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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路透社 作者：Michaela Rehle 在本文的读者当中，大多数并不懂得如何钻木取火。尽管如此，人类学家认为对火的掌控让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人。火带来了熟食、给予人庇护和热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理构造。哈佛人类学者Richard Wrangham在他的书（《Catching fire》2009）中指出，熟食催生出了属于直立人的消化系统，这让我们的身体有多余的能量来供给大脑，使它进一步生长。 不管怎样，我们的祖先曾渡过一段没有火的漫长时光。虽然听上去挺糟糕，但我们也的确可能再次过上这样的生活。实际上，取火的本领在人类历史中曾几度失传。早在150万年前，南非人最先掌握了这门技术；70万年前，它在以色列和中国突然出现；又过了30万年，欧洲人才学会使用火。为什么黑暗不时降临呢？也许是将技术传递下去之前，部落内的司火人遭遇了不测，或是整批的司火人在一场大灾难中丧生。任意一种情况，都会让人类在重新发明或邂逅这项技术以前的上千年中面临黑暗。 尽管火对生存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但历史也告诉我们，自然选择并没有直接赋予人类掌控火的能力。因此，与其说这些技能属于书籍、艺术一类的高级文明，不如说它们源自古老而又沉默的传承过程，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过程脆弱非常，遇到些不幸年头，它便可能就此中断；但这过程又足够坚实，只要有好的条件，它即可延续千年。当然，人类历史中，命悬一线的重要技能也不只取火这一项。 那么性呢？生殖似乎是自然界留给人类的最后一堂奇特的文明课。事实证明，即便是不大好学的黑猩猩也是要通过学习才知道该怎么欢爱的。只有通过观察同伴的性交行为，野生的青年黑猩猩才能在发情期成功的进行交配。如果把他们单独囚禁起来，不让他们看到成年黑猩猩的性交过程，那么即使是处于发情期，这些青年黑猩猩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朋友Iner Peterson是位物理工程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负责建造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的太空医学研究实验室。荣幸的是，他还曾与美国发射到太空的第一只黑猩猩Ham一起工作。当时他们实验室准备培育一只无病原体的黑猩猩，但始终未能成功。最后，大家不得不从加蓬逮了一只野生黑猩猩。这不禁让我们思考：文明，究竟可以走多远？ 接下来，我将谈及的文明是那些曾塑造了动物群落的学习力量。它们就像传染病一样，可以传递、蔓延，而且不依赖语言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传统和习俗是被继承下来的，而不是个体天生就有的。人类是这样，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学习性交、了解群落的等级制度。对于整个物种来说，他们的一些行为是很普遍的，这是受了遗传基因的影响。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一个黑猩猩群落掌握了砸坚果或是钓白蚁的方法，但与其临近的另一个群落则对这些技巧一无所知。 如大家所了解的，文明能改变自然的游戏规则。50，000年前，当智人走出非洲时，他们征服了所遇到的各种生态环境，旗开得胜。仅用了5000年，他们便在欧洲和亚洲开花结果。文明是如此强健有力，它将生物进化远远甩在后面。不过，它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二十世纪“脑繁荣”模型成为主导，它认为古人类脑体积的增长带来了我们复杂的认知及文明。考虑到社会发展、饮食变化、环境复杂性等问题，这一观点也日趋庞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大脑（萌发智慧之所）对文明产生了影响。