铢重，却顶替了原来的五铢钱，所以在制作风格上，仍然保留了第一阶段的特征，钱体虽小，但造型丰满笃实。
第三次变革，在始建国二年，行“宝货制”，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其中包括铸币“六泉”、“十布”。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变革，名目等级的繁杂，造成币制严重混乱。从铸币造型看，不再象第一阶段那样丰满笃实，文字轮廓都不再那么粗壮，而且，钱的制作也不很规矩，经常有错范现象。“十布”分有“中钱过穿”和“不过穿”两种版别，同时铸行的货币，大小轻重亦有差异，甚至有的大面值布币比小面值布币还小，这些反常现象的出现，表明：这个时期，不仅币制混乱，而且在铸造工艺上也很不认真。“百姓不从”，人心散离。于是，“宝货制”无法推行，实际上使用的仍是大小钱二品。
第四次变革，在天凤元年，罢大小钱，更行货布，货泉。这一次变革，实际上是对前一时期大钱政策的一种收敛，特别是在“宝货制”以后，想通过这次变革，挽回已经失去了的人心。反映在铸币上，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征：(一)直一钱——货泉的直径和重量基本恢复到西汉时期初铸五铢钱的标准。原来当五十行用的“大泉”也改为直一钱(事实上，此时的大泉五十已经减重，重量和新铸的货泉钱大致一样)；货布，实际重二十五铢，当二十五用，仍然属于贬值货币，但比起前几次的“大钱”，已经收敛多了。(二)在造型上彻底改变了第一阶段铸币丰满笃实的风格，文字轮郭都变得十分纤秀，似乎要告诉人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大钱”时期了！即使大泉五十，凡新铸者，制作也都作了更新，同时，在铸钱工艺上，也纠正了第三阶段的混乱马虎现象，这一时期的铸币，规格特别整齐，是莽钱中最成功的作品。(三)私铸钱少，从这次实测的数据看，这一时期的私铸钱，只占第Ⅰ类钱总数的1.65%(图15)，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在这一时期，铸币是成功的。
但是，王莽的这些急救措施，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精工细作的铸币也没有坚持多久，到地皇年间，尽管还以货布，货泉并行，但随着政治上的没落，铸币亦趋向混乱，第Ⅱ类货泉在制作上的衰退迹象，便是实证。与此相应，私铸钱猛增，从这次实测的数据看，这一时期的私铸钱，竟达第Ⅱ类钱总数的25.3%(图15)。
莽亡前后，到东汉建武十六年，货布停铸，货泉却继续铸行。传说刘秀相信纤纬，因他起于舂陵白水乡，货泉的“泉”字，象征白水真人，所以刘秀要得天下，当然这只是一种托辞而已，实际上，这一段时间，正处在混战时期，生产的破坏，经济的颓废，使新起的刘秀政权还来不及整顿币制，所以，货泉钱作为权宜之计，继续沿用，但它毕竟已经变易主人，所以在新钱制作上，难免掺进了刘汉的气息，第Ⅲ类货泉钱，便是在这样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所谓“光武货泉”，我们认为，应该是指的这一类货泉钱。
(六)
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货泉饼钱。这种“饼钱”，在传世品中，时有所见，它们大小不一，轻重悬殊，一般直径在2.5－3厘米左右，肉厚在0.2－0.5厘米左右，重在9－22克左右，钱身特厚，中间鼓起，周沿稍薄，剖面呈榄橄状，文字轮廓多较平夷。由于它的重量大小和一般货泉钱相差太远，造型也与一般铸币不同，又未见史书记载，所以，我们认为，它不是正式通用货币，至于它的铸造年代和确实用途，当另作专题研究。
二、关于布泉钱。布泉有两种，其中之一，与货泉钱的制作气息十分相似，“布泉”两字亦为悬针篆，“泉”字中竖不连，大部分“布泉”钱内郭重好，外郭外高内下，直径2.5厘米左右，穿孔0.9－1厘米，重3.2克左右，制作规整，虽然史无记载，但从实物看，无疑当属莽钱，而且应该是王莽第四次币制变革时期的一种铸币；另有一种玉筋篆的布泉钱，则是南北朝时期北周铸币，当作它论。
三、关于国宝金匮直万。此品形制奇特，传世极稀，有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为一方孔圆钱，直径3厘米，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下半部为一正方体、边长2.8厘米，内有两条直棱，中间篆书“直万”，从制作气息看，当属新莽无疑，但史无记载，用途不明。若是铸币的一种，或应该是王莽第一次币制变革时期的东西。但值五千的错刀，尚且用黄金镶错“一刀”二字，价值比之高一倍的直万“国宝”却只是一块41.7克重的青铜，难免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史书曾有这样的记载，王莽把全国搜括来的黄金，收藏宫中，每万斤为一匮，到新莽覆灭时，尚存六十余匮，从这个情况看，此品或为宫中“金匮”的某一专用之物，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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