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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都注定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命题。在前一段纷纭的论争已经过去之后，我作为一个教师，面对学生，仍然不能解除一种尴尬之状，那就是：我很难用更为确定的态度终结这个议题的讨论和思考。而当初，我仅仅因为这个议题的争议性而轻率地把这个话题引入课堂，结果自然收获满堂的热烈争议。但争议之后留下的价值是什么呢？ 几乎从一开始，我就隐隐感到，“不是老人在变坏，而是‘坏人’在变老”这个最初看起来只是网上俏皮的调侃，最终却引发了认认真真地论证和论争的命题，其中既包含着事实判断因素，也包含着代际情感因素和社会伦理因素等价值因素。它们果然在论争中缠绕在了一起。当一位同学在课堂上以自己的亲爱善良的爷爷为例子来反驳那个命题的时候，他就不仅是在用一个“反例”来否定凤凰网文章的归纳推理（归纳最怕反例。面对可能存在的反例，所有的归纳都是弱的论证），而且是把情感因素带入了论证。只是他没有意识到而已。 凤凰网那一篇把“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句话作为“结语”的文章（《中国老人，为老不尊？》），其争议性——或者说挑战性，并非仅仅在于那句并非其原创的判断，而在于它从社会历史环境和个体心理发育的角度进行追因溯源的论证方法。它突出的是对这个命题的事实判断，即，它至少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求真”的姿态，而不顾惜这个判断在价值、情感和伦理上的影响。 那么，它的作者应该考虑这些影响吗？他在做出一个判断并论证这个判断的时候，无须顾忌他人的受伤、代际的“敌视”和社会的撕裂吗？在社会意识的领域里，勇敢地确认一个事实，与在自然的领域中确认一个事实——比如地球正在变暖（或变冷）、太阳将会熄灭——毕竟有着不同的现实影响。考虑这样的影响，应当是言论的道德尺度吗？ 而从另一方面看，从价值的层面上否定那个命题的人们，如果否定了凤凰网文章论证的潜在逻辑——即一个时代的道德缺失必有其深远的道德后果，那么，我们今天对“文革”的批判及道德警惕，是不是也无形中降低了必要性和严峻性呢？ 无论是“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在表达上都是全称判断，天然有着论证的难度或缺陷。如果从演绎推理的角度来看，论证文革期间处于“成长期”的“坏人”现在“变老”，其潜藏的大前提其实是：“凡成长期道德环境匮乏的人，终生必然道德低下”。但是，这个大前提恐怕难以普遍接受，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成长过程、时代进步乃至整个国家对历史教训的反思对于个人道德的影响因素。而如果从归纳推理的角度看，仅仅根据当下新闻报道中的一些事件来论证“坏人变老”，则是明显的“轻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即“基于太少或不典型的样本得出对一个类别的整体结论”。（《批判性思维与传播：论说中的推理》）这其实往往被当作一种谬误的类型。 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针对一个群体发出整体的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无论是评论的作者还是负有传播责任的媒体，当你试图在公众中建立对一个特定人群的怀疑的时候，往往造成歧视。这在过去有过教训，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事实判断，其归纳推理难以通过“量”的检测标准，更因为，它往往造成实际的社会伤害。 那么，“老人”呢？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他们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定群体；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他们“成长期的道德匮乏”，却真的对应着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对中国社会的特定影响，本来无可置疑。但那个时代在亿万分散的个体心灵中的道德积淀，却只能“推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参与议论这个话题的人，大多数都没有亲身的、感性的体验。而有亲身、感性体验的人，恰好是这个“坏人变老”的命题所伤害的对象。这样，支持这个命题的人群，不免抽象推论或“轻率概括”，而反对这个命题的人，则很难排除自己的情感反应，或者只有情感反应。于是，这样一个命题，就很可能变成一个“代际对立”的命题，而丧失事实判断“求真”的价值。 比如，在我涉及这个议题的博客文章后面上就有这样一则留言：“我是70后，支持‘坏人变老’的说法，我也有同感。红卫兵一代的思想就是变形的，虽然个别有好的，但不能掩盖这个群体的整体精神的特征。”也有留言说：“此类文章所以热闹，因为有人需要借题发挥，制造效应，如讨伐文革需要。” 实际上，这个命题使我感到：在社会意识领域，有一些判断可能是难以被最终扎实论证的。它们或者不具有可以验证的可靠方法，或者验证的成本太大——比如，如果对现在的老人的“道德”进行大样本的调查统计，其成本中就包括从未有过的代际伤害与社会撕裂。而说到底，如果我们只是面对着现实的道德问题，难道真的需要“追因”几十年吗？ 从这个命题的特点来看，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批评，已经由以地域、阶层的批评延伸到代际的批评；而代际的批评，已经由传统的“上对下”的批评，转变为“下对上”的批评。这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因为它肯定会遇到情感、伦理的障碍。那么，这种情感、伦理的障碍现在减弱了吗？这种情感和伦理本身减弱了吗？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更为积极地看，既然这样一个命题已经被提出和争议了，那么，那个“坏人在变老”的命题不管事实判断的对错和论证力的强弱，它对于已经变老和尚在年轻的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一种道德的警醒与提升。它提醒我们，每一代人，都不是在“变老”的时候可以天然地居于道德的高位的，他们在道德上都会面临后代人的评价。在这个意义上，那么现在年轻的一代，恰恰不应以道德轻人，而更应以道德自警。 每一代人都会老去。让我们现在就有道德，为的是变老时更有尊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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