Robert Andrew Foley与Roger Lewin合著的书中（《人类进化规则》2004）有诸多精道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如果有人问，人类的超级大脑和智慧究竟带来了什么，它们无疑为文明提供了基础。” 这想法很好，不过它并不正确。男女间的性关系在“更新世”时期【1】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影响到了人类的家庭结构、社会等级，甚至是幼儿期的长度。它们都为现代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不过，鉴于当时的现实条件，文明并没有产生。“智慧是突然出现的”这一假定也不能自圆其说，进化论心理学家认为“智慧”很快构建了人类的文明生活：成立家庭、共同猎食、使用工具、发明宗教和艺术等相应的新事物。不过，为什么智慧会突然出现呢？Nicholas Humphrey和Robin Dunbar则提出了一个更复杂、世故的进化模式：马基雅维利模式（它承认社会组织对文明发展的影响）。不过，他们也试图用社会复杂程度来解释文明的跳跃性进展。那么社会的复杂程度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要打破它，就要考虑到一个被忽略了的要素：情感。在人类拥有现代思想以前，情感是我们的向导。某种意义上说，情感在大脑的进化中承担了责任。不过，关于情感的进化故事从没有人说起。对此展开研究的时候到了。 情感是什么呢？希腊哲学家将其视为需要由理智控制的身体能量；斯多葛派学者（及17世纪的斯宾诺莎）认为它是一种有缺陷的判别力；弗洛伊德则认为它是无意识的一种流露；而今，神经学则给了我们一个详细的阐述。 脊椎动物都有些适应性的本能，比如搏斗和飞行，它们属于古脑系统【2】，主要存在于脑干。具有情绪回路的脑边缘系统位于古脑系统顶部。哺乳动物有七个情绪系统，其中分布着情绪神经。每个情绪回路在大脑中都有一条自己的传导路线，支配特定的神经和荷尔蒙，从而产生对应的行为。比如掌控“恐惧”的神经回路，它从扁桃腺开始，经下丘脑、中央灰质，传递至脑干，最终到达脊髓。这一系统能让主体做出表达恐惧的行为、发出痛苦的声音（叫声、哭泣等）、选择飞离或逃跑、进行排泄及自卫反击。自然选择让多数脊椎动物具备这套系统，以此来帮助他们应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 脊椎动物不仅有“恐惧”行为，它们也有搜寻行为，捕猎、觅食、生殖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将生物的这种原动力称之为“柯尼蒂斯”（奋斗之意）。借用神经学家Jaak Panksepp发明的术语，当代科学家把它叫做“搜寻系统”，以此来体现它同时具有的心理学及神经学特质。“搜寻”常常通过不同的情绪来界定，实际上它本身即是一种主要的情感。它具有激发性，能促使生物体在环境中寻找、探索资源。说得浅白些，我们可称之为“渴望”。它激发着动物们去追求快乐和满足，但它又不等同于快乐本身。它是一种不断滋生的关注与期待感，如同你想狠狠抓痒的感觉。动物每种有目的的追求都根植于“搜寻”。 这个“渴望”系统是大脑内主要的多巴胺回路，它起始于中脑的腹侧被盖区域，经腹隔核的中心、前额皮质，传导至脑干。它与“快乐报偿”紧密相连，在得到满足前，保持着高度紧张。正如神经学家Robert Sapolsky在《Monkeyluv》（2005）中指出的，“多巴胺与报偿结果无关，但与期待有关。”如果你用电刺激动物大脑内的“搜寻系统”，它们会去寻找当下最需要的：食物、水以及性等等。在黑猩猩、倭黑猩猩这些与人类相似的群体中，排在需求首位的是食物，由此也能发现情感回路是如何影响了我们“亲戚”的饮食习惯。 在信息文明产生的过程中， 家庭的演变扮演了重要角色。 黑猩猩的狩猎行为比我们所认为的频繁得多。超过30种的脊椎动物都是它们的目标，红色疣猴是它们最喜欢的猎物之一。如果一只黑猩猩单独猎杀疣猴，其成功率只有三成；若是10只或更多的黑猩猩联合狩猎，成功率则有十成。因此，组建一个社会联盟对黑猩猩来说是个不二选择。同时，为争夺交配权和统治权，雄性间的争斗则让组建联盟变得困难。在《倭黑猩猩与无神论者》（2013）一书中，Frans de Waal指出，人类跟黑猩猩一样，也存在着这种矛盾。我们联合起来分享资源、抵抗敌人，但男性又会为争夺女性而陷入争斗。另外，我们也会像黑猩猩一样，粉饰（通过语言或酒）这种竞争，再回到合作的状态中去。 与人类和黑猩猩不同，倭黑猩猩不大需要动物蛋白。热带雨林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水果，所以他们没有联合狩猎的压力。他们较少合作觅食，但却在寻找水果和植物上花了不少力气。还有，它们是母系社会。 那么，他们的母权制是由文明带来的，还是生物原因造成的呢？这很难回答。对人类而言，早期的发展经验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和神经，一部分的后天特质掩盖了本性。我们的近亲，一样也有后天特质，虽然仅仅是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然而，像母权制这类较深层的行为体系则可能是在先天基础上，加以后天影响的结果。被困住的黑猩猩无法学习性交，那是因为它们的欲望回路中缺少对应的目标和技术引导。类似的，倭黑猩猩的母权制可能是由天性催生的，比如神经化学物质的作用（催产素及荷尔蒙）；同时，他们也受到了其早期经验的影响。换句话说，只要不是白纸一张，灵长类往往是灵活变通的。这让人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实验：能否让倭黑猩猩幼崽养成黑猩猩的习性，或是刚好相反？ 倭黑猩猩的母权制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展现，其中最有趣的是狩猎。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人类都因雄性狩猎而受益。人类学数据显示，在人类社会中，约88%的蛋白质是由男性捕猎提供的。不过，这还不足以解释灵长类的狩猎行为。当雄性黑猩猩捕猎时，它们对雌性更具吸引力，所以雄性黑猩猩常试图以肉类来追求另一半。而当雄性倭黑猩猩捕猎猴子时，群落中的女当家会没收它们的猎物。由于这不会给它们带来性和地位上的优势，所以雄性倭黑猩猩对捕猎并不大感兴趣。因此，我们所看见的食肉行为并不一定为了吃饱和营养。黑猩猩及倭黑猩猩的“搜寻系统”都指向捕猎，但在食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捕猎则能让黑猩猩获得性优势，这也使得捕猎成为了它们的“搜寻”目标。 那么，人类呢？早前我们的“搜寻系统”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特定的环境下，它有了发展。除了狩猎、觅食、清理，人类的祖先还对味道有了追求，而今信息则成为了追求目标。我们的渴望，最先是源于探索资源，随后灵长类擅于模仿的天分则为文明的发展添加了动力。对于黑猩猩来说，学会如何用石头凿开坚果已经非常不错了，但这与打造石器、裁剪衣服、打磨长矛、加工有毒植物比起来却又不值一提。黑猩猩狩猎没有过多的计谋。它看起来很难，但策略简单。人类狩猎则不然，一个人要磨练二十年才能成为捕猎能手。没有“搜寻系统”的推动，我们的祖先是很难习得如此复杂的知识的。 既然黑猩猩和倭黑猩猩也具备“搜寻”这个情感系统，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发展出对信息的渴求呢？人类的成功无法以“脑发达”或“魔弹理论”来解释，澳大利亚哲学家Kim Sterelny提出了一个另类的观点。他在《进化论的学徒》（2012）中指出，在社会组织经历戏剧性的变化后，人类社会在“更新世”时期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首先，幼儿期延长，且更加安全。这使得人类有了至关重要的学习空间。出于生存压力，少年开始学习复杂的生存技巧。他们需要一个设有工具的新鲜环境，以及一些能一起练习和交流的能手。一旦这些条件都完备了，信息便可以从上一辈准确地传给下一辈。 那为什么人类的幼儿变得更安全了？这是由一些因素导致的，它们包括煮食的发明、储藏食物以及大型炉床的出现。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类的合作再生产。男性不再杀死幼儿，长期夫妻关系形成。他们是如何从杀婴者变成哺育者的呢？这个我们还不清楚，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块茎类植物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同黑猩猩和一部分现代人一样，我们的祖先曾经施行一夫多妻制。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小家庭中。母亲和婴儿被紧紧捆绑在一起，男性则是形成一个子群体，每天一起外出狩猎或求爱，然后到时再各回各家。子群的规模伴随资源的多少而变化。如果一个单身男性进入了新群体或是发现了未受保护的女性，那么他会像黑猩猩一样杀死女性的孩子。失去孩子的女性便重新进入发情期，这位闯入者会使她再度受孕，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当女性从土地中获得食物时，男性则外出狩猎——这也许是有某种意义的。新的合作模式让一夫一妻制有了存在的可能。 在某一刻（我们也不确定是什么时候），男性和女性偶然间发现了这种新型的、稳定的合作模式。人类从茂密的森林迁居到广袤的草原，一种新的劳动分工随之产生。有数据显示，对现在坦桑尼亚的哈扎人来说，植物块茎是相当重要的，推及我们的祖先也是如此。在草原生活的人类，需要与狒狒争夺梅子、小型猎物、猴面包树以及蜂蜜。不过，狒狒无法像人类女性那样取得地面深处的植物块茎。因此，当环境恶劣时，人类还能以这些东西度日。我们的祖先在面临同样的境遇时，男性外出狩猎，女性则从土地中觅得食物——这也许是有某种意义的。实际上，新的合作模式让一夫一妻制有了存在的可能。 这帮助我们的祖先解决了另一难题：父权制的困境。新的模式更能让男性供养有血缘关系的晚辈。有三个事实能证明这一点。雄性大猩猩头领拥有多个雌性，它通过武力吓退对手。绢毛猴和人类则有固定的“夫妻”关系，雌性以保持忠贞来换取雄性的物质支持。黑猩猩的群落属于“兄弟连”式的，因此他们的潜在对手常常与自己有亲缘关系。倭黑猩猩会与目力所及的任何雌性发生关系，这使得父权制在它们的群落中无法施行。（另外，雄性倭黑猩猩在抚养子女的问题上，也很少提供帮助。） 综上所述，家庭的发展为人类信息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悠长、安全的童年势必也为头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使得它更复杂，并最终催生了语言。人类新的学习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自由且开放。搜寻，加上一个信息丰富的安全环境，让人们对各种事物产生了好奇心。而这些好奇心和生产技能都可以通过自然及文明选择再发展。信息丰富的、安全的环境与认知的扩展一拍即合。由此我们发现，探究情感的发展，也让我们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有了了解。 如果说被延长的童年让“搜寻”系统进入了社会学习的良性循环，那么另一个情感系统则让这种有效循环获得了更稳固的社会结构。——遇见“关爱”。 对于生存在危险环境中的动物而言，尤其是那些幼崽异常柔弱的物种，形成母婴间的亲密关系是非常有用的。自然并没有让它们自生自灭。不同于其他的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对幼崽及同类格外照顾。它们的大脑中有个重要的连接机制。在雌性怀孕的整个阶段，特定的神经肽（催产素、催乳素以及诸如内啡肽这样的麻醉剂）会持续分泌。被喻为“爱情荷尔蒙”的催产素能够从几方面管控准妈妈的生物机能，且可以促进分娩和哺乳。另外，它还能刺激生育，给未受孕的雌性提供大量的神经肽，使得她着手备孕。研究显示，一旦催产素让雌性开始有了母性的行为，那么它便大功告成，不再需要继续分泌了。只要这种荷尔蒙扳动了那个“开关”，母性便会自己一路走下去。 不过，母婴间的亲密关系也是有时限的。绵羊的母婴关系就非常短，只有1到2个小时。如果一只小羊羔与母羊隔离2小时，母羊不仅不会再像妈妈一样照顾它，而且还会拒绝小羊。但令人惊奇的是，科学家发现，向母羊大脑内注射催产素可以让她恢复母性。一旦这种荷尔蒙再度进入其体内，母羊又会与小羊亲密无间，并且继续保有母性行为。 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造就了人类独特的童年 在黑猩猩的群体当中，“关爱”仅出现在有限的范围内。母子间的关系是很牢固的，且大致会持续七年。如果子女有了自己的家庭，母子关系即结束。如生物学家Sarah Blaffer Hrdy所指出的，“在现有的300多种灵长类中（包括四大猿类和许多广为认知的古时猴类：恒河猴、草原狒狒等），约有一半是母亲单独照顾子女的。”她在《母亲及其他》一书中写道：在养育幼子的行为上，人类独有的变化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黑猩猩不同，直立人的小孩并不是由母亲单独抚养长大的。祖母、姑母、叔叔、兄弟姐妹和父亲（总称“异双亲”）都贡献了力量。这便在更大范围内构筑了共通的感情。 人类的后代需要额外的课业，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大家长们并没有发挥作用。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造就了人类独特的童年。更新世时期，灵长祖先的童年和寿命都比较短。他们的臀部宽大，这使得胎儿在母体的子宫内发育得更为充分。如黑猩猩，他们的行为就更富先天性。我们的两足祖先东非直立人，他们的骨盆大小已不再能容许胎儿的头盖骨发育良好。此后，与其他灵长类相比，人类的后代在出生时，大脑还处在发育初期。这便让婴儿对父母和异双亲有更多的依赖。 由于神经存在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依然能从外界丰富的环境中接纳信息。在婴儿期，我们的大脑在逐渐吸收后天的营养，与哺育者间的交流，帮我们建立了更广泛的情感连接。人类能与多个哺育者形成亲密关系，并且能将这一关系无限期的保持下去，甚至在个体已经独立过活时，依然如此。 这种相对灵活的情感连接（由催产素促成）让人类有了罕见的合作动力。情感发展让早期的家庭粘合在一起，这为社会学习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尼安德塔人非常照顾同族，有证据显示，他们会照顾族内的老弱病残。当“关爱”贯穿于合作再生产、异双亲家庭及社会学习等一类文明新产物时，我们狭隘的亲密关系就变得开放而灵活。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关系从核心家庭扩展至同类。最后，通过宗教和宗族机制，它甚至延及虚拟的族类（没有血缘关系的）。而且到这时，文明依然在发展、壮大。 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关爱”系统发挥了更广泛的作用。倭黑猩猩（我们爱好和平的近亲）是否也能在催产素的作用下超越狭窄的母婴关系呢？黑猩猩、倭黑猩猩都属于猩猩种属，它们大致在一百万年前分化成了两个类别。直到1929年才被发现的倭黑猩猩比黑猩猩体型小。另外，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雌雄的身体差异较小，雄性倭黑猩猩也不像雄性黑猩猩那么好斗。倭黑猩猩的生活环境食物充足，它们的性活动也很频繁。这其中有雌雄交配，也有“雄雄”和“雌雌”交配。简而言之，任意两只倭黑猩猩间都可能存在性行为。 性对于倭黑猩猩来说并非仅仅是快乐和嬉戏。当群落内出现潜在的冲突时（如分食食物时），它们的性活动会变得频繁。在同样的情境下，黑猩猩和人会以武力解决问题，但倭黑猩猩则会“骑”在彼此身上，让性的狂喜冲淡斗争、维持和平。因此，如de Waal所说，倭黑猩猩乃是灵长类中的嬉皮士。 当性及其他资源存在竞争时，灵长类的欲望回路会进入黑猩猩一般的模式。这种情况的主要诱因还是“资源”。如果食物匮乏，雄性间便开始争夺配偶，“欲望”会受到社会等级的限制。如果资源像倭黑猩猩所享有的一般丰富，竞争即会减少，群落成员便能平均分配性交的权力。比如雌性倭黑猩猩对雄性来者不拒，所以雄性间几乎没有争斗，但它们也没有黑猩猩那么团结。 不计利益得失的感情是灵长类社会生活之源 长期以来，自由性爱及波西米亚式的人生观都支持人类性解放。我们能够让性爱跟生殖分离开来。但与倭黑猩猩相比，人类对此更像个业余爱好者。它们的欲望回路对配偶数量毫无约束，并且群落中的风俗也与之相配套。那倭黑猩猩的“关爱”系统是怎样的呢？在其欲望回路运转的过程中，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分泌增多，血清素减少，睾酮一类的雄激素成为了雄性和雌性共有的欲望助力。这是个完全不一样的欲望回路。倭黑猩猩的“性爱和平”模式是欲望回路的产品呢，还是“关爱”系统带来的，或是两方面都有？ 黑猩猩是非常排外的，它们会杀死群落中的外来者。人类和倭黑猩猩则更具包容度，更能与陌生“人”合作。倭黑猩猩会快速的与新群落成员发生性关系，不过与亲密关系不同，这似乎只是为了消除争端。事实上，乱交、充足的资源及较少的竞争使得倭黑猩猩的社会凝聚力非常弱。与黑猩猩和人类相比，它们的群落联盟很松散。归根结底，这是个经验主义议题，它可以通过研究灵长类的神经内分泌学行为得到答案。 一些特定因素共同促成了现代人类文明：我们的天性、灵长类的情感系统以及它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那些让人口得以持续增长的交互作用便是人类智慧之所在。不过，这也仅意味着它们解决了群落的生存问题。这类成功并不取决于灵长类的理论认知，至多可以说黑猩猩的集体狩猎是源于理性认知。尽管如此，社会和文明的选择都为智慧和现代情感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透过三个灵长类的社会群落、两个情感系统“搜寻”和“关爱”，我们看到了智慧的成果。当然，这只是纸上谈兵，进化本身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暂时能得出一些结论。首先，我希望我已经将黑猩猩、倭黑猩猩以及人类的那些精道又沉稳的社交智慧呈现了出来。其次，我已指出无需任何高级的理性认知，情感就能够解释社会阶层的复杂性。灵长类的情感源于先天行为和文化习俗，它们在生态基体、科技和再生产策略当中产生。一定程度的脑力，如记忆力、试错的学习能力是黑猩猩、倭黑猩猩及早期人类形成悠久文明的先决条件。解决特定问题的能力绝非现代人类才有，所以我们不该将它划定在很晚的时代中。对于猿类，我们既不需人格化它们，也不需形态化它们。情感理论显示，快乐、痛苦、期待、欲望、关爱和其他的感受是如何在复杂的生态中相互作用，并衍生出成熟的社交行为。 最后，人类发明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沟通方式，提高了社会契约的规范性。不过，在规则、道德和法律存在之前，我们便有忠于道德标准的情感系统——忠于本族、富有同情心等，这使得小群落也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即使对于“是敌是友”的基本判断，我们也需要对应的情感认知和记忆。Kim Sterelny在《进化的学徒》（2012）中写道：“忠于道德标准的情感在有道德认知以前便存在，它让合作和文化学习有了可能，这为形成明确、规范的思想做了准备。” 哈佛大学著名的婴儿实验室负责人，认知心理学家Elizabeth Spelke把婴儿解决问题的能力界定为天生的——他们先天就有的认知模式。耶鲁心理学家Karen Wynn和Paul Bloom将婴儿早期的社交偏好看作认知力，是早期概念思维的产物。我则有个不同的想法：社交偏好是基于情感模型的。不计利益得失的感情是灵长类社会生活之源。 在《人类的起源》（1871）一书中，查理斯-达尔文举例说明了动物社交情感之成熟。一只狒狒为保护另一只幼年狒狒，会勇敢地向一群狗出击。达尔文讲述这类故事是想说明：人类的道德感根植于哺乳动物的社会本能。其表兄Hensleigh Wedgwood写信给达尔文说：“你错误地判断了这类现象的关键特征。并不只有那一只狒狒会表现出勇气一类的东西，其实附近的狒狒们也会有心理挣扎——纠结于“对狗的恐惧”与“帮助同类的冲动”。目睹英雄行为会让它们对“见义勇为”者产生积极的情感，这随后会演变成更有凝聚力的行为。换句话说，这只英雄狒狒会变成其他狒狒想接近的对象。同时，Wedgwood指出这种围观者效应可以为害羞和虚荣的出现提供解释。这一结论偏于主观，Wedgwood也因此饱受争议。 通过学习，群居动物让自己的情感变得更为“圆滑”，比如寻求支持、避免受到同辈和长辈的否定。对于灵长类、犬类及其他哺乳动物而言都是如此。我们有个情感反馈圈，它会鼓励“亲社会”的行为，惩罚“反社会”行为。与认知主义所主张的相反，人类更倾向于通过灵活的情感机制做事，而不是计算能力。 达尔文很礼貌地给表兄回了信。他承认一个观察者可能会夸大或减弱道德羞耻感和认同感。不过，只要灵长类不是盲目地帮助对方，这种观察偏差便不会造成实质影响。见义勇为的冲动需要被更充分地了解和界定，从而得到合理的解读。 在《人类的起源》末尾几行，那只英勇的狒狒再度出现。有些精英总以为人类高高在上，达尔文借此向他们揭示了人类的残忍与野蛮。“对我自己而言，我也是老狒狒的后代，它们从山里来。在面对一群恶犬时，它们将年轻的伙伴胜利救出。”其他的灵长类也许没有法律、没有iPhone、没有戏剧，但它们的情感文明也许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丰富很多。 Stephen T Asma，哲学教授，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杰出学者，最新著作：《反对公平》——解构人类的偏袒行为。 译者注： 【1】 地质时代第四纪的早期。 【2】 鱼类和两栖类大脑半球的脑皮为古脑皮。古脑皮由神经细胞构成，为嗅觉中枢。在哺乳类中退化为梨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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